據《葉傳》記載：江青、陳伯達、康等要軍隊和地方一樣搞「文革」，「不能搞特殊」。葉帥和軍委其他領導人則不同意在軍隊開展「四大」，堅持維護軍隊的穩定。
「有人採取折衷的態度，主張軍隊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穩定」。針對這種情況，葉帥態度非常鮮明，堅決反對搞「四大」。會議焦點還集中到揪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館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會上說清問題。蕭華以沉默表示對抗。
會後楊勇在排以上幹部會上作了傳達，總政副主任袁子欽的筆電被「造反派」搶走。所以，晚上，(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就抄了蕭華的家。
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後門跑出，先跑到徐向前家，後又到傅鍾家，然後坐上車子飛馳到西山葉的住所，躲了起來。
「20日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蕭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帥氣憤他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骨。【《徐傳》】
《徐傳》的這個筆法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徐、葉二帥得知蕭華被抄家後，共同「拍案」。而官方御筆們也果真將此說成是「徐、葉二帥與中央文革抗爭」。但細看這段場景還是存在很明顯的不連貫痕跡：
徐帥究竟因何拍案?是因為蕭華被抄家?還是因為蕭華「躲到葉帥家裡」了?而葉帥「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又是在回答誰?沒有問，哪有答?
《葉傳》在此環節就透露得更詳細些：
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裡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原來，徐帥是在質問蕭華「昨晚到哪裡去了?」並很「生氣」地罵了蕭華「你是膽小鬼!」之後，才「拍了桌子」的【這裡，「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很能說明徐的「拍案」對象是蕭華，而不是別人】。
顯然，徐帥是因蕭華「躲起來」才罵蕭是「膽小鬼」，繼而拍了桌子，並不是因蕭華被抄家而激憤。
接著，葉帥才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這顯然是在回答徐帥「昨晚到哪裡去了」的質問。至於「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葉帥是為「窩藏」蕭華而表示「擔當」，並同時拍傷了右掌。【葉帥「拍案」對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當時在場的吳法憲道出了真相：「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於是引起兩位元帥之間的對抗。」「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
對此，王年一教授只是含蓄地道出：「軍隊高級將領的抗爭極為複雜」。
至此，兩帥「因何拍案對誰怒」的迷霧就大致釐清了：
徐、葉兩帥「拍案」並非如官方御筆所說的「共同向中央文革抗爭」，而是在「揪蕭」和「保蕭」問題上，徐、葉兩帥產生了嚴重分歧。
「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指責蕭華躲避造反派抄家揪鬥是「膽小鬼」，而「窩藏」蕭華的葉帥則放言「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最終導致「兩帥對拍」。
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天(1月19日)下午五時(京西賓館碰頭會散會後)，徐向前也給在西山養病(實為奉林、葉二帥之命「躲反」)的總後勤部長邱會作打電話，命令邱會作「立即回去參加文革!」。【《邱回憶錄》】
葉帥得知後，也同樣不同意邱會作回去。
但邱會作不敢違抗徐向前的命令，也不想影響元帥之間的關係，還是回了總後。邱當晚即被關押，並遭受造反派「十大刑法」毆打虐待。1月24日晚，林彪收到葉帥轉來的邱會作「求救信」後，立即派葉群親自將邱會作救出。
由此可見，中央文革陳伯達、江青與全軍文革徐向前在1月19日同時部署揪鬥三總部中的兩位首長(總政主任蕭華與總後部長邱會作)實非偶然。
周恩來在1967年1月29日與徐向前接見北京軍區造反派時曾經提到蕭華被抄家後，蕭華夫人向葉群求救的事。周說：「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爬門進去，把蕭華同志家裡的東西拿出來給我。我怎麼能收?蕭華同志的愛人給葉群打了幾次電話。她也是紅小鬼。」
這就是發生在1967年1月，全軍文革成立後，在軍隊機關發生的一段歷史事實。然「撥亂反正」後，如何「處理」這段史實，卻令官方煞費苦心：
一、「反面人物」(林)與「正面人物」(葉)共同反對揪鬥軍隊幹部，並出手相救;二、「正面人物」(徐向前)卻曾配合「反面人物」(江青等)部署(甚至下命令)揪鬥幹部;三、兩位「正面人物」(徐和葉)竟然「拍案對抗」。
實際發生的史實與官方預設的「臉譜化」模式大相逕庭，御筆們才不得不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春秋筆法」，弄成「兩帥共同向中央文革拍案抗爭」的傳奇故事來掩飾「兩帥對拍」的真相。
據查，當時參加「京西賓館碰頭會」的多達40餘人，事後與會者對此事大多保持和諧沉默。嗚呼哀哉!
董狐以為，「大鬧京西賓館」是在上海「一月奪權」和新改組「全軍文革」(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的背景下發生的。在那個複雜的環境下，每個人都不是舞台上固定角色的「生旦淨末丑」，用「好人」、「壞人」這樣的簡單臉譜是無法解釋的。
吳法憲曾曲筆為徐帥解釋「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責任……」。徐帥和眾多高級幹部一樣，也不可能在文革初期就「先知先覺」地反對毛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也是想履行好「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職責的。
而林彪對文革的態度是：一、在表態上支持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二、對地方上的文革運動採取「不干預、不參與」的態度;三、對軍隊，則反對在軍內開展「四大」，要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能亂」)。林彪主持、葉、徐、聶元帥參與制定的「軍委八條」對遏制造反派的衝擊起了重要作用。
關於林彪為穩定軍隊，保證「軍隊不能不能亂」(林彪語，見《徐向前回憶錄》)所作的努力，徐向前說過：「據我觀察，林彪當時有他自己的算盤。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向毛主席交不了帳，對他不利嘛!」
先不論徐帥主觀「觀察」(林彪的「出發點」)是否準確，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即：林彪並不希望出現「軍隊大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