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長子自殺死狀悽慘：碾碎半個頭顱

初識劉允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和劉少奇長子劉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是我國最早的核科研機構。

劉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開始時不認識，但工作時間一長，又在同一大樓，交往的機會也多起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劉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忽然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見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鏡的矮個子女同志在另一條小路邊談論什麼。那位男同志就是劉允賦，他和劉少奇長得很像，寬闊的前額，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他菸癮很大，一支接著一支地抽。他靜靜地傾聽那女同志的講話，直到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計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員，有事情找他，「狹路」相逢，就把他攔住了。後來聽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講，這是劉允斌的一貫作風：當有人和他研究問題時，從不把別人的話打斷，總是仔細地聽著，對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想法。所以他在室里聲望很高、人人稱讚。

劉允斌從蘇聯初回北京時，劉少奇在門口迎接，看到兒子，第一句話就是：「允斌，你回來了!」這是一句含義豐富的讚美詞，兒子相當爭氣，做父親的怎會不感到高興呢!

劉允斌是1939年14歲時從延安出發到蘇聯去的，18年以後32歲時才正式回到祖國，所以他對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轉了一圈，走馬觀花地遊覽了一下名勝古蹟，感到沒有多少興致。他是拋妻別子回來工作的，他在蘇聯時就立志要把所學的知識──祖國急需的核化學知識貢獻給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於是他對父親講：「我希望馬上工作。」

劉少奇考慮到他所學的專業，寫了一封親筆信，讓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機部去報到。二機部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機械工業部」，相當於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全國所有核事業單位和人事調配全由它統一管理。

劉允斌來研究所時才三十歲出頭，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不僅年紀輕、心態也年輕，很快就和室內年輕大學生打成一片，工作時他帶頭攻關，處處走在前面，休息時，他不是找這個下圍棋，就是找那個打桌球。聯歡會上，他也非常活躍，一首普希金《紀念碑》的詩歌朗誦和俄語歌曲《三套車》、《伏爾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歡迎。他跳的「華爾茲」也很優雅。很快，室里的年輕人就喜歡上了這位初來乍到的核專家。

可是過了不久，劉允斌的身影就從年輕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趕到食堂，片刻後又鑽進了試驗室。中午食堂快關門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買了一盒飯，連晚飯都在內了。晚上也是最後一個離開試驗室，有時就和衣躺一下，又起來繼續工作。原來，當時核燃料──原子彈炸藥正處在試驗階段，他要在最短時間內拿出報告。

劉允斌作為核化學研究室的一室之長、核化學專家，擔子是很重的，他也經常組織大家輪流講課，講核放射化學、核輻射防護等。我國的核科學技術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在這麼短時間內研製成功原子彈、氫彈，和這套以老帶新的學習方法是分不開的。

苦難的童年

別人總以為劉允斌出身高官門第，是國家主席的兒子，他一定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其實不然，劉允斌童年的經歷可用「歷經坎坷」四個字來加以概括。

劉允斌的生母何葆貞1923年與劉少奇在安源結婚，1925年生下了劉允斌，不久劉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環境險惡，四海為家，劉少奇覺得帶著兒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險，想把兒子寄養在一礦工家裡。這時正巧劉允斌的六伯劉雲庭來到安源，他認為孩子畢竟是劉家的後代，與其送人不如由他帶回寧鄉炭子沖老家。

第二年何葆貞單獨到寧鄉炭子沖看望不滿二歲的劉允斌，這次見面，母子就成永別。劉少奇則在十多年以後才見到兒子。

劉雲庭把劉允斌帶回炭子沖以後，將他寄養在大哥家中。劉家家境不好，對劉允斌的到來他們並不歡迎，因為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巴。除六伯之外，其他幾個伯父也避而遠之。懂事的劉允斌只好逆來順受。

五歲的時候，劉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天剛有些發白，他就拿起牛鞭、背著籮筐、帶著鐮刀，一個人上山放牛，一邊照顧比他高出一個半頭的大水牛，一邊割草，晚上背回來餵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懷裡帶的山芋，就著幾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飯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趕回家，早了會挨罵。到家也沒人問一聲累不累，餓不餓，他只好自己摸黑來到灶間，盛碗稀飯什麼的，有時連這個也吃不上，就餓著肚子躺到亂草堆上過夜。他在這個家裡成了個多餘的人。

到了七、八歲，家裡把他當成了長工，除了放牛割草，還要背犁種地。因為人小，一不小心，手腳常常劃破。有次被野狗追著撕咬，鮮血直流，他的哭聲驚動了附近幹活的人，他們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後來傷口化膿，他依舊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劉允斌長到九歲，在外幹活的六伯回來了，不知他通過什麼門路居然把劉允斌送進了學校。

1938年，六伯給劉允斌帶來了一個好消息，父親要接他去延安，連路費都寄來了。

這年7月，在六伯的護送下，劉允斌到達延安，父子終於相見。

蘇聯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中共把一批烈士遺孤和高幹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

1939年，周恩來去中央黨校講課，從馬上摔下來，右臂骨折，中央讓他去蘇聯就醫，就由他帶領一批高幹子女乘蔣介石的私人飛機，從延安出發，經蘭州、過迪北(今烏魯木齊市)前往蘇聯，劉允斌就是這批學員中的一員。

1945年夏天，劉允斌高中畢業了，這時蘇聯紅軍已經攻入德國境內，蘇聯國內恢復了和平生活，各大學相繼複課。劉允斌進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由於學習勤奮，他各課成績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蘇聯教師驚嘆不已。

他在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了一年之後，決定離開這所大學，重新報考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因為化學系有一個核放射化學專業，它直接與原子能有關，將來也可為原子能事業服務。劉允斌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這個專業學習。

跨國婚姻的悲劇

劉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國聯姻，儘管他們夫妻感情和瑟，並養育了一對可愛的子女。但由於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他們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國。

劉允斌的妻子瑪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的同學，也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姑娘，她父親是個紅軍老戰士，母親是教師，她是家中的獨養女兒，家道堪稱小康。

劉允斌對這場跨國婚姻並不是盲目的。考慮到他和瑪拉結合將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將來自己是要回國的，瑪拉能跟自己回去嗎?她父母會不會拖她的後腿，還有瑪拉在中國生活會習慣嗎?

他決定趁暑假帶瑪拉回國一趟，讓她體驗一下中國的生活，他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父親，父親很快來了回信，對瑪拉來中國表示歡迎。就這樣，1950年劉允斌在離開祖國11個年頭以後，第一次帶著瑪拉踏上回國探親之路。

劉少奇和王光美見到了久別的兒子和未來的媳婦感到很高興，破例舉行家宴招待他們。席上劉少奇語重心長地向劉允斌提出：你將來學成之後是要回國來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國需要你。並說，瑪拉初到中國，會感到不適應，你從現在起就應該在各方面幫助她適應。

於是劉允斌就帶瑪拉買了褲子，換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這一切都容易學、容易改變。最大的難題是語言障礙，瑪拉成天聽著漢語，猶如墜人云里霧裡，還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差異，一個土生土長的蘇聯姑娘，要適應中國的生活，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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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劉允斌以優異的成績從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畢業，不久就和瑪拉結婚了，婚後生活十分美滿幸福，雙方都繼續學習，劉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學核放射化學專業的研究生。

第二年，劉允斌夫婦養了一個女兒，取名索尼婭，再過兩年又養了一個兒子，叫做阿廖沙，他們小家庭和和愛愛，生活十分美滿。

1955年劉允斌畢業，獲副博士學位，到莫斯科大學化學研究所工作，擔任高級研究員。瑪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學候補博士的學位，並且擔任了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兩人收入相當可觀，生活十分富裕。

這時劉允斌接到父親的來信。說祖國很需要留學生回來服務，劉允斌一直想回來報效祖國，但這時他不能不想到愛人和孩子，這是一個多麼溫馨的小家庭啊!劉允斌試探性地問過瑪拉，願不願意到中國去?瑪拉搖搖頭，「現在我們情況不同了，我們有了孩子，有了穩定而稱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國，年邁的父母誰來照顧，誰能幫助我們照顧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兩生的中國，能夠生活得下來嗎?」

1957年10月劉允斌回到了祖國。之後出差連探親回過蘇聯幾次，每次回去，兩個孩子圍繞膝前，左一個爸爸，右一個爸爸，使劉允斌感到無比辛酸。他拼命幫家裡幹活，好像要把今後的家務全部幹完似的。瑪拉知道：劉允斌所以如此，因為他內心實在太痛苦了，想藉此減輕一些痛苦。

劉允斌和瑪拉一直保持通訊聯繫，他一直爭取瑪拉來中國。無奈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劉允斌和瑪拉的關係也就難以維繼了。

1958年，瑪拉最後一次攜子女來到中國，回蘇聯後不久，這段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從和瑪拉分手以後，劉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傾注在工作上，有時晚上也不回南區宿舍，在試驗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來再繼續工作，他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自己的痛苦。就在這段時間，他學會了抽菸。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關心他的個人生活，組織上也為他著急，當時他才35歲，怎麼能一個人過日子呢?後來一位好姑娘走進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叫李妙秀，也是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上海人。她有著南方人的溫柔、文靜、體貼，她能體諒劉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務，使劉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1962年8月，關鍵的鈽分離工廠尚未設計，蘇聯就撤走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資料。周恩來總理指示要「自己動手，從頭摸起」。中央決定在內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廠，這就是後來人們常稱的包頭202廠。

202廠初具規模以後，二機部劉偉部長調劉允斌到包頭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個核燃料工藝室併入該廠，成為第二研究室，並把同位素分離課題組的全套人馬全部調去。

劉允斌自殺之謎

「文革」風暴一來，劉允斌就首當其衝，成為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在廠里是領導幹部、技術權威，又是蘇聯培養出來的「修」字號人物。

造反派對他大聲叱喝：過去你們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實實下來勞動。劉允斌不明白自己過去在實驗室里搞科研工作為什麼不算勞動。但有一點他很清楚：勞動最光榮，勞動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勞動了。打掃衛生時，他不改認真負責的本色，對每個角落都不放過，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挖陰溝時，別人偷著休息，他一個人弓著腰，揮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自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出台以後，劉少奇成了資產階級的「黑司令」。這樣一來，202廠就像炸開了鍋，造反派林立，鬧得雞犬不寧。劉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無不以揪鬥劉允斌為榮，批鬥得愈狠，愈獨具匠心。北京城裡二機部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連夜來廠搶人，把劉允斌揪到北京去批鬥。

在這些日子裡劉允斌和李妙秀夫妻倆過著孤立無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們的好心人，也愛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對從山東來的，開始時幫他們做飯、後來幫他們領兩個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們檢舉揭發劉允斌，但他們心地善良，回答很乾脆：我們只幫他們做飯帶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見沒有油水可撈，就把他們趕出家門，封了房子。弄得兩位老人無家可歸，只好投奔也在202廠工作的兒子家中。在艱苦的日子裡，他們仍然把劉允斌的兩個孩子帶在身邊。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時許，劉允斌被批鬥了一整天之後，拖著疲乏不堪的身體、帶著滿身的傷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裡。劉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臉，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說：我的一生沒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的地方。唯一對不起感到內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這麼多年，受盡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兩個孩子拉扯大。

當晚劉允斌講了許多話，李妙秀以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發，並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風雪越來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李妙秀在睡夢中驚醒，發現丈夫不在了，急忙衝出家門，四處尋找。一直找到東方發白，才在家屬區西北方向的路軌上找到了劉允斌的屍體。他橫臥在鐵軌上，半個頭顱已經碾碎

就這樣，這位放棄國外優越生活，不遠萬里回到祖國、成績斐然的核專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43歲。唯一留給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離家前整齊擺放在寫字檯上的手錶和鋼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