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
從我一生的經歷來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滿風浪，有憂有愁啊!
第一、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一、鄧小平關於學潮的談話
1986年12月中下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遊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後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了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胡耀邦寫信給鄧小平請辭總書記
鄧小平同志談話後，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三、鄧小平提議舉行黨內生活會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後，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決定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會議要注意四點：第一，不要說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第二，不要涉及到個人的品質，不要因為胡犯了這個錯誤，就說他的品質如何，對品質不要加以評價;第三，不要提「團派」，因為胡長期在團中央工作，社會上也有這種議論，認為批評胡耀邦，實際上是要打擊「團派」;第四條大概是：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圈子，那個人是什麼圈子，即屬於宗派性質的問題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託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由薄老主持會議。1月8日，中央辦公廳就此發出了《通知》，還規定了到會名單。
我記不清楚生活會是開了五個半天還是五天半了。會上有口頭髮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資料。
四、我的長篇發言
會議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喬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們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會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講了半個小時。第二個發言的是我，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12日上午沒講完，13日上午接著又講了近一個小時。兩次發言合起來有3個半小時。
在批評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評，然後是對胡耀邦同志進行批評，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一、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三、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的問題;四、關於「左」和右的問題;五、關於對幹部的任用問題;六、關於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的問題。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後，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於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當時，黨內外和港台都謠傳、議論，各種說法很多、也很離奇，說鄧小平主張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力群謊報軍情、誇大其詞引起的。我的發言澄清了事實。
我發言的基調是平和的。沒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語言，只是如實地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沒有發揮，沒有上綱，更沒有給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當時的心情來講，是誠誠懇懇地幫助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因為有這樣一種心情，我說到有些地方的時候，還掉了眼淚。
胡耀邦同志聽了、看了我的發言，究竟有什麼意見，是不是大發脾氣，是不是從此記恨在心，我不能推測。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還是留給後人去評說吧!
我的發言是有稿子的。為了真實地反映歷史，我把生活會上的發言一字不漏地抄錄在下面：
非常擁護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講話。非常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召開這次黨的生活會。希望而且相信這個會能開得很好。建議今後每年至少開一次這樣的會，相互交心，相互批評，相互幫助，相互監督。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可以幫助這個集體少犯錯誤，至少不犯大錯誤。是不是可以說，在座每個同志都需要這樣的幫助和監督。
同意剛才秋里同志的發言。
先做自我批評。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以後，我事先沒有請示，就向新華社分社社長會議、紅旗聯絡員會議傳達了會議內容。這是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
在這以後，一天喬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裡。小平同志說，昨晚耀邦同志來，說你把擴大會議內容傳達了，很多話是好的，但是說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問題。我向小平同志負責地聲明，我沒講這話，但我沒請示就傳達，是嚴重錯誤，接受小平同志批評。接著，我把傳達的錄音稿送給耀邦同志，並向耀邦同志做了書面的自我批評，保證以後不重犯這種錯誤。整黨開始，我在書記處研究室黨員大會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評。整黨中我向中指委的檢查，也寫上了這一條。在書記處幾位書記談心會上，我也做過自我批評。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次鄭重地就這一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並懇請同志們對我進行嚴肅批評，監督我以後不再重犯這類錯誤。
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中指委確定，宣傳文教戰線要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清理和檢查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問題。由於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訪日準備，喬木同志集中時間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宣傳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這過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問題發表意見。現在看來，那些意見還是站得住的。但工作過程中確有失誤。
1.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講到工作步驟，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進行，先黨員負責幹部後一般黨員幹部，先黨內後黨外，地縣什麼時間傳達，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看來不應由省、市、自治區自己，而應由中央決定。各地很快往地縣傳達，出了一些毛病，和這個部署有關係。
2.原來決定，十一月中旬前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我請郁文同志(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邀中央一級報紙總編開會，請他們結合自己的特點和工作對象準備評論、社論。由於我沒有交待清楚，廣播電視部同志也到會了。他們聽到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區廣播電視機構，立即採訪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請他們就此表態，於是廣播、電視、新華社、報紙紛紛發表消息，有時一天之內三四個、四五個、五六個表態，在幾天之內造成相當緊張的氣氛。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不應責備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二中全會以後，從反對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讓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這個過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對耀邦同志的一些說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按照黨性原則向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及時地、系統地反映這些情況和提出我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我的最嚴重的失職。
多年來，我還有其他方面的缺點錯誤，例如對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當等等，懇請同志們進行批評。
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會上的檢查中說，他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同意他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只希望並建議他，檢查的思路再寬一些，認識更深一點。同時我認為應該肯定，耀邦同志這幾年來做了很多工作，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實現新老交替、熱心建設、熱心改革等等方面，積極努力，成績顯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取得這樣大的成績，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這需要也應該充分肯定。我們要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也要有意識地充分肯定和保護他對黨的貢獻和取得的成績。作為自己的同志，我們批評他的錯誤不講情面，但是絲毫不應該誇大他的錯誤、抹煞他的成績。批評他的錯誤，目的是為了幫助他，使他繼續為黨做更多工作、更大貢獻。這不只是對耀邦同志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整個黨的利益的問題。
我想本著這個精神對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評。如果有不符合這個精神的地方，請同志們指出，也請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檢查的順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實，努力遵循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講一些意見。
1.關於統一思想
中央整黨決定規定，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統一思想，就是進一步實現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
這個決定，是全會一致通過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視部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說：統一思想的問題，「一是樹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對社會主義、對黨，包括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對整黨，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創新路，沒有改革，什麼事都辦不成。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好解決。」四項基本原則不提了。
《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談談統一思想問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發表。文章說，「前幾年的思想問題已經解決了，就不要糾纏了，這次整黨重點應該放在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上」。「前幾年的思想問題」，講的就是堅持還是抵制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所謂「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文章講了三個：「第一，是否堅定不移地承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對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項奮鬥目標有沒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各項工作是否服從於、服務於全黨的奮鬥目標?」這個第三點，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上講的，統一思想「重點是現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端正不端正」，以及對「使自己領導的業務工作偏離中央的方針、路線」的批評。根據這個思想，書記處部署整黨，安排聽一百多個部委的匯報，實際上就是一個題目，即端正業務指導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耀邦同志沒有接受，還是一直這樣匯報下去。
在這期間，他對我們宣傳部門的同志說，宣傳工作部門要學習經濟、熟悉經濟、宣傳經濟。這當然是對的、是應該做的。但是，他不提經濟工作的方向問題和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也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證經濟工作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問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講，「要切實做到整黨、經濟工作兩不誤。整黨和經濟的關係是，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後來，《人民日報》根據他這個意思寫了一篇社論。社論稿由喬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說，他不同意喬木同志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們在福建三明市召開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會議。在小組會上，幾個省的同志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說他們到地方講話，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會上情緒很激烈。我沒有把這個情況向耀邦同志報告，是不對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憶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門同志談話中，有沒有這個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說到，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顧經濟、忽視政治的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這個意見的。但作為總書記，對這個意見重視到什麼程度，怎樣考慮整個工作的部署?從我接觸的情況看，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到，小平同志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後，他頭幾年是結合解決一些黨的工作問題、思想工作問題貫徹了的。我翻了一下手邊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講話，證明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儘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項基本原則的字樣，但是他講話的總的精神還是體現四項基本原則的。也正如上面所說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他就很少講或者不講四項基本原則了，甚至別人講四項原則，在他還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對這樣重要的理論，我沒有聽到耀邦同志有什麼反應，在工作中有什麼部署。他檢查中說，六中全會期間小平同志和他談話時突出地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把他喚醒過來。這很值得深思。
2.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是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
先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個講話中用過。同年九月二十幾日，我在一個會上，又說過「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這樣的話，報紙發了消息。十二屆二中全會後，耀邦同志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用過「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數也不少。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講話中只用了「清理」，沒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轉發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時，也是按小平同志說法，用「清理」而沒有用「清除」。有同志說，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鄧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這個事實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來，對待精神污染，要反對、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問題的實質不在用語，而在對待精神污染的態度。在這點上，確實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講「清除精神污染」，同楊力宇的談話中還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概念是站得住腳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談話中卻說，「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主要是怎麼樣的提法更準確一些I。要講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裡說的「決議」，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號文件，即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時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喬木同志講這個意見。喬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的來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結果送喬木同志，喬木同志轉耀邦、紫陽同志。他們兩位圈閱了。當時曾考慮研究改變提法的問題。
可是耀邦同志這以後不僅在黨內黨外到處講這個問題，而且還向外賓講。三月十八日，他會見日本外賓，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國之音」向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議新聞司按如下口徑答覆：「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賓的上述談話，不同意這個答覆，另起了個稿子。我們也不同意，又起了一個稿子。連同外交部的共三個稿子同時送請紫陽同志審批。紫陽同志批示：「我覺得還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好些，如需要，書記處再議，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國前先議一下此事，對外久拖不答，影響我國對外形象。請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陽同志意見辦。」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紫陽同志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思想文化領域各部門按照國家憲法規定的原則以及黨和政府規定的正確政策，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我們開始時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我們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當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發揚健康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是經過中央常委、書記處、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反覆斟酌，取得一致意見，又經過人大通過的。
因為不同意見在黨內外以及國內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許多議論、猜測，並由此產生各種謠言。那些不滿反對精神污染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發動了全面否定反對精神污染的攻勢，執行二中全會方針的同志感到壓抑。
八月間我在北戴河報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賀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幾位黨員文藝工作者骨幹討論五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會上，趙尋同志發言，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在文藝界有很多混亂，原因很多，其中有別有用心分子的挑撥，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從印發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領導同志說法不一。他引用了對外友協廣為印發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賓的談話，趙尋同志同時解釋說，可能整理得不準確，接著引述了耀邦、紫陽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態。馮牧同志把這個情況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反映以後，耀邦同志召集幾個人的會，有賀敬之同志參加，對賀提出嚴厲批評和質問。接著，非黨組成員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揚同志委託，在文聯召開黨組成員及非黨組成員連續幾次開會，尖銳批評趙尋同志膽大妄為、攻擊耀邦同志。這期間，中央組織部還專門派人到文聯調查趙尋同志問題。由此造成了文聯黨組內部的分裂。文藝界、知識界還廣泛流傳，說賀敬之同志主持的那個會，是背著中央書記處開的，是文藝黑會。接著又把五次文代會籌備組下的報告起草組改組了。我認為，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書記處成員聽取作協四大籌備組匯報。張光年同志問，報告中沒寫精神污染，怎麼樣，行不行。又問，報告中寫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徵求意見時，兩位同志不贊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論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自己的工作失誤主要表現為：第一，把這一口號擴大到全社會;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聲勢。因而出現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發覺了，糾正了。這次會議不要再提這件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創作自由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應保證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創作自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起來，因此這次會議也不要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還是提『肅清封建主義的餘毒，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為好。」這是記錄整理稿，還講究了一些分寸，原話就更沒有分寸了。也應該說到，耀邦同志還提醒大家，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過來批判，如果反過來批判就很不好了。籌備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大期間，大約一年多時間裡，根據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中宣部組織人事小組，廣泛征取各方面意見，稍微知名一點的黨內和黨外文藝『工作者的意見都徵求了，提出了文聯、作協兩個文藝團體領導班子的初步名單。在上面說的那個十二月二十日的會上夏衍同志問，這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耀邦同志回答：無效性。他還說，群眾團體領導人由他們自己去選。並輕率地說，黨組也由他們中的黨員自己選，報中組部備案就行了。
作協四大情況，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張光年同志原來的目的，是想點起火來，燒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違反他們的意願，一起燒了小平同志，也燒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以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吳祖光在會上講，清除精神污染，是共產黨的恥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他們到處散布，說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運動的運動。他們否定對《太陽和人》的錯誤的批評，否定對《騙子》等作品錯誤的批評。夏衍同志會後講，作協四大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劉賓雁到處講：這次會提出創作自由，是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接著就是離開憲法，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大講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時甚囂塵上。王若望造謠造到小平同志、紫陽同志身上，宣揚不僅要引進資本主義的設備、資金，而且要引進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文化。散會後，各地傳達，浙江、甘肅等地這些人大肆活動，說執行二中全會決定，批評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後又是各協會代表會的召開。幾個重要的協會，會開得亂七八糟，人們說，比資產階級的議會還糟糕。很多。同志說，這是建國以來文藝界從未出現過的醜聞。當時中宣部有的同志講，反對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糾正了，但後來造成的思想混亂，是要長期發生影響的，很難改變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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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混亂情況，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講了一篇好話，即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正確闡述黨的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隊伍問題的同時，闡明了創作自由與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講了反對精神污染問題，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原則。講話又說：「』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這裡要說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兩次找我談話都說，「精神污染」是他提出來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為什麼不能反對。又說，他在二中全會的講話沒什麼錯，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談話，在座的有林澗青同志。他當時正在幫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請他把小平同志談話整理出來，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報告了耀邦同志沒有。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稿，我曾參加修改。當時沒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這段話報請小平同志審批，這是我應該檢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藝幹部開座談會，講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設新生活的感情掛起鉤來，同時代精神掛起鉤來，反映人民創造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實踐。這次講話主調是好的，缺點是沒有提醒文藝工作者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後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污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志並請轉報耀邦同志。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制、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志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只限於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志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志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麼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當。我這裡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志關於中國全面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志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污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志到他那裡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志，要喬木同志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麼樣。我請龔、鄭匯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志的一些設想。小平同志說，不能講那麼多問題，只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小平同志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志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志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志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志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里從事那麼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志為周揚同志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志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面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志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頁多，就周揚同志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志觀點和王若水同志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志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志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志中的兄長來尊重。
這裡還要向同志們介紹一個情況。在準備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的過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說，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小平同志就此講了一些話，因為過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現在把有關這個問題的談話的全文念一下：
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需要寫有份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從一九八三年二中全會到這次學潮以前，在對待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幾次反覆。
第一個肯定，大體上可以說，從二中全會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其間發表了喬木同志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文章。這個時期，總的形勢是好的，儘管具體工作上也出了一點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是在認真執行二中全會決定的。絕大多數黨員一致行動，同各種精神污染的現象進行了鬥爭。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檢查。總之，正氣占上風，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氣剎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講話，接著同日本外賓談話後，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種種說法傳播起來。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陽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的工作，並且說，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國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個報告，對堅持中央方針、反對精神污染的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有所收斂。九月，耀邦同志嚴厲批評賀敬之同志主持召開的那個文藝問題的會，「背著書記處」呀，「文藝黑會」呀等謠言廣為傳播，使反對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壓力，而抵制二中全會的人則越來越神氣，活動越來越頻繁。從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講話，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協四大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占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到作協四大，由於耀邦等同志正式說，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們認為他們全面勝利了。所以才有所謂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的說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動，非常囂張。同精神污染進行鬥爭的同志被稱為「清污分子」，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不少同志還能頂得住，也確有一些同志由於從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態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壓制的情況，感到非常悲觀。有的同志甚至說，他們被出賣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四月十一日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再次肯定反對精神污染是對的。特別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關於理想紀律的講話，五月、六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以及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和五位常委講話的傳達、學習、執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對的。全國的形勢越來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開活動減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寬容、寬厚、寬鬆等等一套，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又活躍起來，在各種範圍進行串連，舉行各種大會小會，發表演講、文章。六中全會的召開，以至於六中全會決議的發表，不但沒有制止他們，他們反而抓住他們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大造輿論，不僅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公開宣傳全盤西化、三權分立，美化資本主義，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同志，醜化黨，醜化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搞資本主義，等等。他們的宣傳，毒害了我們的青年特別是大學生中的相當多的部分，種下了這次學潮的惡果。
這兩次否定，對黨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對於耀邦同志本人來說;也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堅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對他印象不好，也沒有討到那些堅持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歡心。兩方面的人有一個共同印象：一陣子這麼說，一陣子那麼說，反覆多次，很難說他哪次話是能夠信任的。
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後，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胡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著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後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後，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後，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後，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後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
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訓練。這些年來，我深感我們的許多幹部包括一部分高級幹部馬列主義基本訓練很不夠，理論根基很不牢固。我們已經組織八、九十位同志編選了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還有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已經出版，即將出版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總題目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建議，中委、候補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職，各省、市、自治區黨政的正副職，大型企業黨政正副職，指名分期到中央黨校學習，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講的，在學習、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上，也不能退居二線。可以採取自學辦法進行。
最後我想說，從總體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錯誤，只要認真對待，認真檢查，認真改正，會成為更好的同志。我懇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動地、積極地清理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極方面，如實地珍惜和保護自己的積極方面。各人有各人的帳，帳少的少還，帳多的多還。特別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同樣觀點的同志，在幫助耀邦同志的同時，也幫助幫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發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再次懇切地請求同志們批評，請求耀邦同志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