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毛澤東發動批周會議和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礎。名為「批林批孔」實為「批周」的運動，周恩來既是運動的領導者也是被批者。毛澤東發動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務。「文革」開始，天下大亂，毛澤東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在王洪文和鄧小平組成的政治格局穩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反過來整治軍隊，為未來的接班人打下基礎。此時，鄧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澤東一手促成，周恩來並不是中共官方所認定的主動積極，而是被動、消極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關係在1973-1974這段時間裡是非常淡漠的。周恩來的病情發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狀態，使毛澤東決定停止「批林批孔」運動。鄧小平在1975年初終於獲得了更重要的職務，掌握了更多的實權，全面代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選自司馬清揚、歐陽龍門合著《新發現的周恩來》。
1974年4月4日，周恩來與鄧小平一同前往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弔唁法國總統蓬皮杜
劉曉波先生認為：「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制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復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後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就歷史上的淵源來看，鄧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鄧小平在文革中始終是毛澤東手中進行權力鬥爭的一枚重要棋子。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是毛澤東一直想用來替代周恩來的最重要的人選!
1、毛、周、鄧的三角關係
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三者在長達近50年的交往中，其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早期在蘇區形成的關係，及其所造成的的影響遠遠比一般人認識的要深刻的多。周恩來隱瞞博古成為「總負責」的真相，無疑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不滿的根源。自周恩來到蘇區後，毛澤東頗受壓制，「寧都會議」周更是難辭其咎。長征開始以後，周恩來更是不買毛澤東的帳，以至多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恨恨不平的對王力說「老是四票對三票」(指周恩來、李德、朱德、博古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筆者注)毛澤東更是在衛士面前講過「此人當初是要殺我的」。此人有傳為博古，據筆者採訪得知實指周恩來。其後周恩來又在抗戰初期緊跟王明，雖然在延安整風，周恩來向毛澤東輸誠，甚至說自己是犯了罪惡的，在組織路線上再也沒有背叛過毛澤東，但是1956年關於「反冒進」的爭論，使得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的政治路線表示懷疑。除了周恩來對於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忠誠以外，周恩來的組織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澤東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態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整倒劉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後，客觀的形勢讓周恩來處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為此周恩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雖然周恩來可以通過毛澤東要求其做40-50分鐘的檢討的機會「趁機」做上7個小時來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澤東最後還是沒有放過周恩來，一直到周恩來在恐懼中死去，周毛關係徹底結束。
鄧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復出，蘇區的經歷也至關重要。在1972年毛澤東解放鄧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條就是「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1937年紅軍整編，名不見經傳的鄧小平出任129師(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軍——筆者注)政委，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鄧小平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聽從命令，千里躍進大別山，不計自己損失;其二是軍事指揮才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抗美援朝時候一度作為志願軍統帥的人選。建國後高崗事件，鄧小平因為向毛澤東揭發高崗而獲得毛澤東的進一步信任。作為建國後的更重要的一筆政治資產則是來自於蘇共二十大。鄧小平明確不同意赫魯雪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鮮明對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時候被毛澤東表揚。作為「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實際主持「反右」運動的鄧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須痛加打擊，右派實際同地主富農等一樣屬於敵我矛盾，決不能手軟，必須趕盡殺絕。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澤東當著赫魯雪夫的面高度評價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原則性一詞同「反右」的成果分不開的。1959年4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從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鄧小平先後七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共談判。1963年7月21日，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堅決「反蘇修」的。可以說，從反右到批教條主義，再到大躍進，直到「九評」，鄧小平可謂就是毛澤東的代言人，意氣風發的走了一路。鄧小平同時對毛澤東的宣傳不亞於其它人。在建國以前，鄧小平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鄧小平在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時候也是很左的。整個60年代，鄧小平不僅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關係。在1962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他強調說，幹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導的那些東西，也一直堅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政治學習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辯解。但是文革後，鄧掌權後，這些年中鄧小平的講話幾乎很難得到。原因不外乎在於維護自己的形象。(筆者認為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經濟建設為忠心還是對的。當然同時忽略了法制的建設，終是釀成了嚴重後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那個關於鄧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別提到——當年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因此，無論是能力還是政治素養，鄧小平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這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長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預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馬」的鄧小平的復出僅是時間的問題。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也有不滿，主要是在經濟路線上的分歧。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雖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國勤工儉學階段，但是二人並無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階段。周恩來是當時的風雲人物，而鄧小平則默默無聞，並不是所謂的在「組織和開展『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鄧小平則在後來回憶道：「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位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尊敬的人。」鄧小平的說法顯然是應景之詞，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屬實。從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海共事。鄧小平先任利瓦伊漢(秘書長——筆者注)的手下的秘書，後任中央秘書長，此時的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二者的交往也實屬有限，而且並無類似毛澤東和鄧小平被劃到同一個路線上的經歷。1933年5月，鄧小平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時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也是打擊毛主義路線的決策人之一。建國以後，鄧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主持書記處的工作。而周恩來對中央書記處是有怨氣的。歷史證明，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說不上親密。
2、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歷史沿革與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有把周恩來趕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討論《歷史決議》時指出，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想把周恩來趕下台，曾經就此事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周恩來的功勞很大，不能這樣做。相互印證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於1952年7月就曾向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並主持政務院工作，同時周恩來亦提出不再擔任中央機關總黨委書記。李志綏也在其回憶錄中談及，當初「反右」時，毛澤東意在「右派」把矛頭指向政務院、周恩來，但是「右派」們卻是要「輪流執政」。毛澤東此計流產。1958年，毛澤東借「反反冒進」終於得以嚴厲批判周。鄧小平在南寧會議上，是批周恩來最厲害的一個。王海容說毛講周恩來最怕鄧小平，南寧會議批周，別人都批不倒，就是鄧小平發言批周最厲害。筆者認為，在1958年，毛澤東的打算是啟用鄧小平來代替周恩來而非流傳甚廣的柯慶施。但是眾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開。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的時候，曾經構想一個由林彪、鄧小平和陶鑄三人形成「三架馬車」，來代替原來的劉少奇、周恩來格局。因此在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兩次重要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並未下降或者動搖。劉少奇倒台之後，「九大」開過，鄧小平復出的時機已到。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提起鄧小平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代周恩來，完成文革發動後的未竟目標，但是自己「跳」出來的林彪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後不久従康生處拿到張春橋的叛徒材料，然後上報於毛澤東。林彪和張春橋的矛盾在毛澤東看來，是否定還是肯定文革的問題。因此解決林彪問題遠比鄧小平的復出要緊迫的多。
另一方面，雖然毛澤東多次吹風劉、鄧要分開，但是這只是少數範圍內的談話，並沒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關於鄧小平的談話以及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等。中共中央發出的一系列文件，諸如中央熱烈祝賀各省、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的賀詞中，無一例外的都是點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國人民解釋這個事情仍舊是不小的麻煩。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在解決鄧小平問題的批示中還要點明「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給自己一個台階和向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報告沒有提鄧小平以及「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話，但是在上層領導人中並沒有達成共識。周恩來1970年11月4日關於清查「五·一六」的談話中還點了鄧小平的名字。
因此，鄧小平在開「九大」或者之前復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雖然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筆者認為進政治局是萬萬不太可能的，特別是聯繫到後來鄧小平復出的過程。因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復出都是經歷相對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同王洪文的升遷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慮到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時的既定目標，「九大」之後，如果此時鄧小平復出且能和林彪搞好關係，則對於在「九大」之後「倒周」的行動是相得益彰的。
有數據說，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應該較快地告一段落了。鄧小平復出的機會也來臨了。無論是出於那種情況，有資料證實此時，毛確實有想讓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周恩來以惋惜的口吻說)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鄧朴方回憶：總理一直沒有忘記過父親，但他很謹慎的，特別是在父親的問題上他不能多說話，想多說也不能多說話。我看到一個材料，一次在廬山的時候，提到曾設想讓鄧小平上山開會的事情。當然我想，一定是總理和毛主席曾經談過這個事情，才有這種可能。」但是筆者認為，考慮到周恩來對待彭真的復出的態度，此時的周恩來是不會表態同意鄧小平復出的或者也是極其不積極的。
無論如何，在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對於林彪與鄧小平的評價「變調」了許多。周恩來在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說：「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団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裡，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為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為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為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周恩來說：我們在廬山會議受到了教育，不然我們都是「天才論」證。在座的都知道了，三個副詞，「天才」我們都贊成了，還有一個「創造性」，然後又加上一個「全面」，三個動詞，「繼承」、「扞衛」、「發展」。「扞衛」倒是鄧小平提的。三個副詞，三個動詞，主席一看那麼多，就把副詞勾掉了。副詞往往起副作用。有三個動詞就講清楚了。期間折射出來的對林彪的貶低與對鄧小平的表揚，是不同尋常的政治氣息的變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對於鄧小平的說法還多有不同：周恩來說三個副詞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鄧小平的復出第一個是得益於「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加快解放老幹部的政策。「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復出的政治意義比其實際意義要重的多。這也是鄧小平復出緩慢的另一個原因。從毛澤東的8月14日的批示到任命副總理竟然費時8個月。鄧小平隨後的升遷同周恩來地位的削弱在時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或者說鄧小平就是踩著周恩來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來的，是毛澤東嚴厲批判周的結果。毛澤東啟用鄧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成功讓毛覺得「反客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讓毛澤東覺得要把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徹底打掉。不僅是外交上的，周恩來因為作為解放老幹部的具體執行人而大獲人心的事實，也引起毛澤東的忿忿不平。
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之後，只是參與外交活動，雖然說可以參加有關外交事務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因為外交政策都是毛澤東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討論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復出後參加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竟然是在11月份的批周會議!因為一直沒有可以讓鄧小平表現的機會，因此「十大」上鄧小平僅是中央委員。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可謂少而精，一語中的，使得周恩來百口莫辯，大獲毛澤東的歡心。隨之而來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並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雖然鄧小平此時的頭銜不少，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實權，真正參與的還是外交事務，特別是作為中國聯大代表團團長參加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鄧小平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鄧小平從1973年的復出到1974年10月以前同江青為首的文革激進派關係良好，並沒有什麼衝突，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表現更加滿意。這也是鄧小平能夠一直穩步升遷的重要前提條件。
根據《周恩來年譜》和有關《鄧小平傳記》等，周恩來和鄧小平從1973年3月個人見面以後直到1974年10月份才有個人見面!周恩來從1974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長期的住院，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直到10月6日鄧小平才赴醫院同周恩來見面，還是因為鄧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緣故。據此，可以判斷出6月1日以後鄧小平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周恩來知道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人」，即使就是回來替代自己，也要努力為之。這或許是周恩來的偉大和無奈之處。因為對於周恩來來說，最要緊就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無論是何指示。對此鄧小平在1978年曾經指責過周恩來做事既虛偽又無原則。
無論是鄧小平的外交工作，還是在國內同文革激進派的配合，都讓毛澤東覺得滿意。繼「批林批孔」之後，國內形勢的惡化，以及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都讓毛澤東覺得，要徹底的「交實權」於鄧小平。這才是鄧小平在1975年能夠大刀闊斧的整個背景。而鄧小平在1975年年初的任命，標誌著周恩來的政治生命的結束。
3、鄧小平復出的過程
（1）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和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上上，不僅是林彪、江青、謝富治等人攻擊了鄧小平，周恩來也攻擊了鄧，並在倒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筆者認為這正是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安排，利用當時的大局趨勢，作出的自保行為。在這種形勢下，儘管毛澤東有意，鄧小平也不得不暫時退出政治舞。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批評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實際上，在書記處，是彭真仗著劉少奇的後台，大權獨攬，鄧小平自覺退讓，大大減少了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的機會。有黨史專家說鄧小平自認為同毛澤東的理念有差而自覺同毛澤東疏遠，以避免直接衝突的機會。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這個批評毫無實質內容。在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出檢討上，毛澤東作出了「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最高報刊點名，意味著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鄧小平立即作出反應，於4月3日致信毛澤東「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毛澤東通過汪東興捎信給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而「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來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還是可以的。鄧小平的駐地還派有解放軍保護。毛澤東還把戚本禹編輯的《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中的鄧小平言論刪掉。在鄧小平提出要求面見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後，毛澤東同意了，並再次告訴鄧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毛毛說「看到主席態度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
毛澤東在給鄧小平希望的同時，也懲戒了鄧小平在1960代初期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經濟路線上的分歧。1966年7月18日和8月5日，鄧小平接連被批鬥。鄧小平因抄家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毛澤東此時在上海。即使毛澤東在9月份回到北京後，也沒有見鄧。在懲戒的過程中，鄧小平沒有受到殘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殘，毛澤東還是高抬貴手，亦證明了毛澤東的政治安排。
根據王力的回憶，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但是1967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亂，鄧小平絕無在那個時期重新出山，毛澤東只能讓鄧小平繼續冷藏。
筆者認為王力可能會誇大其辭，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腳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占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讚揚了林彪。
1967年9月24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還說：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1967年11月5日，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於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毛澤東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六三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說：「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筆者註：毛澤東關於『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的說法現在已經證明是謊言。)
八屆十二中全會來臨之際，鄧小平應毛澤東要求於1968年6月20日對於自己的錯誤作出檢查，特別是對歷史上的疑點——紅七軍「逃兵」問題作出詳細解釋。鄧小平最後表態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繼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因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專門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加以澄清：「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張雲逸插話：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藉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志死前也揭發過此事。)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里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來他歷史上投敵叛變自首這一類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可以給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開除黨籍，最好還是找點工作。一說工作，許多同志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作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
「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
在「九大」的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叮囑陳伯達「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因此報告上不要寫成「劉鄧路線」亦即「劉鄧要分開」。陳伯達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是知道毛澤東的意圖的。
由於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因此在1969年的戰備疏散之前周恩來也是「愛莫能助」。1969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汪東興直接通知鄧小平要遷往江西。因為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這次戰備疏散，周恩來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號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因此1969年10月18日，周恩來與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通話，要省革委會妥善安置即將去江西的陳雲、鄧小平、王震及其家屬，生活上要給予照顧。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會準備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時，即告;對鄧安排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據此，江西省革委會重新調整了方案，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周恩來之所以強調交通便利問題，是緣於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臨行前的頭一天，10月21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對於他的處理，重申對中央和主席做出過的保證，以一個普通黨員和社會主義公民的身份，盡力工作和勞動，並希望將此信轉報主席和黨中央。此信由汪東興轉呈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本人看到了。鄧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前來接機：「鄧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11月26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要求把滯留在機場的行李託運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運到。「同志」，就意味著鄧小平問題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行李運到，說明「汪東興之路」仍然暢通。
（2）邁出關鍵的一步
直到毛澤東在1972年8月14日圈閱鄧小平的信之前，周恩來對於遠在江西的鄧小平都是「漠不關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在11月6日在江西聽取了《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的傳達。11月8日，鄧小平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鄧小平首先向毛澤東表態對文革的看法「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接著提出來了自己的要求「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鄧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澤東提及自己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孩子們，藉此探測毛澤東的態度。
果不其然，毛澤東並沒有回覆此信，而是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毛毛說：鄧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學的的事情得到了解決，這說明毛澤東仍在注視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同時，毛澤東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在同張茜等人談話時，把鄧和在當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筆者註：在所見所有的材料中，並沒有發現周恩來如何告訴陳毅的家屬以及陳毅的家屬在這方面的回憶。張茜後來整理的同毛澤東談話記錄也無此事記載。)1月24日，周恩來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來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談到鄧小平問題時說，林彪就是要把鄧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
[page]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學以及形勢變化，特別是被通知可以參加黨組織生活的鼓勵，鄧小平在1972年4月22日再次給汪東興寫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還提出要求經濟上的幫助。汪東興收到信後，於5月30日批道：「鄧小平同志又來信，信中要求解決錢和人的問題。我建議把鄧的原來工資照發。」並請將此信報周恩來批示。6月27日周恩來批示同意。
事情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鄧小平在8月3日向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保證永不翻案的信：「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鄧小平8月3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會送出通過江青轉交毛澤東的。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收到鄧小平從江西寄給他的信，非常高興，很激動。這封信主席看了兩遍。
毛澤東在8月14日作出了那個著名的批示：請總理(周恩來)閱後，交汪主任(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毛澤東強調了鄧小平的歷史：(1)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2)沒歷史問題。(3)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而且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雖然當日，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立即照辦」並且當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內容，但是卻沒有了下文。毛澤東的批示固然重要，鄧小平不再是「走資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並沒有明確提出對鄧小平的職務作出具體的安排，因此毛澤東雖然幾次提起「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鄧小平的復出安排仍然無法具體落實。毛澤東把「球」踢給政治局，試探政治局的反應。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林彪倒台後，以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夥的勢力大大加強，對於像鄧小平這樣的老幹部的復出，他們堅決反對，形成了強勁的阻力。」事實上，根據《周恩來年譜》從8月15日周恩來在政治局上傳達毛澤東在8月14日的批示後，無任何記錄顯示政治局再次討論此事。周恩來也無任何積極熱心之舉。
此時的國內形勢又增添了很多變量。在1972年，面對林彪事件後黨內外日益增長的種種懷疑以及對否定「文化大革命」傾向的日益增長，毛澤東不得不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已經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包括調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為這場「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來說，毛是絕不允許從指導思想上批評和否定「文革」。因此當周恩來在貫徹毛澤東的「糾左」思想時，牽涉到文革意識形態的批判時，毛澤東不得不出面糾正周恩來的「錯誤」。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第一次表示對周恩來的不滿。伴隨著批周，鄧小平的機會也來臨。筆者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表明，毛澤東在12月17日批周和12月18日周恩來致紀登奎、汪東興的信之間有何直接因果關係，但是筆者認為二者之間絕非巧合這麼簡單。而且根據以後事態的發展，鄧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來受到的批評在時間是非常同步的。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當日，周恩來還約見了紀登奎和汪東興二人。四個月過去了，周恩來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而是要紀登奎和汪東興替鄧找個位置。周恩來的小心翼翼躍然紙面。
汪東興的提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澤東的看法，這才是周恩來此信的關鍵之處。1972年12月27日，紀登奎、汪東興就安排譚震林、鄧小平重新工作事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將譚調北京安排工作。鄧仍任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周恩來收到此信後表示：譚事可先辦，鄧事待請示主席後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對於鄧小平復出的採取非常謹慎的做法，而非「鄧小平被打倒後，周恩來盡己所能，給予鄧小平最大的照顧，後來又竭力創造機會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周恩來在鄧小平的復出上是毫無建樹的，即使毛澤東點了頭，周恩來也要等待毛澤東的再次確認，因為鄧小平畢竟曾經是「第二號走資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導致被動。同時亦因為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這也是鄧小平才姍姍「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釋周恩來為什麼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周恩來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鄧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要讓鄧小平復出。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大員根本不可能贊同，於是便百般阻撓，從中作梗。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不過，這次讓鄧小平復出，是毛澤東的決定，中央文革再心懷不滿，也未能得逞。」
筆者對此認為毫無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澤東的明確意圖下(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後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斥責，絲毫不敢「違毛辦事」，汪東興對於鄧的任命推薦，政治局成員都明白是毛澤東的建議。)是不可能說出反對意見。毛毛在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說「周恩來急於要讓他的老戰友鄧小平儘快復出，周恩來知道，鄧小平復出，將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並完全可以頂替他的工作」的說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至少可以認為鄧小平的回歸可以大大增加對抗周恩來的力量。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張春橋為此還批評上海造反派「為什麼還稱鄧小平為第二號走資派?」。
在1973年11月的「批周」會議上，不僅鄧小平的表現是合格的，在接下來的近兩年的時間內，鄧小平同江青等人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復出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夠反對江青。1973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以籌備黨的「十大」為主題的工作會議上講：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這應該是實情。
直到1973年的3月9日，此時周恩來已經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取得兩周的病假，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即批告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鄧小平本人閱，並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終於正式復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發出《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國內黨史界不少人探尋「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說明了「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誡。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1972年5月中旬，在例行尿檢中發現周恩來得了膀胱癌。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5月底，毛澤東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則說：毛澤東的三條親筆批示是(1)不治療;(2)不要告訴周、鄧;(3)搞好營養。
張玉鳳回憶：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毛澤東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並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毛澤東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筆者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德懷竟然被毛澤東允許做手術。)
1972年8月4日，周恩來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5日。同年11月，鑑於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事實上，周恩來的病情變化，毛澤東一直是了如指掌。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以至整個抽水馬桶的水都變成紅色。醫療組很快把報告上呈中央即毛澤東處。2月7日，汪東興卻對吳階平電話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麼!
1973年3月2日，周恩來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問題。5日，葉劍英陪同外賓接見外賓後，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病情發展、急需檢查治療的情況，並拿出裝著周恩來血尿的瓶子讓毛看。毛當即批准先檢查、後治。同日。周恩來作透視檢查。3月6日，周恩來去毛澤東處開會。會前，周恩來將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安排等向毛澤東作簡要報告。周秉建說「(周恩來)以他特有的方式爭取到3月10日檢查治療的機會。」周秉德還說在張佐良把病情發展和治療辦法詳細的告訴周恩來之後，周恩來說：「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辦法。」
吳階平在訪談時表示：「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醫中藥，不能用手術，可以用針灸，可以吃中藥，不能手術。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於想，我們能不能就說，周總理自己願意手術，周總理自己是願意手術的，可我們不能去說，因為我們要去說，周總理說，我讓你們不要說話的嘛，就違反他的意願了。其實他個人也是想做手術的。」
因此同大陸官方黨史界流行的說法恰好相反，並不是因為周恩來要準備鄧小平復出的文件和江青等鬥爭才推遲到10日進行手術，而是因為周恩來要在10日動手術不得不在9日把鄧小平復出的中央文件準備好。毛澤東已經批示很久，汪東興對鄧小平任職的提議也完畢多時，江青等人也並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周恩來辦事何來如此「囉嗦」?
治療期間，周恩來委託鄧穎超先後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暢、鄧小平和卓琳，以及住301醫院的劉伯承，告訴他們自己病情及檢查治療情況。
1973年3月28日，周恩來同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次日，約鄧小平到毛澤東處開會。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需要指出來的是，在3月28日的接見中，還有江青。而《周恩來年譜》則用一個「等」字把江青給省略了!這也說明了江青對於鄧小平的復出也是非常關注和支持的。従另一方面來說，鄧小平的復出更能配合當時批周的策略，江青何樂而不為呢?後來，江青因為權力之爭又和鄧小平鬧僵，則是後話。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曾經提起周恩來在4月9日，周恩來夫婦和鄧小平夫婦會談的事情：多年後，父親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相對無言，能說什麼呢?幾年之中的風風雨雨、辛酸苦辣，豈是言語所能表達。見了鄧小平，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在同一本書裡面，毛毛還寫道：1973年我們回到北京後，父母親曾帶著我去釣魚台他的住處看他。我們看到的康生，已經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臥在床。見到我的父母親，康生開口便大罵江青、張春橋等人，罵得很兇，也很狠。如果是別人罵「四人幫」，自然沒什麼奇怪，但不知怎地，這罵，一出自康生之口，聽起來就讓人覺得有些變味兒。聽著康生的罵，剛剛回北京的我們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關於4月9日的回憶是值得懷疑的。首先，依據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點，特別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話題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鄧此時剛剛復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見面，周就同鄧談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慮到一個是鄧小平的回憶，一個是毛毛自己的親身經歷，筆者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毛毛把兩次事情記混了。
（3）非常緩慢的升遷
3月29日毛澤東雖然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此舉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對鄧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時候還要繼續進行觀察。因為鄧小平只能參加「有關重要決策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會議，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樣可以「參加所有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根據現有記載，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則是在1973年的著名的「幫周會議」。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聲稱「鄧小平恢復了副總理的工作，但是，周恩來總理卻要暫告病假。國務院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將主要交由鄧小平和李先念兩人全力來抓。」但是很少有明確的資料說明這一點。
1973年4月9日，周恩來在玉泉山會見鄧小平、卓琳，並進行長談。但是從此以後，再無周恩來與鄧小平私下交往記錄，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1974年6月1日周恩來搬到305醫院之後，直到10月6日鄧小平才因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之後才去醫院看望周恩來。事實上，復出後的鄧小平同周恩來與葉劍英的關係都不「熱絡」。毛澤東的「觀察」或許是個可以拿來解釋的理由，鄧小平知道要和周恩來「撇清」，才能獲得毛澤東的信任。
1973年8月份召開的「十大」，鄧小平僅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沒有能進政治局。這同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機會」讓鄧小平去表現，毛澤東的「考察」得到滿意結果有極大的關係。機會終於在1973年年底來臨。
在1973年年底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會議的中間，毛澤東曾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了解鄧小平的情況，要了解鄧的態度。王海容說：主席昨天晚上說，這個會議開得不好，所以現在要調兵遣將。將就是鄧小平。鄧小平一言擊中周恩來的要害：「總理表現出來的是外交路線上的錯誤，但是你的核心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我們在座的所有人認為，我們對於毛主席是可學不可及的，你這次的錯誤在於你的內心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因為病重，毛澤東託付周恩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十大」之後，周恩來是排名第一的黨的副主席，但是周恩來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對此誅心之論，百口莫辯。當王海容、唐聞生二人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報告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因其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亦有數據說，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就召來鄧小平，進行了長談。但是無可置疑的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是十分滿意的。
為了避免在軍隊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頭」，進而威脅到未來的接班人，以及在軍隊中「批林批孔」的順利進行，毛澤東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對調。12月12日到22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嚴厲的批評了周恩來，並提出要將八大軍區的司令員對調。在這同一個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此時鄧小平才開始「歸位」。
因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鄧小平就為其中的中央軍委委員(當時未設常委)，1959後更是13人組成的軍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鄧外全為有軍銜的現役將領)。
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與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毛澤東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指鄧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相當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同他對自己和史達林的評價一樣。毛澤東繼續到「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也勸鄧小平：「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政治局會議贊成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22日，中央根據毛的意見，周恩來親筆代中央起草文件發出通知，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日宣布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王洪文雖然被提拔了上來，並得到毛澤東的刻意栽培，但畢竟新來乍到，在黨、政、軍機構內都還沒能插上手，更不要說掌握實權。鄧小平剛剛回來，卻一下子在黨、政、軍都有了職務有了實權。」甚至一些資深黨史研究專家也據此認為「毛澤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擔任過中央軍委要職的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說明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毛澤東雖然在12月15日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但是事實上此時的鄧小平並沒有出任總參謀長一職。毛澤東的說法是一個籠統意義上的「總的參謀長」而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正如毛澤東在14日所講：「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引者注)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和當時發出關於《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的通知》(1973.12.22)中都沒有提及出任總參謀長一職，僅是說：「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特此通知」。根據中央組織部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數據附卷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1949.10-1997.9)》中的介紹，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一職為1975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同志任職的通知》(1975.01.05;中發〔1975〕1號)，鄧小平確實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至於毛澤東把最重要的軍隊權力交給他掌管和掌握實權更不是歷史的事實。根據《周恩來年譜》，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中央軍委成立以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參加的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20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澤東提此建議時，將原五人小組增至六人(加蘇振華)，並確定;軍委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對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軍委名義下達」。同日，與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表示同意。1974年1月31日成立政治局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七人組成的小組，代表中央處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務。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王洪文作為組織工作小組的組長，負責審查全部人事組成名單。
因此即使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當時的鄧小平不僅排列在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之後，而且在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對於運動的走向基本上沒有什麼發言權。而與同一個時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僅和周恩來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籌備四屆人大，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政治局大小事務，而且同時還是主管同時期為專門處理各大軍區的揭發材料而成立的項目組。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可謂手握大權，更是在1974年6月1日之後代替入院治療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時的鄧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為周恩來更是悉心照顧和指點王洪文，同鄧小平的交往實屬「鳳毛麟角」「乏善可陳」!
毛澤東給予鄧小平的頭銜是不少，但是鄧小平實權並不多。對於毛澤東來說，鄧小平取代周恩來主持對外事務才是最緊迫的事情。因此，從一開始鄧小平作為副總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隨著周恩來的病重，陪同外賓見毛就成了鄧小平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宣布鄧小平新的任命意味著什麼?
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對於這次八大司令對調，鄧小平是毫無涉及。對於有人認為是鄧小平先提議、提撥鄧小平是為了保證八大司令對調成功等，筆者認為這都不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至於誰提議的，毛澤東說是葉劍英和紀登奎。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具體操作是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四人完成。對於軍隊的控制權，一直都是被毛澤東牢牢的掌握著。從毛澤東的1971年的南巡講話以及1973年的許世友、韓先楚以及楊得志的檢討也可以看出。「林彪事件」以後，一大批原四野軍隊幹部受到牽連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頭的人馬被提撥上以填補這些「空缺」。蘇振華的復出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蘇振華在1972年復出以後，很快掌握了海軍的實權。毛澤東提撥鄧小平的政治意義在於，鄧小平可以作為這些人馬的老上級，可以更好的理順和協調他們同中央軍委的關係。雖然毛澤東多次強調要重視和解決「山頭」問題，但是在中國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山頭」也不是「百弊而無一利」。況且，鑑於鄧小平和林彪的間隙和歷史上無任何淵源，更加有利於進一步清理軍隊中的林彪勢力。毛澤東說：「現在要多用四方面軍的人，劉鄧的人。」
（4）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風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後，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周恩來外交」。毛澤東醋意大發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來。1974年的4月份，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即使周恩來身體允許，周恩來也必定是無緣與聯合國的舞台。
主管這件事情的外交部繞過周恩來，由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向毛本人報告了此事，探詢對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的意見。本來，各國出席這一屆特別聯大的多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照理中國也應派出具有對等身份的周恩來參加，然而毛卻屬意讓鄧小平率團前往，由喬冠華做助手。毛澤東特別叮囑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報告。毛澤東要觀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卻早早的在3月20日就告訴了周恩來，這是毛的意思。周恩來對此安排表示驚訝，因為最初設想從外事部門選擇一位部長率團出席會議。
3月22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關於出席六屆特別「聯大」代表團人選的請示報告。周恩來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請示報告的同時，考慮到葉劍英因高血壓導致視網膜出血尚未痊癒，而王洪文又忙於指導「批林批孔」運動，需要鄧小平協助工作，故而周恩來建議三周的特別「聯大」會期鄧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會發表講話，並與主要國家領導人接觸後，即起程回國。周恩來特別指出，將他的批示意見首先呈報毛主席，暫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後再送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核閱，最後退外交部辦。江青以「中央軍委要開會解決李德生的問題，鄧小平必須參加」為由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江青的說法也有道理，因為李德生曾經是鄧小平的部下，希望鄧小平能像罵陶魯笳一樣去罵李德生。周恩來和江青的建議有不謀而合之處，都是因為國內事務需要鄧小平，因此建議縮短鄧小平在聯大的時間，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來是在毛澤東的決定之後作出的建議。江青則是被蒙在鼓裡。
正如前述，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曾經有個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反對江青。在關鍵的1973年11月份的批周會議上，鄧小平又合作的不錯，因此江青講的也未必不是實情。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江青一直被蒙在鼓裡，王洪文知道以後也沒有告訴江青。因此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堅持要外交部撤回這一報告，會議最後議而未決。直到毛澤東親自出面，寫信告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要她「小心謹慎」。
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鄧小平復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澤東用來從不同角度側面攻擊周的工具。毛澤東啟用鄧小平以後，希望能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穩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團長的理由都是完全正當充分的，但是難免會在二者之間種下芥蒂。
同時，鄧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處良好也有很大關係。江青在鄧小平復出的時候，並不認為鄧小平屬於周恩來派系，而是把鄧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正如前述，鄧小平復出的兩大條件是不能夠反對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聯大風波」一事，江青在1976年回顧時仍然承認，在1974年同鄧小平的相處還是大體不錯的。江青支持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因此，江青反對鄧小平出任聯大代表團團長，筆者認為理由是正當合理的，並非中共官方所定論。中共官方認為江青不僅「無理取鬧」還「有著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來，鄧小平和周恩來、葉劍英一樣，是他們自己「組閣」、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重要障礙。」
至於「至周恩來去世數年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周恩來為什麼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她說：『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時間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去住院治療。』」《毛澤東傳》則說「在當時江青等不斷發難、政治風波迭起的形勢下，鄧小平不在國內，周恩來無法放心。他置病體不顧，繼續超負荷地工作，堅持等候到鄧小平從國外歸來，才在6月1日住進醫院。」這種說法是值得推敲的。鄧小平是4月6日離京，4月19日回京。周恩來是6月1日入住305醫院。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周恩來外事活動多達五十四次!
1974年5月上旬，尿病理檢查中發現了「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證實了癌細胞已經開始在體內擴散轉移。5月9日，周恩來醫療組認為必須進行手術治療，制定出《檢查治療方案》，並向周本人和負責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作了匯報，當面陳情，情況已經十分嚴重，敦促中央下決心批准周恩來及早住院動手術，避免發生意外情況。周恩來也在5月13日約見負責醫療工作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話，陳述自己的想法，實為請他們幫忙，提早做手術。在同醫生會談後，在醫生的暗示下，周恩來寫了封信給毛澤東，希望能夠接受手術治療。張春橋代表中央表態，駁回了醫療組的請求，表示：「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是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葉劍英也稱張春橋所說的「是中央的意見，積極的意見，切除的辦法，暫時放一下，不考慮。」
張春橋說：「從現在起，到5月30號，有好幾批外賓要來，最後一個外賓，是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他們都要求總理接見。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需要。所以，起碼要到5月底以後，才能考慮怎麼辦的問題。」張春橋說的也是客觀實情。毛澤東的態度如何?吳階平說要做手術一定「周恩來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檢查和醫療兩步走，但是吳階平在葉劍英和鄧穎超的支持下，兩步並一步走之後，「後來毛主席發下話，說兩步走比一步走好。」從1973年3月第一次手術之後，周恩來每一次的手術報告都是周親自所為。這一次，毛澤東說：「見完拉扎克再說。」拉扎克是馬來西亞總理，預計在5月底訪問中國大陸。31日，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中馬建交公報。毛澤東終於批准了。6月1日，周恩來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術。
因此，周恩來到6月1日才住院同鄧小平去聯大基本上關係不大。
此時的鄧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在六屆聯大特別會議上，詳細正確的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把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作為外交戰略的基石;(2)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堅持毛澤東所說的兩句話，即「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3)關於中美正常化的途徑，關鍵是台灣問題，解決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認一個中國，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鄧小平，而不是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上的的地位得到明顯提高。
5月12日，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同布托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參加如此高級正式會談，雖然鄧小平以前也在機場迎接國外國客人，參加舉辦的招待外國客人的宴會，陪同外國客人到大寨參觀等等。1974年的鄧小平也開始多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以1974年5月為例，毛澤東一共接見五次外國客人，鄧小平陪同接見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參加，分別是1974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18日，毛澤東會見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斯大主教;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上半年，鄧小平參與的國務院事務也比1973年增加許多，雖然具體責任並未明朗，但是至少參加可以參加例行的政治局會議了。
毛澤東無疑是鄧小平得到提撥的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因素。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當晚汪東興就看望了鄧。鄧小平向汪東興致謝，汪東興說：「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辦的。」鄧小平在1980年是說：「不是周恩來(提拔我的)，是毛主席。」在國內黨史界，在此點上，無疑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鄧小平在批判周恩來中的表現，同江青等人的關係處理上，都是讓毛澤東滿意的。特別在「批林批孔」中，鄧小平也是積極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除了對1974年1月24日江青的信所提開會建議贊同之外，還在3月份嚴厲指責陶魯笳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得力。鄧小平對於露骨的批周也毫無任何替周開脫之語。所有的這一切都使毛澤東覺得鄧小平可以託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鄧小平的搭配，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發展。當毛澤東在1974年8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運動，要重新進行治理整頓的時候，相對於王洪文等，鄧小平無疑具有更強的優勢。
基於鄧小平的表現，江青在誤以為鄧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鄧小平對「風慶輪」事件表態時，鄧小平可能是基於「風慶輪」有可能牽涉到自己或者對江青的態度所不滿而沒有當場迎合江青，於是引起江青極度不滿。但是在毛澤東看了這完全是「小事」，並不影響對鄧小平的進一步重任，鄧小平除擔任第一副總理外，還要兼任總參謀長。而且在1974年12月毛周見面時進一步提出：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
在通過漫長的觀察期之後，鄧小平在1975年初終於獲得了更重要的職務，掌握了更多的實權，全面的代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的鄧小平，無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