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近股市崩潰的背後，潛伏著另一個更大、更可怕的問題，即其經濟基本面完全陷入混亂，迫使它以根本上不可持續的方式增長。鮑爾森研究所中國分析師馬暘(Damien Ma)表示，這個問題「真實而嚴重」，比明天股市漲了、後天跌了遠遠更加重要。
馬暘接受美國數字雜誌《Vox》專訪時說，中國實體經濟問題很難解決，不僅僅因為它對中國的未來構成嚴重風險，而且因為中共統治的性質。
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
馬暘說，GDP的典型構成方程式是投資、消費、出口和政府支出。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投資遠遠高於GDP的其他部分。
過去10年，中國國內消費低於40%，而在美國，它大約是70%。
馬暘說，如果當局到2022年不能成功提升消費比例，中國會出現非常棘手的情況。
中國的問題是當局已經用盡了可以投資的對象。在飽和之前只有那麼多道路和橋樑你可以修建。越往後，你投入資金的生產力越低。因此你不得不轉向消費模式，並集中在薪資增長、生產力和效率。
看看歷史先例，韓國、日本、台灣等東亞國家都從生產密集型、投資密集型經濟轉型為更側重於生產力、創新驅動的經濟。但是有許多其他開發中國家無法成功的從投資型經濟轉型為消費型經濟。這個問題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卡在人均GDP1萬美元以下無法動彈。
如果改革失敗會怎樣?
馬暘說，作為兩年前大型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中共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到2022年完成重大再平衡改革。
中共自己也知道緊迫性。他們看到很多的危機——人口老齡化，勞工市場波動，許多他們無法控制的經濟逆風——他們真的是被迫改變，不論他們想不想。如果他們到2022年不成功，中國將出現相當棘手的狀況。那時候，它將看起來好像日本90年代開始的「失去的十年」，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大幅下跌。
現在從政治上而言，中共當局不得不對付三個不同的團體。一個團體是沿海都市人口，他們比較容易對付。第二個團體是6億農村人口，比較窮的人群。政府也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第三個團體是2億到3億農民工，在農村和一線二線城市之間來回跑的人。他們是經濟增長和消費的潛在來源。他們也相對年輕和受過教育，想要擁有城市居民擁有的生活。
馬暘認為，他們將是政府的主要政治挑戰。他們想要城裡人擁有的比如社會服務和機會，但是因為戶口制度的不平等，他們無法真正獲得公平。
馬暘說，農民工已經在中國各地爆發抗議。有的農民工在城市已經生活十年，但是他們不被視為城市公民。他們沒有跟城裡人同樣的機會和服務。他們可能會有怨恨和不滿。這群人數量高達三億，相當於美國人口總數。
為什麼中國如此難以轉型為消費型經濟?
馬暘認為，有幾個原因。中國在資金分配方面有很多扭曲。比如融資激勵機制往往倒向房地產。
中國實際上是它自己成功的犧牲品。它的經濟增長太快，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它把整個金融系統朝著投資模式靠近。
並且不僅僅是金融，還有財政問題。地方政府被激勵賣地給開發商建高樓。他們並沒有朝著需要的轉型靠近：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和福利讓家庭受益。這些東西本可以幫助個人釋放他們的一些存款，製造消費。
中共專制政治制度是轉型艱難的一個原因
馬暘表示，國企等國內利益集團組成一個庇護網，它們受益於目前的模式。很難拆除它們或至少削弱它們，以推動更有利於私營企業的政策。
共產黨對改革的好話說盡，但是目前的模式賦予經濟精英們雙重帽子：他們不僅僅是經濟參與者，也是政治參與者，因為他們跟國家的關係。很難確保他們不對改變現狀製造障礙。中國的再平衡改革不是一個智力問題，而是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