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紅高棉殘害華人的高潮期。許多華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華人穿越貧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國邊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東部平原的華人則比較幸運，他們可以穿過叢林逃往越南，叢林中有野獸，但也有許多野果可食用。許多因逃亡而得救的華人們說：「越南人（越共）對華人真的是很好，凡是逃到越南的華人，都得到了救助和醫療。」
前已述及，在1975年紅高棉接管金邊時，柬埔寨大約有50萬華人。有資料說在紅高棉執政三年多後，柬埔寨華人總數只剩24萬人。柬埔寨官方資料說：「在20世紀60年代，有42萬名華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據1984年的統計，由於柬埔寨內戰、紅高棉的殘害和人民避難他國，在柬埔寨僅僅剩下61,400名華人。」
此時期，中共當局派遣了一萬五千名「援柬」人員為紅高棉政權進行建設。為語言溝通，紅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華人青年作為中國專家的柬語譯員。但「紅高棉禁止這些譯員與中國專家過多接觸，更不可談業務之外的事情，並在他們完成翻譯工作後予以殺害。例如：川龍華人青年黃錫龍等8位譯員在橡膠園中被集體殺害；國防部招募來翻譯『援柬』武器的中文說明書的40位華人譯員，有2人被殺死，20多人完成翻譯任務後被『調動』而永遠失蹤；紅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國開封市學習空軍知識，招募幾十名華人青年擔任譯員陪同前往，後來把這些譯員召回金邊全部殺掉；曾擔任波布在1975年 訪問中國大陸時與毛澤東交談的華人譯員吳植俊也被殺害。」有些華人利用接觸中國援柬人員的機會向「祖國」派來的「援柬」人員哭訴求救，中國援柬人員也都看到了柬埔寨華人身陷劫難。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員對華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說明了海外華人在「祖國」眼中的真實價值。
鄧小平會見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一份調查報告說：「在紅高棉的大屠殺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時幾十萬華僑被紅高棉殺害，實際情形，中共使館最清楚，中方沒有在國內外透露一點風聲。當時，中共人員遍布柬埔寨各部門，所有的華人求救都被封鎖了，華人的求救紙條被中方轉交給紅高棉，這些求救者的結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華人呼籲道：「中共唆使柬埔寨華人華僑盲目地追隨，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裝革命，最後反遭紅高棉的大批屠殺，這些都可以說是柬埔寨華人自己的罪錯。但是東南亞多次排華，中共當局吭過一聲嗎？有向華人援手嗎？即使口頭的聲援也沒有。華人華僑走投無路，大量被殺。他們效忠中國，但得到了怎樣的對待？中國以對待海外排華的態度，根本沒有資格要求華人華僑效忠誰或者不效忠誰。」
而中國援柬人員的解釋是，「紅高棉靠倒在我們（中國）身上，成為中國的一個沉重負擔。儘管如此，紅高棉對我們（中國）也是疑神疑鬼。在柬埔寨的華人華僑很多。我們支持紅高棉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華，實際上紅高棉排華遠遠超過了越南。中國對紅高棉的排華行為採取了容忍態度。這樣就導致在柬埔寨的華人華僑，見到援柬的中國人，就大喊趕快救他們，或者怒而罵之。為了不引起紅高棉更多猜疑，我們的援柬人員就儘量避免與華人華僑接觸，這也導致華人華僑對中國的不滿。」
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嚴重的「排華」暴行，發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時期。事實上，死於紅高棉屠殺的柬埔寨華人數量占了那裡華人總數的60%以上，而死於印尼「清共」的印尼華人比例大致是5%。中國的「輸出革命」在印尼慘敗而在柬埔寨獲勝，但柬埔寨華人並未得到好處，反受虐殺。此中緣故並非「種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產黨通用法則的表達。有一種歌詞對東南亞華人的描述是：「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著紅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著白色恐懼。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嘆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這是什麼道理？」
[page]
紅色高棉重要國策之一：留著無用，殺掉不可惜
勞動營里人們的證詞摘錄：
（一）「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鍋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幾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類來吃。因為吃下了外表象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結果我們所在的勞動營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們都不被准許住在村子裡，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裡，森林裡有『瘴氣』，許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種菜，他們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擔水，種出的菜要滿足當時1鄉4區的幾千人吃，哪裡會夠？沒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還有芭蕉頭或樹幹都被砍下來分配給人民吃。」
（二）「那時我是16歲少女，因為吃不飽，又瘦又小，看起來只有10歲左右，即使這麼瘦小也沒逃過厄運，紅高棉把我編入青年隊，那是一等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幾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樣，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龍的秧，完不成插秧，會被罰減飯食。其實集體飯食只是兩罐（罐頭盒）的大米，加一大簍野菜煮成一大鍋稀粥，每餐只分給我們一大勺子。我們本來就吃不飽，如果插秧完不成規定數量，稀粥就減到半勺子，這不是只等餓死嗎？不過，挖土築堤比插秧更要命。沒有插秧的日子，我們（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兩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艱難。我個子瘦小，挑起泥土時，畚箕會觸著地面，腿也發軟，常常連人帶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紅色高棉集中營的受難者
（三）「陳雷是一名高大的華人青年，但在那個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煩事，因為食量大。在那種環境，別說吃多少，根本就沒的吃。陳雷餓得患上浮腫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體食堂都被攆出來，紅高棉說他沒做工，不許吃飯。2天後，陳雷餓得沒辦法，便拿起一把小斧頭到食堂，向人們哭訴不准他吃飯的可憐情況，用小斧頭一下一下往自己頭上砸，鮮血往下流。人們都嚇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懼，誰敢出聲？這時，一個紅高棉村幹部偷偷摸到陳雷背後，搶下斧頭，把他抱住，又跑上幾個紅高棉，把陳雷捆綁像拖死狗一樣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樹下，活活就給埋了。」
（四）一位在菩薩省嘎弄則村的證人說：「有一天，兒子病了，連續腹瀉好幾天，我接到消息後，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衛生站，但在那種缺醫少藥的簡陋衛生站里，孩子喝了幾天老鼠屎一樣的黑藥粒，毫無起色。當孩子在我懷中斷氣時，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在紅高棉年代，每天見到太多的死人，每個人都已經麻木，不會哭也不會笑。直到有一天，丈夫從工地回來，我告訴他，孩子死了，我們夫妻倆才抱頭痛哭。過不久，家婆也死了，接著丈夫和兩個小叔也一個接一個地病死或餓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變呆了，一天到晚像啞巴一樣，一句話也不會說，只默默地低頭勞動，身心的折磨和打擊讓我成了一個只有身體沒有靈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親人都死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在這破爛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還得拖著虛弱的身體去下田。過了幾天，兩腿腫得舉步艱難，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見，但隊長還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間勞動，我沒辦法，只得拖著沉重的腫腿摸黑出門，沒走幾步便撞到大樹，把頭撞破了，爬不起來，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15、製造社會恐怖。目的是雙重的：使人民經常處於恐慌和畏懼狀態而成為馴服工具，也令人民不敢產生抱怨或逃跑的意願。紅高棉從來不屑使用、也沒有能力使用思想洗腦方式，紅高棉只使用很原始的恐怖方式：通過苦役、飢餓、殘害和處死，使人民害怕並服從「安卡」。恐怖不僅僅針對「新人」而擴大到社會的所有群體，甚至包括受清洗機構威脅的紅高棉幹部。例如現在主管「科技部」的秀木（原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財政部長）訴說：「當你聽見安卡的名字時，讓你心驚肉跳。」
紅色高棉製造了柬埔寨人間地獄
有證人說：「時時有安卡的人在監視，講錯話隨時會被叫去『開會』，一去就不能再回來。所以，我們每天在擔驚受怕中過日子。」「死神隨時會降臨，但我們還是渴望多活一天。到天黑睡覺時，人躺著，可耳朵卻格外注意動靜，一有聲音或腳步聲，立時會全身繃直，恐怖到極點。每早上醒來，在慶幸自己逃過了黑夜之餘，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的狂喜，支撐著我熬過這一天。」
16、對女人的壓迫。配偶被安卡以集體方式任意指定或者隔離。由於禁止愛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著強迫的性關係和各種各樣的性暴力。無論在軍事單位還是在地方村莊，都有許多的集體強姦案發生在對女人的監禁期間和處死之前。一份證詞說：「有目擊者，在離我村不遠的地方，紅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個村民去殺掉，被他們捉走的女子，都被他們先奸後殺。」不少見證者都看見過懷孕女人被綁在樹幹上，紅高棉活活剖開肚子，胎兒蠕動著從她們的子宮裡被用刀具挑扯出來，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無法言說的恐怖。他們還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懷孕女人的青黑色臉頰。
紅高棉控制人們的性生活，嚴格禁止指定交配之外的任何性關係。安卡決定所有人的交配關係，包括寡婦被強迫「出嫁」，連紅高棉女幹部也不能例外。女人們被教導必須把自己奉獻給安卡。許多年輕女子拒絕或者推遲被指定的交配關係而遭到毫不留情的處死。許多營養不良的女性因為性逼迫而死亡。「那些受傷的紅高棉兵，他們認為自己對國家來說是功勞非凡，漂亮些的少女必須『嫁』給他們。許多少女為了躲避他們，只好穿上母親的舊衣服，扮成大年齡的婦人。但即便如此，她們仍然逃不過。」
展示紅高棉的婚姻政策的一個實例是，一個15歲的紅高棉女幹部被安卡分配「嫁」給一個運送彈藥的紅高棉兵。她的前男友爬上房子向她大喊：「我永遠等著你。」她說：在當時她的周圍已經有5對被強迫「嫁娶」的夫婦，如果在分配結婚的兩人之中，一方拒絕對方，那麼拒絕者將被送去「再教育」，也就是被打死。即使如此，紅高棉的政策仍然另有不可思議：限制最純粹的性生理需求。這女幹部說：「（指定交配的）夫婦被安卡分開，配偶兩人一個月也許能見面一次，還需分別賄賂村幹部和女方單位。」該女幹部以自己為例說：她的「新婚」僅為3天，然後夫婦被分開，不讓他們在一起分享婚後的新生活。不過，在柬埔寨東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稍微具有獨立性的地區，還是短期允許被指定的「新婚」夫婦同住在一個自搭的小茅棚里。
17、政治童工的使用。紅高棉專門建立了「少年勞動營」，達到6歲年齡的幼童就被紅高棉從父母身邊帶走。幼童被飼養和教育成為反人性的工具「政治童工」。紅高棉的政策設計故意打破孩子對父母的親情。孩子並不被給予文化教育，而是被教給黨的宣傳，供紅高棉從中選擇未來的黨員。在「少年勞動營」，孩子們沒有玩耍和遊戲，童年的所有快樂都被剝奪。許多12歲以上的少年是最殘忍最不懂事的紅高棉打手。這些對孩子的罪行是最不可原諒的。
西哈努克特別注意到紅高棉對「政治童工」的使用，因為孩子們容易被灌輸醜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寫道：「這些少年兵被訓練，比賽誰在殺害生命上更殘忍」；「我在金邊被拘禁的3年裡，我看到負責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動物（狗、貓、猴子、壁虎）來開心取樂。」
一個證人說：「我們家庭有12口人。為了控制人民，紅高棉拆散了全部家庭，以及隔離孩子們。人民的所有活動被控制，被嚴密監視。在1976年，我的3個兄弟和3個姐姐被強迫去青年勞動營。我8歲，被強迫與父母分開去了少年勞動營。我幾次溜回家依偎父母。紅高棉發現了我曾經偷偷摸摸地離開，不久後他們帶我再回家去看看：儘管我們的家還在原地，但空無一人，我的父母都消失了，這使我再也不想溜回家了。在少年營，我每天被分派去砍灌木叢，晚上被強迫去田野里捉田鼠。睡眠不足，許多次我在田野睡著了，又被鞭子抽打喚醒。食物不足，營養缺乏，每個孩子只給一碗水樣的米粥，能給盛滿碗就是最大的幸福。」
紅高棉對孩子們也很兇惡。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媽媽」的10歲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勞動營」。在那裡，她心愛的、視同為媽媽的小籃子被紅高棉故意踏爛，卻並不為什麼。她只好自己嗚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個穿著硬輪胎靴的紅高棉監工，一腳踢得那女孩飛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裡翻滾。「英」說：「那個女孩受了嚴重內傷，她嘔血。不知道後來是不是活了下來。」
18、吃人。柬埔寨的歷史記載顯示高棉民族沒有吃人的傳統。而紅高棉吃人並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把它當作「革命」的壯舉。
一位證人說：「（越僑）阿聯被當場打死了，紅高棉幹部拿刀來剖腹，取阿聯的肝炒吃。我聽到如此，不由自主地驚嚇得尿褲。大家看到村幹部動手剖腹，立刻丟下湯匙，爬進屋內。我好奇，又從屋裡探出頭來偷窺。我目睹幹部把阿聯的肝倒進炒鍋里去炒。炒鍋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動，發出『嘟嘟』響。幹部問我們：『同志們，誰要吃人肝？』大家縮成一團，不敢作聲。他們大吃，還說『好吃！』吃完，他們把阿聯的死屍拖到他們開槍擊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樹下作肥料。」
紅高棉幹部蘇克哈證明，當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爾（Snuol）區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紅高棉幹部捆綁並脫掉一個年輕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兩個乳房，油煎吃掉。這個幹部名叫Ski，是少年勞動營的一個監工。蘇克哈還在2000年指證道：這名幹部現在還活著，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讀者會有何感受：那年輕女子胸前兩個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慘不忍睹，紅高棉幹部卻能在旁邊興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鮮乳房。
殺掉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的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中)是毛澤東(左)的忠實信徒，右為英沙里
在無法維持生存的情況下，一些人民也不得不偷吃人肉。「村里不時發生偷吃人肉現象，因為長期飢餓。每個人都浮腫，家家都有人死去，每個人都變得麻木，親人死了也不會哭，因為眼淚流幹了。活著的人都半死不活，沒有人會想自己還有明天。每天都有人死掉，埋葬的坑也不深，有幾次人們發現剛埋下的死人，第二天會露出一條腿或一條手臂，卻缺了一大塊肉，是被人割去吃。極度的飢餓使人失去了理性。在那個時代，為了活命，又有什麼辦法呢？」
1975年北京，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波爾布特到中國參觀學習，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
19、把家庭關係放大到社會統治，是紅高棉的另一個特點。塔莫全家和姻親都擔任要職，英薩利的妻子、宋成的妻子都是國家部長。英薩利的一個女兒被指定為金邊醫院（Calmette Hospital）的領導人。英薩利還把一個侄女作為英語譯員指定在金邊廣播電台工作，而此人的英語能力極為有限。柬埔寨國家的一些部委，例如外交部和工業部，都被有權力的紅高棉家庭所控制。
華國鋒在北京機場迎接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綜合紅高棉「社會革命」的上述特徵，可以說，柬埔寨在表面上好象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在現代定義上，它並不是個國家。柬埔寨人民沒有任何自由意願和生存權利可言，他們孤苦無助，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不允許有日曆），他們僅僅苦熬著，竭盡全力把自己單薄枯瑟的生命帶入下一天。他們的生命意義是一片空白，不顧怎樣毆打虐辱、不顧勞苦艱辛、不論給不給食物、也不論自己算不算人類，只是掙扎著活到明天，如同殭屍在墳坑前的無效打墜。這個「國家」確實可以被描述為：人命賤如泥土，黑暗不見天日，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間地獄，一個駭人聽聞的紅色世界。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發現它，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或共產黨諸國里，它也是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