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號上午十點左右，朝陽區金盞鄉皮村南部怡豐公寓等自建出租公寓內被張貼騰退通知。通知要求所有租住人員於11月27號晚6點前撤離，通知還稱將於27日晚停水停電，不撤離者一切物品視為放棄、一切後果自負。據當地村民稱，一群身份不明、身穿制服的人員於27日上午闖入公寓內張貼了此通知。值得注意的是，此份通知沒有落款單位、沒有加蓋印章。——摘自《南北皮村路》」
朝陽區金盞鄉皮村，離北京首都國際機場T3航廈僅有12公里，車程不到20分鐘。在城裡生活的人很少能夠見證飛機迫近，巨大的機身從頭頂壓過，在遠處慢慢升高直至成為一個點，而皮村的居民，每三四分鐘就要聽見發動機的轟鳴。有人曾以為只要住在這裡，飛機和噪音就是生活逃不脫的大背景，沒想到一紙通知提前幫他結束了這種「忍耐」。
皮村有一個工友之家文學小組，裡面的工友興許對飛機和天空產生過無邊遐想，但如今，他看著的不是蔚藍的蒼穹，而是破損的編織袋、堆疊的被褥和瘸腿的旅行箱。地理位置原因，不少機場的地勤、空姐、安檢也就近住在皮村，經常腳不著地的他們，如今站在水泥地上犯了難。「這下熱鬧了，」有人調侃道，「首都國際機場的延誤又要加重了。」
「北京不讓外地人住啦，你們還有地方住嗎？」
我們從城裡來。989一路向東，乘客從青年到中年都穿暗色系，臉上寫滿疲倦。車過平房，徐阿姨在我身邊坐下，此時離她的目的地皮村剛好十個站。徐阿姨五十來歲，身材很瘦，穿紅色外套，懷裡抱著灰色反皮手袋，在一車灰撲撲的人像中，衣著算得上體面，她長了一張爬滿紋路的隱忍的臉，手很粗糙，緊握著椅背上的環兒。她和丈夫在皮村租了個十四五平方米的小單間，每月房租800塊，加上暖氣費，共1150元。作為一名保潔員，她主要依靠公共汽車這一交通方式串連工作的銀行和在皮村的家，每天三點下班回家買菜做飯，徐阿姨把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條。
前幾天她兒子的孩子給她打了一通電話：「北京不讓外地人住啦，你們還有地方住嗎？」
徐阿姨說她不知道皮村清退人員的事，她租住的單間位於皮村中部，目前為止她住得好好的：「你們找房子嗎？很容易的呀，打牆上的電話，就能租到房。」徐阿姨在北京十幾年，上個月才搬到皮村，她說十月份之前她住在馬各莊，那裡斷氣斷電之後她才東遷，她猜測他們必須離開的原因是北京建設好了，怕他們待在那裡做一些活兒，造成環境污染。
孩子是她大兒子的，大兒子很有出息，今年27歲，是個醫生。小兒子21歲，還在師範學院念大三，徐阿姨說她出來打工是為了供小兒子讀書：「考研又要好幾年。」但被問起小兒子畢業後是否有回老家的打算時，她有點靦腆：「那我們以後老了也需要用錢呀。」
皮村站並不是989的終點站，然而車廂里所有穿著暗色衣服的人們都起身了。
我們鑽出車廂。一隊穿著黑色制服的男人和我們擦肩而過，他們走得很快，步履大開大合，這種走法把他們和街上其他灰撲撲的人區別開來。爾後他們原路折返，用手機鏡頭對著我們。我們問：「你們拍什麼？」沒人回答，其中一個個子稍矮男人跳到台子上，笑嘻嘻地舉著手機繼續拍攝，像在示威，隨後一行人又大搖大擺地離去。
皮村入口就在公車站對面，門口的保全亭滾動著紅色的字幕條：「皮村歡迎您。積極撲救免成災。」
「我每天都寫作業」
皮村的氣溫即將跌破零度。這是水晶般的夜晚，道路邊的廣告牌和碎玻璃折射著來自四方的光。
小巷深處的金宏公寓用黑暗捕獲著來者。斷電已超過一周的兩層公寓在冬夜裡寒氣逼人。租戶大多搬走了，留守的人在牆角點燃兩隻蠟燭，平時走動全靠手機自帶的電筒。昏暗中，消防栓若隱若現，嚴整地佇立在兩旁。蠟燭倚著消防栓，火焰嗶剝一響，發出對斷電行動的微弱控訴。狹長的甬道兩側秩序井然地立著一扇扇門，比快捷酒店還多的房間緊挨著彼此，浸沒在人去樓空的寂靜中。
走廊里，小孩們的嬉戲聲和母親們的呵斥聲交織在一起，打破寂靜，像國產電視劇中溫暖平凡的鏡頭。五歲的心雨用胳膊劃拉出一個大圈，小裙子的鵝黃流蘇輕輕晃動：「我是大龍，我把動物全吃啦！」一涵四歲，嚷著「我是小鳥」，朝心雨腳邊摔過來。摔痛了，還沒哭兩聲，又屁顛屁顛地跑到我們跟前，一臉嬌憨。
母親叫她過來，給她擦掉臉上的鼻涕，轉頭問我們：「看著她們，都覺得是小可憐，是不？」
我們問最近的飲食起居。「沒斷電之前，一晚上孩子都不怎麼醒，現在一個晚上冷醒好幾回。比起待著屋子裡，現在在外面跑著暖和些。」
「我家小孩在幼兒園還有的吃，現在飯也做不了，他們家小孩（心雨）天天跟著在外面吃。雖然是中午有點太陽，但是那也挺受罪的。」
她靦腆地笑笑，又撓撓頭髮，「你看我這個頭油得哦，已經快兩周沒洗了。」至於洗漱，她們也只能在去澡堂或者吃飯時，有熱水才洗。
之前的好多租戶都搬進了村里，那是新的避難所，而他們還在猶疑。存款、房租和對政策模糊搖擺的擔憂，是他們滯留於此最重要的原因。
沿著走廊轉過去，公寓北側的一個房間敞著大門，兩個梳著辮子的女孩在床上並肩跪坐。大一點的三年級，穿著藍白相間的校服，前襟上有斑駁的油點。小一點的還在上幼兒園大班。她們面前簡易的桌板上亮著兩盞忽明忽滅的蠟燭，鋪著姐姐的數學課本和妹妹的圖畫書。
房間不大，只放得下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張桌子。在正對著門的那一面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的邊角捲起來，籠上一層昏黃的光。床上的被子與衣服混在一起，要仔細看才會發現在那一片糾纏著的混亂中，一個小男孩仰躺在床上，穿著外套的上半身露在冷空氣中。
屋子裡沒有大人，三姐弟的爸爸出門補充「物資」——這個家庭現在太需要蠟燭了。姐姐雖然也是不到十歲的年紀，卻儼然是副當家的樣子。可即使是從容對答，屬於一個孩子的怯懦卻掩不住。家裡斷電已將近十天，作業卻不能不交。「我每天都寫作業。」攤著的書上，卡通人物穿著乾淨整潔的鮮艷服裝，「練一練」對話框旁三位數的乘法題整齊地排布。
在姐姐說到自己也不知道爸爸會不會帶著自己和弟弟妹妹搬家的時候，一直躺著沒有說話的弟弟突然發出了聲音。「別人都搬家了，可是我們怎麼還不搬家！」帶著小孩子使性子的腔調喊出來，最後幾個字拖了很長。
買完蠟燭回來的爸爸站在門口帶點戒備地看著我們，當被問到未來的打算時，這個一臉滄桑的男人說自己還沒有考慮好。我們與三姐弟說再見的時候，妹妹直起身響亮而歡快地與我們道別。姐姐則卻斜著眼偷偷看著站在門口的我們，想努力顯得成熟，卻又藏不住一臉的羞澀，她舉起手笨拙地揮舞了兩下，帶著笑意，像是在蹩腳地模仿著大人之間的告別，嘴角動了動，最終也沒有說出一句再見。
孩子們湊了過來，我們問她們想不想搬家。
「不想！」
對於她們而言，搬家意味著離開現在的同學和老師，她們不明白在這樣冰冷的樓道，陪著蠟燭奔跑多少個夜晚才能汲取一點暖意，也不明白，她們的父母在倉皇之中又要如何尋找一份他鄉工作，來寄放曾經的「北漂夢想」。
但那張通知時刻提醒著他們：時日不多，速速離去。
「當一個好人很難，當一個壞人很好」
我們順著零星的燭光摸上通往二樓的樓梯。二樓的拐角，二十幾瓶滅火器排成兩排沿牆壁延伸，蓄勢待發，氣勢洶洶，紅色的使用說明貼在上方，頗像孤高的指揮員。劉先生漠然地走過滅火器軍團，在拐彎後的第三扇門前插入了家門鑰匙。
他說停電很久了。我們還在琢磨著這個模稜兩可的天數，沉默幾秒，他疑惑地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我問房東，房東說他也不知道。他說他不知道，誰知道他知不知道。」
劉先生和他媳婦兩年前從四川來到北京，兩個月前搬到皮村邊緣的這棟公寓。兩人似乎還在皮村生活的狀況外，所以對停電的事始終有點摸不清頭腦。他彎腰從柜子里掏出一隻蠟燭，用打火機點燃了它。「到底是什麼回事兒，誰也說不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一直不自覺地重複著這句話。
劉先生夫妻倆的生活和被斷電的其他居民的生活大同小異，一日三餐在外邊解決，洗澡去公共澡堂，打一天零工後回家，只能在黑暗裡點燃一隻蠟燭照映越來越低的溫度。與此同時，生活開銷越來越高昂，一頓20幾元的飯已經讓他吃不消。「唉算了吧，我說白了，像這種日子還怎麼待下去，我都是專程回來退房，退了房咱們都回老家了。」
「不打算再呆在北京了嗎？」
「這怎麼呆呀啊，幹活兒又遠，現在又冷了，又找不著，又沒多少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能掙錢嗎？一個月房租700多，再加上水電費不是800多。所以說這是怎麼呆，沒法呆了。」
看見他把蠟燭放在門口的柜子上，我們提出拍一下他房間的照片，他笑了，漏出點川音。
「這個最好不拍，」這個身穿卡其色夾克，嘴裡叼著一支煙的普通男人意外地直言不諱，「咱們有話直說，我也免得去找這些麻煩，我也不讓你拍。說白了，我也不準備在這長住，也不長租，愛咋地咋地，所以說我也不準備——說白了——我也不願意得罪任何一個人。當一個好人很難，當一個壞人很好，很快，一秒鐘的事。」
「你覺得你得罪誰啊？」旁邊的記者試探性地問。
「這個問題，也許……可以不回答嗎？」他試著模仿著刑事偵查劇里的台詞，想顯得俏皮一些，但樸實又笨拙。
他轉過頭來和我們對視，在場的人都笑了。
「哪有家？沒有家。」
晚上七點半，山東德州來的小馬拿著空空如也的水杯，等待八點鐘的到來。聽聞周邊地區陸續開展的清理工作後，他在三天前回老家把車開來了北京「以防萬一」。而回家的定音錘最終在下午三點的告示張貼後砸下：全部居民被要求在六點鐘前撤出居所。
他沒再猶豫，將自己不多的家當裝上了車，打算直接回老家。但是小馬的車是外地號牌，晚上八點鐘是解禁時間，他在黑暗中等待著這個節點，開四個小時的夜車回家。
小馬不算是這裡的長住者。之前所住的東垻在今年九月中旬被拆除，他才搬來皮村，算來不到兩個月。雖然押金已經返還，但搬來時交的四個月的租金卻要不回了。小馬看得挺開，「給多少就拿多少吧，能怎麼辦。」在這裡租住的很多人家也都是從東垻拆遷而來的，如今那裡已被夷為平地，小馬聽說那裡將會被用來建養老院、修綠化帶。
二樓的一個單間裡，一個月的房租是四百元。在這樣的一棟樓里，還有許多戶這樣的租住者。平常工作早出晚歸，反倒是一場斷電將鄰里之間聯繫了一起。斷電之後的第一個夜，小馬只睡了一個小時。寒冷讓他無比清醒。他的隔壁有一家夫妻帶著不滿一周的孩子，只能在中午太陽盛時把孩子抱出來，用近乎原始的方式取暖。
北京的冬夜冷得刺骨，小馬跺著腳，呼出的白氣被夜風吹開。站在沒有電的院子裡，憑著遠處大街上的路燈，才能借點微弱的視力。這個院子不大，樓與樓之間不足十米，停滿了號牌多樣的車。據小馬說，這裡的院子在原來根本停不下車，現在人陸陸續續都搬走，反倒是有位置了，「這個清退，牽扯的人太多了」。
其實小馬手頭的工程並沒有做完，還剩了一些結尾需要完善。但是決意回家，他已無心工作。他提前要了工錢，「少點就少點了」。這場對工友們的清退，也對僱傭方帶來了一些問題——一些工程被迫中止，工友人心惶惶無心工作。「這個需求是存在的，一刀切……是不行的。」
來京八年，如今25歲的他已經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業。談到回老家，還是多少有點不甘心。「八年啊，圈子都建立起來了，朋友也都在這邊，你說說人生能有幾個八年啊？」離開雖然無奈，但也是必然。「政策就是這樣，只能順應局勢，讓你走，你就乖乖地走；讓你走你就走，讓你回來的時候你再回來。」小馬在微博上看到「清理低端人口」的說法。他戲稱自己屬於「社會的蛀蟲」，不能呆下去了。
但即使感到一點屈辱，他仍然坦言，未來政策好起來後他依然會第一時間考慮返京。無論是圈子還是環境，都是一點點打拼出來的結果，無法輕易放下。
他也曾設想過等事業發展起來，將遠在家鄉的妻子和不滿周歲的孩子接來北京。而如今卻是他先選擇回到老家。「這環境，孩子來了只能受罪。」
小馬環顧一周，輕輕地說：「都在搬家。在北京，哪有家？都沒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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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小馬交談的二十多分鐘裡，我們的頭頂掠過四架飛機。它們可能飛向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目標明確。
八點鐘到了，小馬打開車門，後備箱裡裝著他的被褥、幾件衣服、從東垻家裡帶來的電暖氣，他即將踏上十七歲那年來京的那條路，方向相反。
回老家之後，從事什麼行業、幹什麼樣的工作、走什麼樣的路，他很茫然。
「人家是記者，你給反映反映」
此時天黑透了，氣溫降到零下二度，冷的不止是室外。由於斷電的緣故，公寓內外一樣黑。
我們被領到另一棟公寓的二樓，何大媽穿著鮮紅的羽絨服迎了出來，她拎著碩大的手電筒帶我們拐進公寓深處，於是我們看到了掀開的天花板上被剪斷的電線、一樓屋頂上被絞斷的電纜……一個男人跟著我們穿梭過整條走廊，「咚咚咚」敲響每家的房門，興奮地大喊：「來電啦！來電啦！」
越來越多還留在這棟公寓的人聚在我們身邊，「我還以為真的來電了呢。」中年男人從門裡探出頭來。何大姐拉著他：「人家是記者，你給反映反映。」儘管我們再三解釋我們還是學生，但何大媽在隨後的採訪中，還是將這句話重複了六次。
一群穿著制服的人27日上午在每家每戶門口貼上了當日下午6點前必須搬出的通知，何大媽嗓門很大，北方口音濃重：「貼的也是他們，撕的也是他們。我們拽著不讓他扯，還不好使。扯了一遍怕落下，還扯第二遍。怕人拍，主要是記者來了，扯了就走。」除了大量的社會志願者，這天到達皮村的記者難以計數，國外的法新社、美聯社，國內的社會媒體、校園媒體湊在一起，水溶於水。似乎於他們而言，記者是這一動亂迷茫特殊時期的一種寄託，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最終整個二樓公寓的十幾戶人家都聚集並七嘴八舌地議論了起來：
「真的要往外清人啊？」「不可能的事，他沒有公章明白嗎？就是一張白紙，沒公章白搭。」「皮村不讓住啦。」
斷電9天，皮村南部在北京市萬家燈火的時候漆黑一片。我們被請進何大媽的家裡，十幾個人在晃動的燭光里抱著手臂，談論這日子是否有迴旋餘地。貓蜷在花布罩起來的沙發上，蜷得很緊。
「叔叔給你們提個要求」
公寓一樓的走廊盡頭是房東辦公室，14年在這裡盤下房產開辦公寓的劉老闆坐在寬大的椅子裡，和來訪的人們大聲交談著，面前的桌子上擺著兩面國旗。他連說幾聲抱歉，「你們來，連杯熱水都給你們端不了。」
除了老劉，還有三家公寓遭遇了斷水斷電的窘境，這些公寓的投資者此刻都坐在鋪著白瓷磚的辦公室里。隔壁公寓的陳老闆帶了醉意，用高分貝連著幾次打斷劉老闆的話，讓他「不要給孩子們講了，他們也不懂」。他舉起一盞蠟燭對著我們說：「你們都是年輕人，是不是覺得點個蠟燭很浪漫？浪漫吧？」他罵了一句粗口，「點蠟燭和開電燈，哪個消防隱患更大？」
坐在沙發上的潘老闆是東北人，六十多歲，精神矍鑠。也是2014年，他來到皮村，投資一百八十餘萬開了一家公寓，當時簽的合約上顯示他有十七年的使用權利。
說起斷電的情況他憤憤不平。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村委會派人剪了電纜，砸了電錶，拆走了電錶箱。「我當時說，我一塊錢買來的那都是我自己的東西，你憑什麼給我拆了？你要不給我還回來，我能跟你拼命。」
在潘老闆的帶領下，我們看到了電纜被剪斷的場景。電纜從二樓拉到一樓，截面直徑近七厘米，「你看這，老虎鉗都剪不動，擱你小女孩兒，讓你剪，要你命你都弄不斷。」寒冷讓人侷促，潘老闆跺著腳說安全隱患他可以排查，哪裡不合格都可以整改，但他很難接受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直接斷電的做法：「就那『咔嚓』一下，就這麼地了。」
不久前，居民們看到穿著制服的人來剪斷電纜，這些人在許多居民口中被頻繁提及，他們也是當時把手機鏡頭對準我們的人，被稱為「聯防」。後來遇到的保全這樣形容：「我們就是小保全。人家聯防牛逼哇，什麼都管。」
27日下午三點左右，村里來了一隊人，貼了一溜沒有蓋章的告示：要求六點之前清退所有居民。潘老闆問保全，為什麼沒有蓋章。來者言辭隱約，支支吾吾，「沒有時間」、「來不及蓋」。雖然告示上沒說具體措施，但是他們口頭警告，如果不能清退，就要扒門扒窗戶、把居民的物品全都清理出樓。
當時正好有兩位美聯社與法新社的外籍記者前來探訪情況，錄下了整個告示張貼的全過程，潘老闆說，當時他檢查了兩個外籍記者的記者證，確認了身份後才讓他們採訪錄影，「咱們中國人，都是自家人，聊聊天可以，牽扯到外國人，不能亂說。」之後大概半小時，又來了一隊人，將告示全都揭掉了。「要不是那兩個記者，估計你們現在能看到更熱鬧的場面。」
沒有明確的通知、沒有清退的理由，這場不打招呼的斷水斷電帶來太多疑問。「為什麼這麼多家公寓，只斷了我們這四家？為什麼不說是什麼原因要斷電？」潘老闆認為，如果是因為有非法行為、或是有需要整改的地方，至少要做出相應的通知，闡述合理的理由，讓住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再進行斷電。
北京的冬夜裡，青壯年尚能勉強熬過，但老人與孩子又該往何處去？
「你的尊嚴在哪裡啊？你的人權在哪裡啊？中國夢怎麼做？就這麼做？」
再被問到未來的打算時，潘老闆的情緒又一次激動了起來。「我六十多的人了，老人也不在了，兒女也成家了。我光腳不怕穿鞋的。要是不給我個交代，大不了同歸於盡！」
而後他的神色溫柔了些：「如果你們回去要報導，就客觀的把你們看到的事實情況寫出來就行，不用誇張。要注意保護好自己，真的，保護好自己！」
我們回到辦公室，不大不小的空間裡依舊人聲嘈雜。坐在椅子上的劉老闆站起身來，大嗓門地說：「咱們今天就是純粹聊天，我就把你們當自己的孩子一樣。希望你們都能好好完成學業，長大了，要做對國家、對家庭有貢獻的人。但是叔叔給你們有個要求：千萬千萬要呵護、愛護底層的低端人口。」
他把兩個「千萬」咬得很重很重。
「天下哪會有這麼好的事呢？」
工友之家在皮村西門外，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往右，是志願者們的辦公室和打工博物館，對面則是一些工友們住的地方。從創始人孫恆和王德志2005來到北京開始，就維持著基本面貌。平日裡，工友們會聚集在這兒跳廣場舞、打桌球、看電影、唱歌、看書，而當天，原本只有兩三個人呆著的志願者辦公室成為了整個院子最熱鬧的地方。辦公室右邊牆上皮村的地圖和左邊牆上的「兩岸三地打工藝術交流營」幾乎成了所有人進門時，相機第一時間對準的焦點。
室內幾乎被各路媒體塞滿，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擺在房間中央的電暖爐讓這個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暫且和室外零下的溫度隔絕開來。而志願者塗俊南仍然穿著整齊，甚至連圍巾都沒有摘，他這身衣服已經穿了三天，並且還將穿第四天。和很多人一樣，上午才聽到消息的他匆匆趕來幫忙，沒有料到會在這裡度過他的周一晚上。而另一位志願者武豪，作為救助信息傳單上的聯繫人，他的電話從我們一進門開始就沒有斷過。
墮胎湧入皮村，為這個小村莊注入了不屬於它的活力。就我們所見，來皮村的人身份複雜，多家媒體、志願者、學生……志願者因為多是線上自發而來，缺乏組織性。我們碰到一個獨行的志願者，她小心翼翼地問我們：「你們是XX來的嗎？」在我們否定後，她有點焦慮，「我也不認識他們，天這麼黑，走散了。」
而工友之家的志願者遇到了不同的困難。事實上，工友之家在皮村南部的影響力不如報導得那麼大。我們在皮村的小巷子裡迷路時向村民詢問：「請問工友之家怎麼走？」換個問法，「打工博物館呢？」得到的大多是茫然的搖頭。「如果你說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館，他們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你說我們是那個常常搞活動，跳舞放電影的，大家就『噢～』」塗俊南半是驕傲半是無奈地笑了笑。工友之家和工友的關係並不是領導和從屬的關係，而是更像一個NGO（非政府組織）。
更多的阻礙還是來自於不信任。「他們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天下哪會有這麼好的事呢？』我們反覆解釋，說自己真是純公益的、不收取任何費用，並且和政府沒有關係，他們才會收下我們的傳單。」我們之前遇到的三姐弟的父親，像見了鬼般連連擺手，拒絕了塗俊南的傳單。
而從這位父親住的金宏公寓上二樓，左轉，牆上貼著不知什麼時候的「新北京，新地鐵」地鐵圖，像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從海淀區到皮村，要轉三趟公共交通，共計三十餘站，而如果轉乘地鐵則更加麻煩，需要換乘四次。事實上，皮村大部分的工友都只是在夜晚暫住於此，在皮村本地的小廠工作的只有極少數，大都需要白天早早地趕往上班的地方。拿在銀行做保潔的徐阿姨來說，因為只有公共交通一種方式可供選擇，六點半上班的她四點半就得起床，趕往皮村村口搭乘五點半始發的公共汽車。
同樣早起工作了一天的武豪和塗俊南早已掩飾不住自己的疲憊，隨著一波又一波媒體的到來，兩個一開始正襟危坐的年輕人已顧不上體面，尋找了一個更適合長時間坐的姿勢：翹起了傾斜成同一角度的二郎腿。因為27號的突發情況，他們本計劃在當日完成的以皮村工人為主題的劇本已經延期了，塗俊南從城裡帶來寫劇本的電腦甚至都沒有機會打開過。
皮村的遷徙開始得比通知早得多，網上可見的報導中，去年10月就已開始有此類通知。這場遷徙沒有具體時間節點，武豪作為皮村工會長期以來的志願者，幾乎目睹了全過程。「開會以前，就說環保整頓，開完會繼續環保整頓。」但事實上，皮村北部的工廠都是一些組裝類的小廠，沒有煙塵，也排不出什麼東西。
大會期間工友們高高興興回家了，有的家裡要忙著秋收，而有的不需要幫忙，「就當是放了個假」，假期結束後繼續來上班。但開完會回來，廠子仍然遲遲不能開工，再找工作，很難。皮村北部的工友們沒了工作，只能陸陸續續開始搬離，皮村北部和這次貼公示的南部不同，早已沒什麼人了。
皮村只是一個因為得到太多關注而爭取到96小時額外撤退時間的特例，但搬遷不是。更多北京周邊的村子沒有發聲的機會，就被抹去存在的痕跡。
早早和皮村北部一起遷徙的還有位於皮村西部的東垻，那裡也是小馬居住過的村子。並沒有引起任何關注的它，早就悄無聲息地進行了一場大興式運動。之所以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武豪坦言：「我覺得是這一次的規模太大了，是全市範圍的，之前拆東垻的時候，人權什麼的也是沒有的，說拆就拆，而且是拆不是趕呀。」同在金盞鄉的樓梓莊也是如此，儘管現在坐公共汽車，還能看到和樓梓莊有關的站名，但無法找到這個村子的行政單位——樓梓莊已經淪為了一片廢墟。
相比之下，27日的皮村相當溫和平靜，除了停水停電外，目前為止沒有出現暴力拆遷的情況。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房客前幾個月剛從車各莊搬過來，落腳沒多久，他在皮村的新住處也開始停電停水。經驗豐富的他知道這是讓他們搬家的前奏，立刻動身找房子，準備過幾天又搬走。下手快的他找到的新房子一個月只要八百，雖離皮村還有兩公里左右，但已經是我們走訪的住戶中租到的最經濟實惠的房子了。
為了能繼續工作，搬、搬、搬，這個村子不能住了，就找下一個能住的村子；為了有個落腳的地方，搬、搬、搬，房價從五百漲到八百再到一千八；為了節約生活成本，搬、搬、搬，直到離北京市區越來越遠，最後徹底地消失於行政區劃。
皮村離飛機場近，所以房子不能修高，只能一點點向外擴張，無數的兩層小樓見縫插針，這讓它看起來更加密集與扁平，成為北京「城中村」的典型標本。人們普遍認為，皮村離機場近，修不起高樓，房子不會被拆，安全。現實卻唱了一曲反調。
如今，飛機照常從頭頂上划過，載著不同的人奔向世界各地，卻無法載著皮村人民落地生根的文學夢、航天夢、北京夢，去往一個確定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