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職業籃球聯盟NBA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10月4日（美國時間）的推文寫著「為自由而戰，與香港同在」（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由此而引發的風波還在持續發酵中，在美中兩地都有很多不同的爭論，也引發了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深思。
本台記者馨恬採訪了華府外交專家勘琵博士（Dr. Alicia Campi），她曾任美國駐亞洲外交官，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對美國政治的運作、美國文化、東亞文化都了解甚多，也具備對事物的獨特分析角度。對目前NBA風波，勘琵博士認為，它凸顯了全球化下的美國和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一種形態；同時也可以看出美國公司與中國公司所具有的根本性區別。
馨恬對勘琵博士的專訪包括三部分，這裡是專訪第二部分。
（接上文：華府專家點評NBA風波(1)：全球化下的跨國公司完全被利潤驅動）
華盛頓資深外交專家勘琵博士(Dr. Alicia Campi)
全球化下美中跨國公司特質不同：前者重利益而輕理念，後者則要固守政治合拍
勘批博士指出，隨著國際市場走向全球化，中國的跨國公司與美國和西方的國際公司實質上是不同的。
當美國和西方公司有了更大的自由擴展到全球市場之後，有些公司就開始改變了，有些公司就開始逐漸變得不那麼忠誠於美國的價值觀了，而是去忠誠於能夠讓他們繼續在國際市場上做生意攫取利益的不同價值觀。
但中國的跨國公司情況不一樣，中國的公司永遠記得自己是中國公司，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國際公司。所以這些中國跨國公司的行為必須是被北京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所認可的，不會引起中共政治層注意的。
所以對於到底什麼是一個好的、負責任的全球性公司，中西方概念是不一樣的。這就聯繫到我們談到的目前NBA、Nike、Apple或之前的Yahoo等公司與中國（中共）政府以及中國合作方如何合作的問題。
這些美國和西方公司甚至到了一個程度，他們不再看重讓他們能夠發展成為全球大公司的經濟行為和政治決策方面自由的這個基礎價值，而只是看重賺錢。這在歷史上也發生過。
全球化導致個人層面的改變：知名的人為了金錢而為「不可之為」
假如讓資本主義不受任何道德倫理、規範經濟決策和政治基點的任何限制，是有違於使這些公司得到發展的環境、理念和規則的。這即會發生在個人身上，也會發生在公司身上。
勘琵博士舉例說，在1980年代她住在日本，那時候美國和日本在打貿易戰，她就親眼看到，有些好萊塢明星悄悄的在日本代言一些日用品，是那些在美國明星們不願意代言的，因為與他們的形象不符。但在日本他們可以賺到很多廣告費，因為他們覺得在美國的人不會知道他們幹了這些。這是在個人層面上。
就像現在的NBA籃球隊的明星球員。當然現在有推特了，社交媒體能夠讓這些名人的行為在社會上更廣為人知。由於這些名人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他們有時在外國可以賺到比在美國多得多的錢，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賺錢機會。這些人們不了解自己在做什麼，也不了解中國（中共）政府做了些什麼，而且自己也不在中國工作，頂多是去打了幾場球，或者去旅遊了一次，就隨意表態支持中國（中共）政府立場。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就可以繼續去中國賺很多錢。這是個人層面的。
全球化導致公司層面的改變：不受價值理念限制地追逐利潤，是非常危險的
從公司層面，那就看這些公司的主要收入從哪裡來，以及在中國的利潤占他們整體利潤的比例。如果他們覺得這個比例增加或希望能夠增加，你就發現他們的立場就是不同的，因為他們不想因為跟中國，或其它專制國家的合作方或政府有不同的觀點，而去破壞他們賺錢的機會。
因此雖然還叫它們是美國公司，但實質上已經不再是美國公司了。有的人覺得這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是要超越國家主義，不必說這個公司是美國公司，那個是澳大利亞公司，或是日本公司、中國公司……我們就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這就是90年代到2000年代全球化的一部分，他們推崇「普世的人權價值」，那其實也就應該有「普世的公司價值」——所有公司在全球做生意的時候也應當有一套要遵守的共同規則。
問題是，指導這些公司執行商業規則的價值觀是什麼？很多情況下是利潤，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導致「狂放的資本主義（Unbridled Capitalism）」，就是沒有價值理念限制的資本主義，結果那些越來越全球化的公司，行為上卻越來越不像美國——不能體現美國的價值觀。就像谷歌以前創辦初期的理念是「不作惡（Do No Evil）」，而如今它卻做了有違當初理念的事，尤其是要進入中國之後。
美中跨國公司因性質不同特點也不同，中國公司無論在哪裡都得為中共政府盡義務
勘琵博士說，美國的資本主義版本跟英國、法國、或南非的資本主義版本是不一樣的。美國和其它一些民主國家沒有公私合營、或政府掌控的公司。中國的公司大部分則是公私合營與政府掌控的公司，這些公司在海外推廣賺到錢，政府從中提取利潤。在德國、伊朗也有這樣的公司，但美國是沒有的。所以美國公司覺得即使進入國際市場也沒有義務要推廣美國價值觀，但他們推崇一些好公司的管理規則（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如注重環保、注重少數族裔多元化、男女同酬等等。但這也僅僅是為了豎立自己好的公司形象，目的也還是為了有利於獲利。不同的是，在全球化市場中，中國公司根本就不理會這一套，即使在美國的中國公司，也依舊不參與其中。
當美國這些公司在全球市場上在外國銷售產品、做生意，它們會很大程度受到那些國家價值觀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Nike、Google、Amazon等公司，雖然他們知道產品在支持中共的軍隊，他們還是在中國做生意，跟中共政府合作。但在美國國內，他們卻有人說不要跟五角大樓合作，他們不覺得自己有義務幫助美國政府保持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反，中國的跨國公司卻不會這麼想，它們無論在哪裡，都得為中共政府盡義務。
好萊塢表現的偽善，反證了在美國享有的自由在中國是沒有的
這些美國全球化的公司認為，自己沒有義務推廣美國價值觀，但是它們卻會利用美國價值觀，是因為這樣的價值觀使得他們在市場上壯大成功，而美國的體制又沒有強求他們去推廣美國的價值觀，雖然這樣的價值觀是導致他們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這些公司只看自己如何能賺更多錢、未來在哪裡去發展更大的市場。
就像好萊塢，很多人覺得美國的電影市場在萎縮，所以他們要製作能夠進入外國的影片、或者在外國製作影片更加便宜，而中國顯然是很大一個誘人的市場，這就讓他們考慮到，是否不要對當地的問題去輕易表達立場。所以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好萊塢現在是頻頻對美國國內的共和黨提出反對意見，或對一些社會問題高調提出抗議；但對同樣發生在其它國家，包括中國、印尼、土耳其這樣對他們來說看作是重要市場的國家，同樣發生重要社會問題的時候，好萊塢卻是隻字不提；在一個人權受到非常重視的國家，好萊塢就會高調去講這些事情；但在一個人權是不能討論、不能提及的國家裡，儘管有平民百姓被無辜關到集中營里，或者平白無故地失蹤，好萊塢就保持安靜。勘琵博士指出，很顯然這是一種偽善，但當好萊塢的優先級考量是賺錢的時候，對好萊塢而言則不是偽善了。
所以，這樣看來，美國公司有自由在美國做任何事情、說任何話，但在中國或其它集權國家卻沒有這樣的自由了。
（待續，敬請關注後續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