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片：「白色恐怖」受難者親屬在台北舉行的一次紀念解除戒嚴22周年的儀式期間手持百合花走過一個布滿百合花的水池。(2009年7月15日)
華盛頓—
2020年1月11日台灣將舉行第15屆總統選舉，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將與挑戰者國民黨的韓國瑜、親民黨的宋楚瑜一爭高下。這是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直選以來的第七次總統選舉。在那之前，總統是由從中國大陸選出、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這些終身不改選的代表被批評者稱為「萬年國代」。國民黨最高領袖蔣介石在這一制度下連任四屆總統直到1975年去世。
歷史照片：蔣介石總統和夫人蔣宋美齡在台北的「雙十節」集會上揮手致意。(1971年10月10日)
從威權統治到多黨直選
從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宣布戒嚴實行一黨統治，到1986年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正式成立，再到1996年總統普選完成民主化，台灣的政治轉型過程歷經許多重大改變。
政治分析人士說，啟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受到內在因素和外來壓力的影響。
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975年繼承總統職務，他在1987年解除了長期的戒嚴。這是台灣政治上的一次標誌性事件。蔣經國的接班人、台灣出生的李登輝正式開啟了多黨直選的民主化進程。
歷史照片：蔣經國及其父親蔣介石總司令在湖南（1941年11月29日）
「對我來說，台灣民主轉型是從解除戒嚴之後開始，」前美國副總統切尼副國安顧問葉望輝(Stephen Yates)說。
葉望輝說：「在那個蔣經國過世、過渡領導人李登輝繼任的早期階段，我認為，在他擔任總統的12年期間有一個顯著的運動在進行，從走出戒嚴法陰影直到把台灣每一個公職都開放為民主直選，包括總統一職在內。」
資料照片：台灣總統李登輝和他的妻子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歐林演講後回應掌聲。(1995年6月9日)
葉望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知道在李登輝之前也有人對台灣民主有所貢獻，在他之後也有別人做出根本性的貢獻，不過對他來說，李登輝的任期是台灣民主過程最歷史性和最關鍵性的改變。
1988年蔣經國過世後，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繼任總統併兼任國民黨主席，任期內推動修憲，總統改為由公民直接選舉。
1995年李登輝訪美受到中國強烈抗議，但在中國試射飛彈後的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普選中，李登輝仍然獲勝。
資料照片：時任台灣總統陳水扁在台北總統府前發表雙十節演說。(2004年10月10日)
李登輝的總統任期一直到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為止，在這一年，台灣以和平民主方式實現了政黨輪替。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用選票恢復了執政黨地位。
同年7月15日，在解除戒嚴21周年的一次紀念儀式上，馬英九代表政府向當年「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和家人表示歉意。
資料照片：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與時任總統馬英九在台北會面。（2016年3月30日）
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民進黨再次執政。台灣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台灣有了亞洲首位沒有家族政治淵源的民選女元首。
李登輝與多黨民主
1980年代晚期曾在台灣傳教的葉望輝認為，台灣能有民主化的今天，前總統李登輝功不可沒。他對美國之音說，從1987年到2000年期間，台灣政治上發生包括台灣省政府組織凍結、國民大會終結、各種公職開放直選等政治轉變，李登輝原本可以在2000年總統選舉輕鬆連任，但是他選擇不繼續競選，這顯示他對建立台灣未來民主基礎和有一個競爭性政黨政治的承諾。
前美國副總統切尼副國家安全顧問葉望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2019年11月9日）
「我認為他理解到，如果他當選，那將是一種個人的選舉，但他要的是一種對國家的支持以及對台灣人民認同感的選舉。所以對我來說，李登輝的12年總統任期是台灣民主的新基礎。」葉望輝說。
李登輝的批評者稱他背叛了國民黨，而支持者則讚譽他是「台灣民主之父」。1996年，美國《新聞周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中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
蔣經國與解除戒嚴
不過也有許多人認為，台灣能夠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須歸功於國民黨的前總統蔣經國。
「我想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真正的源頭，因為在1986年的時候他宣布解除戒嚴，1987年7月15號台灣就正式解除戒嚴。」台灣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政治學教授廖達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因為解除戒嚴，台灣才會有集會、結社、組黨等各種自由，再加上解除報禁，因此「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是因為解除戒嚴以後全面開放，這才整個啟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開端。」
不僅如此，廖達琪說，蔣經國對李登輝的重用顯示了他的用心。
她說，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由李登輝繼任，延續了蔣經國的遺願，「等於說啟動了台灣的民主化，事實上。李登輝他常常講，整個一個政壇的成長跟當領袖的方式，跟台灣整個改革的方向，都是來自蔣經國。」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中）在台北接受外國記者採訪。(2019年11月14日)
目前也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國政顧問團成員的廖達琪說，民進黨能夠在解除戒嚴之前成立而沒有受到阻撓，也是因為蔣經國的決定。
她說：「當然，民進黨在1986年就先成立了，那蔣經國也做了重要決定，民進黨等於是偷跑，在1986年成立的時候，蔣經國也確立不抓，讓民進黨可以自由參選，然後壯大成今天這樣的民進黨。」
民主化的內外壓力
然而，前《台灣公報》主編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並不認同蔣經國推動民主化的說法。
曾經為營救台灣戒嚴下的政治犯在國際間奔走、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的韋傑里告訴美國之音，蔣經國最終同意讓台灣走向自由化是迫於形勢的壓力。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台灣歷史講師韋傑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2019年12月9日）
「蔣經國的確在最終允許自由化的發生。我不認為他非常喜歡民主化，但他最後的確解除了戒嚴，這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時受到兩股壓力。」
這兩個壓力，韋傑里說，一是來自台灣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草根壓力，在1979年發生「高雄事件「(或稱「美麗島」事件)後，許多被捕的黨外人士親屬紛紛投入政治，呼籲民主、人權、開放和解除戒嚴；二是來自美國國會、特別是被稱為國會「四大寇「或」四人幫」(Gang of Four)的四位國會議員對國民黨政府的壓力。
歷史照片：泰德·甘迺迪參議員在國會山舉行有關台灣戒嚴法、政治權利與人類自由的記者會之前與史蒂芬·索拉茲眾議員交談。(1982年5月20日)
這四位國會議員是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參議員克萊本·佩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吉姆·里奇(Jim Leach)與眾議員史蒂芬·索拉茲(Stephen Solarz)，他們在台灣戒嚴時期經常在國會為台灣民主發聲並批評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權的作為，索拉茲因而戲稱他們是美國國會中支持台灣民主的「四人幫」。
對於民進黨的成立，韋傑里說，國民黨政府也不是沒有動作，只是因為外來壓力讓蔣經國無法動手。
「他們威脅要取締民進黨，也威脅要逮捕他們，但那個時候已經有足夠的意識，尤其是在美國以及美國國會人士，包括甘迺迪、佩爾、里奇和索拉茲，他們發出強大聲音支持民進黨，所以當時蔣經國不可能再去逮捕他們。所以是因為對蔣經國的國際壓力才真的對他能做什麼有所影響，到最後他只好說，好吧，讓它發生吧。」韋傑里說。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中國項目客座教授卜道維(David Brow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1970年代國民黨受到反對運動的壓力要求開放政治體制後在1980年代開始民主化，接著在李登輝時期發展成真正代表民意的選舉制度，先從立法院開始，然後是1996年的總統直選。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教授卜道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2019年11月20日）
任美國國務院台灣事務主管的卜道維說，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施行的制度「非常具爭議性」，因此在民間壓力和蔣經國本人領導的自下自上兩種因素下，台灣開始走向民主。
他說：「在那之後，我認為你看到的是一個兩黨政治制度，這個制度讓小黨有一點點的生存空間，這也是1990年代末期台灣選舉改革的設計。」
葉望輝認為，台灣內部因素是台灣民主化最重要的驅動力，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在台灣內部有許多政治力量支持這種民主轉變，國民黨政府也一直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尤其是美國國會不斷有強烈動作要求台灣民主化，但當時中國內部發生的改變也給了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力。
葉望輝說，「坦白說，我認為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讓全世界受到震驚，我認為這對台灣內部帶來刺激，他們說，我們要朝更大的民主化方向移動，才能顯示出台灣的人民和政府與全世界看到的中國有多強烈的對比。」
台灣民主對中國的意義
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廖達琪說，雖然在台灣人自己眼中，台灣的民主有諸多缺點，但這條民主道路得到了許多渴望民主的中國大陸人的羨慕。
韓國瑜國政顧問團成員、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教授廖達琪在馬里蘭州接受美國之音採訪。（2019年12月7日）
她說：「他們其實都對台灣的民主化，還有今天選舉走到這個地步都充滿了期待，覺得台灣這樣的選舉做出華人的一個模式、一個典範。雖然我們自己看，台灣選舉裡面常常抹黑啊、不好看，但是那種政權的和平轉接，中國大陸的人士是非常讚佩的，也希望台灣繼續好好的走下去，可以作為將來大陸民主改革的參考。我認為這個影響是一直潛在的，只是現在可能在言論的壓制下，他們不在中國大陸的言論市場上可以清楚的冒出頭，但是我知道在海外這些，尤其是民運人士，他們真是想要好好呵護中華民國的這種民主火苗。」
卜道維說，他在1980年代曾經看到中國有政治改變的跡象，在21世紀的前10年也看到一些，不過在習近平上台後，整個政治形勢就朝反方向走了。
資料照片：參觀台北國父紀念館的中國大陸遊客。(2010年7月10日)
他說：「在習近平治下，這個國家—我不應該說國家，而是黨，中國共產黨，就朝更多由黨中央控制的反方向急劇發展，對公民社會和異見作出更多的限制。」
葉望輝認為，台灣民主對它的人民有自身的重要性。他說：「有些人把台灣海峽兩邊的人都看成是中國人，我不屬於這些人，因為我不認為民主與族群劃分有任何關聯。在我看來，台灣是一個多族群民主。」
他表示，台灣各種原住民和歸化公民，台灣的民主要比種族劃分來得更多，這種經驗是共產黨的中國「極度難以接受的」。
在台灣新北市，一位母親帶著孩子經過一台電視，上面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就台灣問題發表講話。(2019年1月2日)
「在習近平現在宣傳的族群民族主義之下，他試圖讓族群劃分比所有其他因素來得更為重要，不管中國人可能生活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所以我認為台灣的角色長期而言非常、非常重要，不過它自己的地位更為重要，它是中國大陸現有體制的一個反面模範，」葉望輝說。
民主腳步繼續前進
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公開演說中曾指出，「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資料照片：美國副總統彭斯就美中關係發表演說。(2019年10月24日)
走過這條民主道路的台灣能為其他生活在專制體制下的人民提供什麼經驗？
目前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擔任台灣歷史講師韋傑里說，他告訴他的學生，從壓迫獨裁轉變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過那需要許多人的努力，正如現在的香港一樣。
「它需要許多的奉獻、需要許多的犧牲、需要許多人認為他們對現狀不滿意而有要朝那個方向走的視野。正如香港人民一樣，他們對現狀不滿意，想要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那個未來讓他們可以自己做決定，決定自己的前途，那對台灣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從這方面來看，台灣真的是東亞的典範，因為在東亞地區，很少有國家經歷這種類似的轉變。韓國或許是一個，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了。」韋傑里說。
2019年3月19日台北市長柯文哲與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副助卿史墨克會面（台北市政府提供）
即使台灣的民主可以作為東亞地區的典範，但這個相對於西方民主來說還算是非常年輕的民主還在持續演變。在卜道維看來，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成立的、以吸引中間選民為訴求的「台灣民眾黨」，就是台灣民主過程中一項「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態發展」，這個新成立的小黨是否能在這次立委選舉中有亮眼的表現也值得注意。
至於其他民主體制的主要元素，包括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檢察及司法體制和法庭的角色，卜道維認為，台灣在這些方面都要比20年前成熟許多，只是在他看來，台灣的媒體非常喧鬧嘈雜而已，但這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如果你看看美國，100年前的美國媒體非常具有黨派性，對以事實為基礎的新聞報導不太有興趣。我們的制度走過一條很長的道路，因此現在在美國，還是既有新聞機構謀求以事實為基礎、告知性的新聞報導，也有大量以意見為基礎的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廣播、電視和社交媒體，它們對傳揚意見和觀點比較有興趣，而不是以事實為基礎的新聞報導。」卜道維說。
挑戰與威脅
隨著民主化的逐漸成熟，今日的台灣民主也並非沒有挑戰。
《台灣公報》前主編韋傑里認為，「對台灣民主的最大挑戰是中國。因為中國已經變得非常、非常擅於破壞台灣的民主，這是通過散布假信息、收買台灣的官員，以及邀請全台灣地方官員到中國，費用全包，所以他們非常積極的運用在某種意義上的軟實力，但同時也以軍機繞台演訓，以及恐嚇台灣不能做什麼否則會採取行動對台灣加以威脅。所以中國本身是主要威脅。」
除了中國的外部威脅外，韋傑里認為，台灣還必須面對來自內部的挑戰，那就是「台灣還有一些人基本上並不理解民主的真意」。
他說：「那些人認為只有我的辦法才是唯一的辦法。只有和中國一道才是最好的辦法，但根本不是這樣。我認為每一個人都了解，如果台灣想要維持自由民主，它必須建立自己的認同感和自信心，並且為自己的民主轉型感到自豪。」
2020年的台灣總統及立委選舉，結果不僅將影響台灣內部政策，它和之前三次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權轉移一樣，也將牽動台灣、中國與美國的三邊互動，尤其在香港的反送中抗爭後，台灣人民通過這次選舉發出什麼信號？人們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