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被打成「極右」餓死在甘肅省夾邊溝
（一）
作為題目的這句話是傅作義的女兒傅冬告訴我的。
傅冬原名傅冬菊，我和她都是在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文學院的，是同班同學。
解放後，她在《人民日報》工作，我在空政工作，1957年我被劉亞樓、吳法憲打成「極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勞教，1959年底摘去帽子，1962年調回北京，在通縣麥莊公社任秘書兼管統計，最後一年調通縣農科所工作。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才得以被粉碎，政治環境稍為寬鬆。1978年有一天，傅冬找到我，說要了解一下農村養豬的情況。我帶她到通縣農村轉了幾天，和一些幹部、生產隊集體豬場的飼養員和養豬的社員戶進行座談，參觀，得到了許多第一手材料，再加上我原來掌握的資料，回來後我們二人合作寫了兩篇文章，一篇發表在1978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一篇發表在《經濟管理》1979年第三期（附圖），另外一篇更詳細的調查報告，作為《人民日報內參》送中央。這兩篇文章和調查報告，以大量的數據和實例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強迫生產隊多養豬，歧視社員養豬的「極左」思潮和作法，對中央調整養豬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在下鄉調查過程中，她問起我解放以後的經歷，我把自己被打成極右被押送北大荒勞教，饑寒交迫，九死一生的情況告訴她，她沉思了一會說：「你總算幸運的，到底活下來了。我的叔叔傅作恭也是被打成極右，也是被判勞教，卻餓死在甘肅省夾邊溝農場了。」我聽後大吃一驚，傅作義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大力表揚，他的弟弟怎麼會被打成極右餓死呢？我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我就知道這些，別的不知道了。」我想起，自己在北大荒勞教時，因為怕被郵局檢查，怕增加自己的「罪名」，往家裡寫信時，不敢寫真實的艱苦情況和悲苦的心情，都是報喜不報憂。許多難友餓死，凍死、累死以後，他們的家屬不也是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死難的詳情的嗎？看著付冬悲戚的眼神，我怕引起她更多的傷心，所以就沒有再問下去。不過我此後就特別注意研究有關甘肅省、夾邊溝和傅作恭的問題，這幾年我陸續看到楊繼繩的《甘肅不甘》、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和《鳳凰周刊》總第351期發表的《司繼才口述：我的夾邊溝記憶》等，對上述問題有了一個基本了解。
（二）
先說甘肅省。上世紀50年代，在甘肅省獨攬大權的是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他原來是解放軍第四軍的政委，他以管軍隊的方式來管甘肅，他緊跟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以階級鬥爭為綱，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在全省挖出9700多名右派，另外還挖出許多壞分子、反革命分子。他還把省、地委領導幹部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等打成反黨集團。張給他們安的「罪名」是：他們不承認1956年全省糧食增產26億斤的事實，說這是省委謊報成績，（實際上是「謊報」）；他們默許農民開荒種自留地，搞副業等等。張仲良說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行為，孫、陳、梁等人的反黨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1959年7月，張仲良赴江西參加廬山會議，即批判彭德懷的中共八屆八中會議。在家裡的工作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主持，霍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會後向中央領導報告：甘肅省嚴重缺糧，有7個縣（市）人均日吃糧不到半市斤，因缺糧浮腫餓死和非正常外流的很多。但不久張仲良從廬山會議回來，卻把霍維德等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說往上報餓死人的材料是「給廬山送子彈」，並在全省展開反右傾運動，對說真話的人和關心民生的人給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1959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11，000多名，內包括高幹151人，二屆省委委員候補委員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處分。
張仲良在反右傾鬥爭中大獲全勝，於1959年9月11日給中共中央寫報告說：「自從傳達八屆八中會議精神以來我省各級工作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糧全面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夏糧徵購工作進展也迅速。爭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徵購任務。」毛澤東看了這個假報告後很高興，要中共中央給甘肅寫回信，肯定這個報告是正確的。但實際情況卻是糧食緊缺，大批人餓死。
張仲良一向緊跟毛澤東，此次又得到毛對他工作的肯定，又有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示範，所以他就按照毛澤東的榜樣，在甘肅放手開展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
他大刮浮誇風。本來，按當時甘肅糧食生產的情況，平年一般畝產只有一百多斤、二百多斤，（如鎮原縣，正常年景，平均畝產只有一百六七十斤，1957年受災減產四、五成，畝產只有82斤）。張仲良等卻強迫基層和農民「放衛星」，報高產，什麼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原都出籠了。高指標導致高徵購，農民確實交不出來，就說是農民瞞產私分，還按照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問題，」說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地主、富農、資本家不甘心失敗，貧下中農被利用，以瞞產少交、不交徵購糧的方式，來對抗共產黨。因此，被說成是瞞產的農民，成了階級敵人，進行對他們吊打逼糧。也就振振有詞了。有的地方把農民僅有的一點口糧，甚至種子、飼料都搜刮殆盡，導致大饑荒，人吃人。據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一版上發表的副省長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披露：在60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據中國財經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由蘇潤余主編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記載：1961年，甘肅人口只有1210，82萬人，卻餓死上百萬人，約占總人口的8%，據《通渭縣誌》和中共通渭縣委於1965年7月5日寫的報告，1961年，全縣人口為201255人，卻餓死60210人，死亡率為28%，死絕2165戶，可謂慘絕人寰。
（三）
荒唐的「引洮工程」。甘肅苦旱，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和廣大人民生活。而省內的一級黃河支流洮河卻水量充沛。在洮河上游岷縣，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最大流量時，超過1500立方米/秒。為實現大躍進，中共甘肅省委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把洮河引上黃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肅省委二次二屆會上正式決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原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劃定的灌溉範圍東西長320公里，南北寬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萬畝。其工程的初步規劃為：總乾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縣古城水庫起始，經臨洮、渭源等縣，到達海拔1400米的慶陽縣董志原，全長1150公里，總乾渠水面寬40米，渠底寬16米，水深6米，50噸到100噸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稱為「山上的運河」。另有乾渠15條，總長3500公里。引水工程還包括兩座水庫，估算土石方20億立方米，槳砌石和混凝土約273萬立方米。還可以利用落差建幾十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34萬千瓦。這完全是一個異想天開的荒唐的計劃，但當時卻吹噓說：這項引水工程建成後，20多個縣面貌大變：「旱地變水田，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綠蔭遍山嶺，牛羊成大群，魚鴨滿池塘，電站林立，電燈齊明，機聲陣陣，汽笛鳴鳴，船支如梭。」
引洮工程於1958年6月12日正式開工，先後動員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20個縣的幹部和民工參加修建。幹部達3千多人，另民工10萬多人，施工高峰時達16萬人，計劃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勞動力：1958年10.6萬人；1959年11.2萬人；1960年8萬人。截至1960年底，兩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萬個工作日。
（四）
這裡說傅作恭。他是留美博士，水利專家。中共建政後，傅作義任水利部長，他寫信叫弟弟回來為建設祖國效力。傅作恭放棄了在美國的優越條件和美好的前程，欣然從命。他對中國共產黨十分崇敬，回國後，申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被任命為甘肅省水利廳總工程師。這位受到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總工程師，經過考察，認為當時的甘肅省在經濟、物質、技術各方面都不具備進行引洮工程的條件。這時，以張仲良為首的中共甘肅省委班子，正在大躍進的狂想和反右的昏熱中，認為傅作恭的意見是階級敵人向党進攻的表現，於是，傅作恭被打成「極右」，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
但後來的實踐證明，傅作恭的意見是正確的。
這樣龐大複雜的工程竟然採取「三邊」作法、「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就是說不經勘探設計（更不要說科學的可行性論證了），二月作出計劃，六月就動工，說上馬就上馬，許多方面自然碰壁，後來不得已又加一個「邊修改」。比如，按原來設計的方案，總乾渠要開53個隧洞總長64公里，後因行不通，被迫取消全部隧洞，總乾渠一律改為明渠，對越不過的崖頭，或深劈而過，或長距離繞開，深劈之時，最深的競達219米，最大的一處，開挖土方，競達2300萬立方米，數千民工站在崖頭上幹了幾個月，還看不出個眉目。
又如古城水庫，設計容量為3億多立方米，垻高42米。要築壩就先要截流，一次、二次截流都失敗，1960年的10月1日，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數萬民工不得不進行第三次截流工程。
工程上馬不到兩年，就難以為繼。
甘肅省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張仲良在會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是大躍進的產物，……只准辦好，不准辦壞；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觀事物並不迎合張仲良的主觀願望。經過兩年半的艱難施工，到1960年底，已無法進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改組了甘肅省委，張仲良下台。新的省委決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線停工。引洮工程局在總結與檢查中提出兩個問題：1、工作量大，工期長，原規劃中對引洮效益估計偏高，工作量估計偏小，即使按偏小的工作量計算，也需12億個工作日；2、技術問題沒有過關。如高邊起坡穩定問題、滑坡問題、坡積地區的防滲，防破壞問題，黃土的防滲和淪陷問題等，都沒有解決。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電部在張含英部長的主持下，就引洮工程開了個座談會，認為，這一工程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很多目前我們尚不能克服的困難。
1962年3月8日甘肅省委決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馬。
引洮工程動用了大量勞動力，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還消耗了大量的糧食。例如，在1958年——1959年甘肅省糧食收支計劃中，全省徵購糧食44，000萬斤，銷售糧食13，390萬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糧7500萬斤，占徵購糧食總量的17%，占銷售糧食總量56%，其中主要用於引洮工程。
後來官方資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費6千萬元，國家投資1.6億元，完成土石方1.6億立方米，僅占計劃量的8%，但一畝地也沒有澆上。已施工部份有的當年就被山洪沖毀。」
所謂投資1.6億元，是一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在那個大刮共產風對農民財產可以隨意平調的年月，無償占用了農民多少財富和多少勞動力，因此而造成的損失，絕不只1.6億。
有人說，「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所謂血淋淋的下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後期已陷入了全面的困難，工地上餓死人無數，工傷死亡的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然而當年提出正確意見的傅作恭卻被打成「極右」，在夾邊溝累死、餓死了。
（五）
夾邊溝農場位於甘肅酒泉縣東北方向的戈壁灘上，離縣城約30多公里，它的西面是一道沙梁，另外，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灘。當時這裡是安置右派的勞教農場。據曾在夾邊溝勞教的右派分子司繼才回憶：夾邊溝農場前前後後共送去了3500個右派，1958年發冬衣的時候，具體人數是3136人，在這之前很多人已自殺了。夾邊溝農場最後活下來的不超過600人。死亡率這樣高，根本的原因：一是飢餓，二是勞動過於繁重，三是進入冬天沒有取暖條件。（甘肅高原冬天氣溫常低到零下20多度）。勞教人員的糧食定量本來就少，到後來每人每月只有15斤，還有一部份糧食被農場管教幹部和食堂剋扣了。夾邊溝農場是死人最多的勞教農場。甘肅日報記者王景和、和鳳鳴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到夾邊溝和安西農場勞動教養。王景和餓死在夾邊溝農場，連屍體也沒有找到。和鳳鳴在安西農場九死一生倖存下來，晚年她寫了《經歷——我的1957年》一書，記錄了當年餓死人的慘狀。不少死者的遺體被飢餓難耐的難友們吃掉了。這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直言獲罪的知識分子。死難者的遺體因掩埋十分草率，壘壘白骨露在外面，綿延兩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著一個慘絕人寰的悲劇。現摘錄這本書中一個殉難者的悲劇如下：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一說是碩士）董堅毅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的新添墩（地名）勞動教養。後又轉到夾邊溝農場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在董堅毅勞動教養的兩三年裡，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從上海千里迢迢地到農場看望親人。當時蘭新線還沒有與上海接軌，要轉車數次才能到夾邊溝。1960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為醫生的董堅毅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他對組長劉文漢說：「按照經驗，她兩三月來一次，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見到她了。」由於大量死人露屍荒野，董堅毅教劉文漢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屍體。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劉文漢將他包紮停當，埋在一個由雨水沖刷出來的地穴里。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一個晚上，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來了。她掀開窯洞的草帘子進來，急切地問：「老董在嗎？」劉文漢只好告訴她：「老董已經去世7、8天了。」這句話一出，顧曉穎「哇」的一聲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過多，都已經麻木不仁，見到她痛哭不已的情狀，一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後她終於鎮定下來，要求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體。令難友們大吃一驚的是，到了原來埋葬董的地穴，屍體不見了。經過多方尋找，最後在後溝里發現，老董的屍體被拋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鴨絨被已被人扒去，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上哭個沒完，親個沒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的說：「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幾個人硬是拉著把顧曉穎扶回窯洞。後來，難友們找來一些樹枝和煤油，將屍體火化。劉文漢拿出他從朝鮮前線帶回來的一條軍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
（六）
傅作恭被打成「極右」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這個農場場部有兩千多名右派，農場所屬的新添墩有一千名左右，新添墩土地非常貧瘠，是沙土地、鹽鹼地。過去兩年在這裡曾經種過小麥，都沒有什麼收成，為了改造土地，1979年夏天，右派勞改隊中負責積肥的十幾個人就被派去北大河邊的沼澤地去挖草筏子，積肥。北大河從夾邊溝和新添墩南邊四、五公里流過，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幾個右派分子被派到那裡挖草筏子，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就曬在沼澤地上，到了冬季就由新添墩的右派分子背回來堆在田野上，來年當作肥料。背草筏子來回要走七、八公里，領導規定一天要背六趟。草筏子很沉，路又遠，肚子又餓，有的人就堅持不住了，傅作恭當時也要背草筏子，有一天他背不動，倒在地上了。據曾經和他一起在夾邊溝勞教過的右派分子李天慶回憶：
記得在新添墩最初看到他，他還很精神，戴個黑色寬邊的眼鏡，手裡捏個黑色菸斗吸菸，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領子。他就穿著皮大衣在地里抬土。有人說他：「傅作恭，你怎麼穿著人字呢大衣抬土？一點也不愛惜！」他回答：「命都難保了，還顧惜衣裳嗎？」傅作恭有兩片厚厚的嘴唇，看起來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時候，他已經變得面目皆非了。頭髮長得像個瘋子，臉變成了瘦長條，身體瘦成了骷髏。大衣又髒又破，眼鏡框斷了一條腿，用線繩栓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來回走五十來公里，早晨五點多鐘出發，傍晚五六點鐘方可完成任務。這是指身體強健的人，至於那些體弱無力者，則要背到夜裡十點鐘十二點鐘。要知道這是冬季，河西走廊嚴寒的冬季，夜間溫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嘯的寒風像河流一樣奔流不息，像潮水潑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臉。不要說幹活，就是叫你在戈壁灘上走十二小時十四小時或是十六小時，你試一試，看你能堅持幾天？
記得是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點鐘，我（李天慶自稱，下同）背著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見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還站著兩、三個人。他們不是集體休息，如果集體休息，大家都會坐在地上的。我走過去問了一聲：「出什麼事了？」有人對我說：「傅作恭走不動了。」正好這時候一個名叫趙來福的管教幹部走近來了，朝我們喊了一聲：「那是誰坐下了？」人們都不回答，就一個中等個子的年輕人說一句「趙隊長你看，傅作恭坐著不動彈了。」趙隊長走過來大聲問：「你怎麼啦？」傅作恭不回答，閉著眼坐著，趙隊長吼了一聲：「說呀，怎麼啦，你為什麼坐著不動？」傅作恭說：「我走不動了，快死了。」我聽人說過，這個傅作恭平常對管教幹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幹部怎麼說，哪怕威脅要把他送到監獄去，他也不動彈，管教幹部曾經多次組織人開他的批鬥會，他也不當回事。這天的情況就是這樣，趙隊長大聲訓斥他：「你走不動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這個資本家不想接受改造，還想過你的花天酒地欺壓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說了一句：「我不是資本家，我是工程師。」趙隊長又說：「工程師？哼，你是什麼工程師？你是資產階級右派，你給我站起來！」但傅作恭仍然坐著不動，說：「我走不動了，我也站不起來了。」趙隊長發火了，大聲吼「怎麼，你真的不走呀？魏長海，你給我把他拉起來。」這時候，那個主動向趙隊長報告的年輕人應了一聲，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來。他一邊拉，還一邊訓斥：「起來起來，不要耍死狗嘍！」
這一天，我認下了魏長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還是不走，趙隊長把傅作恭背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繩子解下來，一頭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頭拴在魏長海的背鬥上，叫他拉著傅作恭走，他還就真拉。芨芨草擰的繩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只得掙扎著跟他走。
以後的幾天裡，我兩次看見魏長海用芨芨草繩拉著傅作恭背草筏子。他們走路的樣子，就像兩個聯在一起的駱駝。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說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夾邊溝農場場部的豬圈旁邊的。有一天他到豬圈去，想摳點豬食充飢，倒在豬圈旁邊了。那天下了一場大雪把他的屍體覆蓋了起來，好幾天人們沒有發現他。於是他們傳說他跑了，因為有人反映他曾給他哥哥傅作義寫信要錢。到春天雪化了，屍體暴露了出來，關於他逃跑的傳說不攻自破了。
（七）
尾聲。1960年12月，在中共西北局的蘭州會議上。張仲良被批評，下台了。他在甘肅主政期間，執行極左路線，導致餓死上100萬人的大悲劇，還荒唐的搞「引洮工程」，給甘肅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在鐵的事實面前，他無法否認。但他的同夥和曾經跟著他執行過錯誤路線的他的下屬的許多人卻為他抱不平。如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寫給省委的報告提出：共產風，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都是中央提出來的，應該由中央負責；「五風」是上面搞起來的（按：「五風」即「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多吃多占風」）。下面的強迫命令是檢查團逼出來的；這幾年發生的種種錯誤的原因是，「上面出題，下面發揮，下面胡干，上面支持」，這裡說的「上面」就是指毛澤東，是符合事實的。因此對他的處理也很寬，只是從乾旱風沙貧困的甘肅省省委第一書記調到魚米之鄉的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在職務上可能算降了半級，比起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就幸運多了，在大躍進期間，吳所領導的河南省被稱為「大躍進的旗幟」，「五風」颳得特別厲害，餓死人300萬以上，其中信陽地區人口8500萬，餓死100萬以上，即每八、九個人就餓死一個。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省、地、縣、三級會議，在會上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自己檢討說：「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傾冒險錯誤，以至被階級敵人鑽了空子，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他把餓死300萬人的責任推給「階級敵人」，正符合毛澤東所說的「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論斷，毛聽了也會高興。
與會指導工作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幾年來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即執行毛的極左路線的，這也是實話。
因此，經中央批准，沒給吳芝圃任何處分，只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官場，這就是中國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