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憊不堪的醫護人員因長時間佩戴護目鏡和口罩而在臉上留下勒痕。剃光頭的女性，呈現出一種奉獻的姿態。在政府的辦公地點捐贈畢生積蓄、不留名的退休老人。
在與無情的新冠疫情的對抗中，北京正面臨數十年來政權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而它還在沿用陳舊的政治宣傳策略。為了讓人們團結在北京的統治之下，官方媒體在智慧型手機和廣播電視大量炮製關於團結、犧牲的影像和故事。他們甚至一度推出了名叫「江山嬌」和「紅旗漫」的卡通吉祥物，意在危機時期激起年輕人的愛國熱情。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問題在於：這一次，它的效果並不好。
網絡上，人們公開地批評官媒。他們嚴厲批評在前線的醫護人員依然缺乏像口罩這類基本物資的情況下，進行鼓吹個人犧牲的報導。他們強烈抵制江山嬌、紅旗漫。他們紛紛鄙夷女性剃光頭的照片，質問這些女性是否自願，以及為何沒有男性剃光頭的照片。
一篇批評博文的標題是：《喪事變喜事，不是疫情報導該有的姿勢》。
23歲的北京居民黛西·趙（音）說，她曾經信任官方媒體。而現在，她對那些將8名試圖警告新冠病毒威脅的醫護人員貼上散布謠言者標籤的報導感到憤怒。八名醫護人員受到公開譴責的照片和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
「官媒現在真不太相信了，」黛西·趙說。
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日益精進的政治宣傳機器一直在幫助共產黨保持執政地位，而現在它正面臨一次最大的挑戰。
政府遲遲沒有公開新冠病毒的威脅，並且試圖壓制向全國人民發出警告的聲音。這樣一來，它就打破了自己與人民之間心照不宣的契約：以個體權利換取安全的承諾。
為了平息民憤，北京下定決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官方派出數百名記者前往武漢等地，大量炮製一線醫護人員和公眾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
中國的政治宣傳工作者面臨不少強大對手。中國人民看到，一名年輕女子在母親的屍體被拉走時哭喊「媽媽！媽媽！」的影像；他們看到，一位女性在陽台敲自製的鑼，泣求一張醫院的床位；他們還看到，精疲力盡的護士崩潰嚎哭。
他們都看過李文亮醫生的臉——他曾試圖發出關於病毒的警告，最終因感染這種病毒離世。
這場危機讓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了強權政府之下讓人不安的種種方面。讓李醫生這樣的人封嘴，令他們看到了壓制言論自由的危險。患者和醫院在網上發出的令人揪心的求助，讓他們看穿了一個表面無所不能的政府。
北京正竭盡全力奪回話語權。官方媒體持續地報導在政府辦公室扔下捐款轉身就走的人。有人匯總了41個「丟下就跑」的報導。
還有一些報導的是「媽媽剛過世」或「孩子剛出生」就加入前線的醫護人員。它們聽起來相互雷同。
另一些則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西安的一家報紙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護士剛出生的雙胞胎寶寶問爸爸「媽媽幹嘛去了」。這家報紙為此道歉，稱之為編輯錯誤。另一家報紙寫道，一名護士去了前線後，2014年起就處於植物人狀態的丈夫，每次聽到她的名字就會微笑，「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著一件偉大的事情」。這篇報導後來被刪除。
在中國，人們普遍對一線醫看護作者感到發自內心的欽佩。但官媒的報導並未揭示出許多醫務人員缺少防護用具的事實。目前已有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他們的犧牲應該被銘記，」在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網站微博上，有用戶這樣寫道，「我們應該做的是引以為戒，不再讓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不是去標榜『犧牲光榮』。」
鄧學平，那位寫下「喪事變喜事」博客的律師，提到了一件事。一個病人疫情期間從武漢一個方艙醫院出院，新聞報導說，她很喜歡醫院，住得還不想走了。
「武漢的許多病患正苦於無處收治，可是我們的電視鏡頭卻偏偏對準了這樣一名喜不自禁的出院患者，」鄧先生寫道，「把個別人的喜慶放大，把大多數人的愁苦遮掩，很難說這樣的報導所呈現的就是疫情的真相。」
人們同樣感到憤怒的，還有官媒對女性醫務工作者剃光頭的報導。在一段廣為傳播的視頻中，來自西北省份甘肅一家醫院的十幾名女性工作者，在出發前往疫情中心武漢之前剃了光頭，她們中有些人哭了。
這段視頻引來網上的質疑：她們是被迫的嗎？為什麼男性不剃？甘肅省的這家醫院回應說，這些女性是自願的。
最讓共產黨的政治宣傳機器受挫的是江山嬌、紅旗漫事件。上周，中共共青團推出了一對身著中國傳統服飾的姐弟卡通吉祥物，他們的名字出自毛澤東的一首詩，其中「江山」指代中華民族，「紅旗」則是共產黨黨旗。
「快來給團屬愛豆打call吧。」共青團在社交媒體上號召說。
人們沒有打call。幾小時後，共青團刪除了帖子。評論者指責共青團試圖將國家與公民的關係變為娛樂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其中一條評論——「我是你的公民，不是你的粉絲」——獲得超過5萬點讚。
這種反彈也許表明了年輕一代對國家的一些新態度。
「這一個月年輕人在網絡上閱讀了大量一手資料和深度報導。」現年26歲在上海生活的史黛芬妮·夏（音）說。他們對於自己所了解的情況感到憤怒與困惑，她說。
「年輕人的真實狀態和官方以為的年輕人的真實狀態之間是有距離的。」史黛芬妮·夏添了一句。
儘管質疑越來越多，共產黨政府依然擁有廣泛支持。其中占主體的雖是依賴官方媒體的年長者，但共產黨依然期望得到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的撐腰，比如我在十月份寫過的愛國青年的例子陸穎欣。
陸穎欣說，關於前線醫務人員的犧牲和普通人向武漢捐款的報導，讓她感動。她對李醫生的去世感到難過，對警方指控他散布謠言感到不滿。
儘管如此，她並不對政府感到失望。她解釋說，政府現在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我說我不信任政府，我又能做什麼？」陸穎欣說，「我好像什麼也做不了。」
在中國，缺乏評估公眾情緒的科學手段。但她的態度可能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是中國政府希望培養的態度。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北京在過去的幾周加強了網絡審查。社交媒體帳號被刪除或禁言。從周六開始，線上平台將受到新法規的約束，以確保更嚴厲的控制。
老一輩中有人擔心，這次的疫情會被遺忘，就像中國許許多多其他悲劇一樣。
「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哨音的人。」小說家閻連科本月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次講座中說。
人們給李文亮醫生守夜。李文亮試圖對病毒提出警告，最終因感染離世。
「不能大聲地講，就做一個耳語者；」閻先生說，「不能做一個耳語者，就做一個有記性、記憶的沉默者……成為一個心裡有墳墓的人。」
為了建造集體記憶，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正將那些可能被刪除的關於疫情的帖子、視頻和媒體報導發到國外網絡，建立數字檔案。
一些年輕人已經是閻先生所說的「心裡有墳墓的人」，而且想要確保更年輕的人也有這樣的墳墓。
北京的黛西·趙說，在見證了疫情期間網上兩極分化的話語之後，她決定以後從事教育職業。「關心世界，關心世界上的人。」她在一個微博帖上說。
史黛芬妮·夏因為發表疫情相關的帖子，微博帳號被禁言30天。她說不管審查多嚴，她都決心繼續發聲，只有這樣下一代人才能記住。
「盡你最大勇氣去講，」她說，「儘可能說話終歸比什麼都不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