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川瑤族自治縣（下稱富川）位於廣西東北部邊緣，它的北面與湖南的江永縣相鄰，東面是湖南的江華瑤族自治縣，西靠恭城瑤族自治縣，南接鐘山縣。該縣素有「山國」之稱，四面環山，西為都龐嶺余脈之西嶺山，東南部為萌渚嶺余脈天堂嶺諸山，東與姑婆山系相接。境內最高峰為北卡頂，海拔1857米。山嶺相連，幾個小平原及丘陵分布其間，富江自北而南流過縣城富陽，構成了千姿百態蔚為壯麗的自然景觀，是一塊物產豐富，人傑地靈的山水寶地。
據史料記載，富川縣一名始於漢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至唐、宋、元時屬賀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後至清代屬平樂府，民國初屬桂林道，後改歸平樂行政督察區及平樂專署，至1983年8月撤銷富川縣，成立富川瑤族自治縣（下稱富川）。
縣內居民以瑤族、漢族為主體，瑤族約占48%。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富川的先民就在這裡耕作營生，自古至今境內居民都能和睦相處，過著勤勞、勇敢、智慧、樸實的生活，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業績。筆者年青時就曾到過富川朝東岩鷹咀山區從事過地質勘探工作，這裡秀麗的山川美景，勤勞樸實的瑤、漢山民，至今仍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在這塊多山之地的土地上，自古以來雖多次歷經改朝換代爭權奪利之內鬥，以及歷代農民起義反抗封建統治者的鬥爭，甚或是反抗外敵入侵之抗戰，但隨意亂殺人之事是極為罕見的；即或有兇殺案件發生，無論在何朝代，「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古訓，殺人兇手都會被懲處的，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這裡與廣西其它地方一樣，卻發生了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一個面積不大（1540平方公里）的小縣，當年的人口僅十多萬人，據官方在1980年代「文革處遺」時的統計，就有近三百人慘遭殺害，且殺人手段極端殘忍，槍殺、棒殺、石頭砸死、用刀捅死——等等無奇不有，更有把被害者人頭割下掛在電線桿上示眾，令人慘不忍睹。所有這些，當時還美名其曰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群眾專政」，是「保衛紅色政權」的「革命行動」，使殺人兇手及幕後策劃者、指揮者不但長期逍遙法外不受法律懲處，反倒被視為「保衛紅色政權」的有功之臣而受到提升、重用，而受難者則長期背上「反革命」、「壞人」的罪名，遺屬也長期被壓在最底層，這還是一個人類生活的正常社會麼？
而今大屠殺事件過去48年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首當年，許多事情是特別值得當今的人們回顧、總結和深入反思的。
一、「文革」運動在富川的興起和發展演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下稱《5·16通知》），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下稱「文革運動」）。從此，以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先導，緊接著批判《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批判「封資修」和「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俗稱「四家店」）的鬥爭全面展開，一時間全國上下大字報鋪天蓋地，各種批判會、聲討會此起彼伏，報刊上大塊的批判文章不斷湧現。從此，在神州大地上，震驚世界的「政治大爆炸」——「文革運動」全面爆發了。
富川的「文革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開展起來的。那時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個指示，一個文件，毛的一句話，全國都會地動山搖，上下都要緊跟照辦。1966年6月7日，富川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6月底全縣的「文革運動」全面展開。
此時的運動僅是在黨政機關和文化教育部門開展，主要是學習報刊上的社論和批判文章，對《海瑞罷官》、「三家村」、「四家店」、及舊北京市委的問題寫大字報，召開批判會，聲討會之類的；其後是暑假期間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起來學習,批判有問題的學校領導人及少數教師。到了1966年新學年的開始，全縣學校停課搞運動，中學師生開始外出串連，外地也有學生到本縣串連的，縣裡也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所有這些，與全國其它縣的情況是大致相似的。
1967年1月發生了所謂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使「文革運動」出現了新的變化。受其影響，富川的群眾組織也於2月7日成立「奪權籌備委員會」，同時奪了縣的黨、政、財、文大權，成立縣的「革命委員會」。其後受南寧的影響，4月以後，南寧出現了打倒韋國清的「四二二」派和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兩派從「文鬥」發展到「武鬥」，並影響到全廣西也相應出現了這兩派之鬥爭。「聯指」派在廣西軍區、各軍分區及各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都處於優勢，「四二二」派都處在受打壓的狀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富川中學的「星火燎原」戰鬥隊也與其它一些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於8月18日成立富川「四二二」造反大軍，支持桂林「老多」和南寧的「四二二」派。至此，富川也出現了「四二二」派與「聯指」派兩派之鬥爭。
時至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達成大聯合協議，停止武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決心改正錯誤，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認錯。中央同時發出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成立以韋國清為組長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領導廣西的「文革」運動。這對當時處於混亂狀態的廣西來說，是一件好事，特別是處在受打壓狀態的「四二二」一派的人來說，以為從此可以過上平靜的安定生活，不再受打壓了，他們的內心是多麼高興啊！
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意料，廣西兩派達成大聯合協議停止武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交出檢討，「區革籌」的成立，形勢不但未能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四二二」一派的人們哪裡知道，等待著他們的將會是一場血雨腥風、慘無人道的屠殺。
二、慘絕人寰的1968年富川大屠殺
1、大屠殺是從圍殲平桂局「井岡山兵團」開始的
韋國清雖然交出了檢討，事實證明那是假的，此人小肚雞腸，報復心強，對在「文革」之初曾批鬥過他、要打倒他的「四二二」派恨得要命，總在尋機必欲把「四二二」派置於死地。現在他大權在握，機會來了，為此他與「聯指」派的黑高參們下定決心要「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以解心頭之恨。在他們的策劃、指揮下，或者暗中縱容、支持下，從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春，廣西各縣「聯指」派在當地武裝部的支持下，圍剿「四二二」派，使「四二二」派組織被打垮，一些人被抓、被殺，一些人則被迫到農村或者上山躲藏，一些人則逃到「四二二」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此時這三座城市的「聯指」派也不斷挑起事端，製造武鬥；同時「聯指」派大造輿論，宣稱什麼「南寧、柳州、桂林這三點一線是『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區黨委文教書記晉南和一些領導幹部因支持「四二二」派，被韋國清誣指為「伍修集團」），必欲最後剷除才能達到他們一統廣西的目的，這三座城市在「聯指」派的挑動下，終於爆發大規模的武鬥，韋國清就向中央謊報軍情，誣指「『四二二』派搞反革命暴亂」，騙取中央下達《七三布告》；同時他們又製造「反共救國團」隱藏在「四二二」派中的冤案，於是他們就以這些為藉口，打著貫徹落實中央「七三布告」和清査「廣西反共救國團」的旗號，公然調動部隊和民兵圍殲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派，最終在廣西演變成了一場大屠殺。
那時的富川屬梧州地區管轄，梧州市的「四二二」派在1968年的4月已被「聯指」派全殲，此時在梧州地區範圍內，只有平桂礦務局的「井岡山兵團」（屬「四二二」派）力量較強大，這就成了「聯指」派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自1968年5月24日開始，至7月7日，在梧州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負責人的指揮下，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組織五千多人的隊伍（以「聯指」武裝人員為主體，包括部分縣人武部軍人），前來圍剿平桂「井岡山兵團」。首先武裝包圍平桂局所有各礦山及局內「四二二」派各據點，以便分別聚殲。
平桂局各礦山及局機關、電廠、選礦廠、機械廠、中學被分割包圍後，由於缺少武器彈藥，又被斷水斷電，加之缺乏糧食，根本不能長期固守抵抗，很快據點都相繼被攻破，許多人被抓捕，近百人被當場槍殺。部分人員突圍後上了姑婆山躲藏，「聯指」派武裝人員又組織搜山，結果許多人又被抓捕關押，包括選礦廠廠長和平桂警局保衛科長在內的一批人被槍殺。隨著平桂局「四二二」派被全殲，在平桂局周邊的賀縣、鐘山、富川三縣也同時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
2、「五個人頭案」是富川大屠殺最殘忍兇殺案
富川境內雖未出現過兩派的武鬥，但由於這裡「四二二」力量弱小，在形勢緊張的情況下，他們沒有立足之地；為確保自身的安全，一些人就逃到平桂局「四二二」派據點躲藏。當據點被「聯指」攻破，在此躲藏的富川「四二二」派逃難人員也被迫突圍求生。其中有毛明昭（男，時年24歲，富川古城區人，富川拖拉機站駕駛員）、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歲，富陽鎮陽壽街人）兩人於1968年7月7日晚突圍後，在姑婆山腳躲藏了兩天，就想逃回家鄉躲藏。當他們在7月9日晚正向富川方向逃生時，行至望高附近時被鐘山守卡的民兵抓住，當即把他們交給了在此駐防的「富川保紅指揮部的前線指揮部」，後由富陽「聯指民兵」當晩押回富川縣城，關押在「福音堂」。在關押期間，「保紅指揮部」人員曾對他們進行了非法審問和嚴刑毒打。
7月11日晚，雖然大雨不斷，但「聯指」派武裝人員冒雨沿街喊叫，要人們明天早上參加槍殺「反革命」分子的公審大會。7月12日一早，縣「保紅指揮部」劉漢榮（男，一般幹部，「文革」奪權後升縣委常委，宣傳部長）交待富陽鎮的林國民（無業游民，鎮民兵營武裝連連長）統一行動，「幹掉」毛、周二人。當天上午11時左右，富陽鎮「保紅指揮部」在紅星台召開萬人大會，會議由林國民主持，由毛景常宣讀了毛、周二人的所謂「罪行」，程世紅（鎮農代會主任）代表貧下中農講話，最後以「富川縣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名義判處毛、周二人死刑，立即執行，由事先安排好的女民兵班長何玉榮槍殺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瓊槍殺周文斌，富陽區武裝部長楊永友、武裝幹事李洪啟分別協助林代瓊、何玉榮把毛、周推入刑場，林、何分別向毛、周開槍後，楊、李二人也補了槍，「保紅指揮部」成員劉木貴（縣革委委員，警局幹部）也去補了槍。
在把毛、周押去槍殺時曾出現了淒慘動人的一幕，毛明昭突然在一位軍代表面前跪下，哀求這位軍人救救他，誰知這位軍人不但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他在悲切的痛哭中被押赴了刑場，使他至死都不能瞑目。
毛、周二人被打死後，林國民交代陳春生去叫「四二二」派的人員唐玉賤、吳紅玉，強逼二人用刀把毛、周的人頭砍下，陳春生用鐵線把兩個人頭串起來，由唐玉賤拿回紅星台前的電桿樹上掛起來示眾。
另有從平桂局突圍出來的鐘永芳（女，35歲，蒙山縣文墟區人，中共黨員，富川縣總工會秘書）、黃璋（男，25歲，蒼梧縣夏郢區人，富川縣苗甫工人）、黃琇（男，23歲，蒼梧縣夏郢區人，富川縣拖拉機站工人，是黃璋的弟弟）三人，突圍出來後，在附近山上躲藏了兩天，也想逃回富川老家，7月10日被鐘山縣立頭同樂鄉民兵抓住，11日同樂民兵電告富川縣「保紅指揮部」，當晩富川「保紅指揮部」總指揮黃禮天（縣水電局一般幹部，「聯指」派頭目）即決定派人去接收「俘虜」，第二天就派出劉漢榮帶領蔣梅森（縣委工作人員）、歐伯良、劉建忠（法院幹部）、鄧永瑞（福利中學革委副主任）、陳志遠、陳春生等七人乘何學多的慰問車（慰問到平桂圍攻「四二二」的富川「聯指」武鬥人員）前往鐘山縣同樂，下午4時何學多的慰問車返回後，就將鍾永芳等三人押上汽車。在行車中何學多就與劉漢榮商議，要在路上搞掉這三人。當車過望高回到富川地界白沙至河路口岔路旁時，何學多叫停車，當車停好後，他先下車，並叫民兵把鍾永芳、黃璋、黃琇押下車，推到山邊槍殺，何學多和其它人都開了槍。把鍾永芳等三人打死後，即叫劉建忠去白沙強制「四類分子」程寬期和子女程長增、賴冬青等人用柴刀把三名死者的人頭砍下，洗淨後丟到車上運回縣城富陽，當晚由民兵陳志遠將三個人頭掛在紅星台前的電線桿上。
就這樣，在縣城紅星台同一根電線桿上懸掛了五個人頭，示眾了兩晚一天。人們看到的五顆人頭面色蒼白，肉質瘀黑，面部還有橫七豎八的傷痕，用鐵絲穿過雙耳纏掛在電線桿上，每顆人頭都掛有寫著名字的牌子。只見每顆人頭半張著口，像似有話要說，眼睛也微開著，分明是死不瞑目，還有被砍斬的頸部裸露的骨頭和肉被雨水洗刷得蒼白恐怖。此事震驚了整個縣城，其景狀之悲慘令人目不忍睹，善良的人們只能飽含淚水，竊竊私議，但卻敢怒而不敢言，這是富川亘古未見最血腥恐怖的場景。
3、株連案及不斷發生的兇殺案
五個人頭案發生後，一連串的迫害及兇殺案就連續不斷地發生。首先是毛文彩被逼至死，他是被害者毛明昭的父親，是一名老中醫，1949年前就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參加過富川「古城起義」。他兒子毛明昭被殺害後，就被「保紅指揮部」污衊是他指使兒子為「肖林路線」（解放初期發生的地下黨組織間一件冤案）翻案。「保紅指揮部」的黃禮天指使廖繼福、柳賢厚、李文舉等人多次召開各種批鬥會批鬥毛文彩，逢鬥必被打，手腳都被打斷了，趴在地下，渾身都是傷痕，並且不給家人用藥救治。毛文彩氣的全身發抖，氣得口吐鮮血，被逼用剃頭刀割斷頸動脈自盡身亡。
接著是毛明昭弟弟毛明暉和他八十多歲奶奶的被迫害致死。另有毛明昭的叔叔毛文剛，一個忠厚老實的農民，只因毛明昭曾在他家躲藏過幾天，也受株連而慘遭殺害。
與此同時被殺害的還有甘家三父子：甘功文，男，50多歲，富川縣綜合社幹部；兒子甘富龍，男，20多歲，梧州地區信都青年大隊知青；小兒子甘富華，男，18歲，梧州地區信都青年大隊知青。這三人「文革」中只不過是參加了「四二二」派而已，從未乾過任何壞事，但因甘功文知道王先富的父親解放前當過土匪的底細，解放初期又有盜竊行為被甘功文發現過；另有王先富的兩個兒子和甘功文的兩個兒子在未成年時互相打過架。僅此而已，現在王先富成了富川「保紅指揮部」和「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領導成員，就伺機報復，殺人滅口，甘功文三父子終於被活活打死，只是人頭未被砍下而已。
另有富川中學教師吳州（鐘山縣人，30多歲），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教師，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還有富川糖菸酒公司職工楊潔貴，20多歲，其父曾被劃為右派，被送去勞改（死在勞改場中），都慘遭「保紅指揮部」殺害。楊潔貴的母親張氏不久也被逼而投河自盡，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兒女，可憐地活在人世間。
在大屠殺中全縣有近三百人慘遭殺害，被害者中有少數領導幹部，如縣組織部長兼辦公室主任肖漢奎，因支持「四二二」派，被定為「走資派」，多次遭到殘酷批鬥，最後在一次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其次是「四二二」派的骨幹成員和一些反對他們的人，如毛明昭、鍾永芳、黃璋——等一批人被殺害。更多的被害者則是那些在歷次運動中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他們的子女。如在離富陽鎮不遠的鞏塘村，一個鄰近湖南省道縣的偏僻瑤鄉，在「保紅指揮部」派生出來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群眾專政」下，與湖南道縣瘋狂殘殺地主、富農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殺在這裡得以實施，大批屠殺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凡男丁都殺，「滿門抄斬」，兒童、嬰幼兒都不放過，令人慘不忍睹，悲痛欲絕。鞏塘村成了富川的殺人試點，殺人數量全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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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富川大屠殺的幾點總結與反思
1、全都是一件件兇殺血案
大屠殺雖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在毛澤東的對「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保衛「紅色政權」等號召下發生的，那些壞人和兇手正是利用這些，打著「革命」的旗號來殺人，從這些來看，屠殺是與這些不可分的，因此毛是罪責難逃的。但毛澤東也同時說過「要用文鬥，不要武鬥」，「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這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這些話當然是有道理的，那些殺人的指揮者和兇手為什麼一點不聽呢？
「文革」中的富川根本未出現過兩派的武鬥，是在韋國清和「聯指」黑高參的挑動、縱容下，為達到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的目的，到處製造事端，挑動武鬥，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調動民兵和部隊圍剿各地的「四二二」派，使全廣西的形勢都處於緊張狀態。富川的「四二二」派力量弱小，為求自保，他們自然就會到力量較強大的平桂「井岡山」據點逃生。富川「聯指」就以此為由，誣指他們是到平桂搞「武鬥」，搞「反革命暴亂」，如是他們就奉命組織武裝力量前去圍剿，把抓住的「四二二」派人員當成「反革命」，這就成了他們殺人的「理由」之一。
他們殺人「理由」之二，因為縣裡的走資派縣長葉繼柱、副縣長董世華、董振勝、人大主任陳永銘、縣組織部長兼辦公室主任肖漢奎等人能逃離縣城，是「四二二」派的毛明昭、黃琇等人提供的幫助（因為這五名領導人是支持「四二二」派的，遭到「聯指」派的殘酷批鬥），「聯指」派壞頭頭們恨得要死。
殺人「理由」之三是因為在1967年3月，毛明昭、黃琇等人反對過何學多、黃禮天一伙人在奪權後獨掌了縣裡的大權，並揭了他們的不良底細，使他們懷恨在心，為此在1967年8月20日他們就指使人寫了一篇內容是號召農民「不要納稅和交公糧」、並號召地富起來「反攻倒算」的大字報，誣指是毛明昭、黃琇等人寫的；到1968年形勢發生變化、對「四二二」派圍剿時，就成了他們趁機報復殺人的理由。
此外，誣指「四二二」派的人為「肖林路線翻案」，還有就是「反對『聯指』總部」，另有鍾永芳是一個35歲四個孩子的母親，縣工會秘書，未參加過任何一派，只因反對過「聯指」派在她們單位辦公室製造武器，都成了他們殺人的「理由」。
這些所謂「理由」都是荒唐透頂的，根本就不能成其為「罪狀」，充其量是不同的意見分歧，頂多也是一點派性而已，怎麼能據此就草菅人命呢？退一萬步來說，既使這些人真的犯了「罪」，也應該由法院來「依法判決」，怎麼能由「聯指」派來胡作非為隨意亂殺人呢？對如此的亂殺人重大事件，當時的縣革委會、縣武裝部、軍管會都是大權在握的機關，對此卻置之不理，甚至縱容支持，這些機關還有何用？該負什麼責任？更有那些被殺的地主、富農分子和他們的子女，這些人向來老實本分，從未敢亂說亂動，也被無辜地殺害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個社會的公理、法律何在？
2、殺人的指揮者、幕後策劃者和兇手都應依法嚴懲
上述的一件件兇殺案，雖是在「文革」的背景下發生的，如果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未能及時查處，但事後依法調查處理總是應該的；然而這些兇殺案卻長期被隱藏，不但對殺人的指揮者和兇手未作任何處理，被害者還要長期背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並不准人們議論打死人之事，更禁止死難者遺屬的申訴，這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這些兇殺案是什麼人犯下的呢？據後來死難者遺屬和群眾的揭發，並經「文革處遺」時的調查核實，殺人的直接策劃者、指揮者（許多人同時也是直接打死人的兇手），如：何學多、黃禮天、劉漢榮、林國民、毛景堂、程世紅、楊永友、李洪啟、劉木貴、蔣梅森、劉建忠、鄧永瑞等多人。這幫壞傢伙本來就是一批令人唾棄的人渣。何學多，「文革」前是電影站臨時工，曾因貪污、姦污婦女被開除；「文革」中奪權後「雙突」入黨，成了革委會領導人，縣委常委，縣財貿部長；黃天禮，縣水電局一般幹部，一貫品質敗壞，「文革」奪權後成了革委副主任，縣常委，工交部長；劉漢榮，「文革」前是一般幹部，奪權後成了「保紅指揮部」領導成員；林國民，無業游民，參加「聯指」派後成了縣「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毛景堂，無業游民，參加「聯指」派後，成了縣「貧下中農最髙法院審判庭長」。
那些殺人兇手，如楊永友是富陽鎮武裝部負責人，林代群、何玉榮、王先富、王先高、蔣四喜——等人，為富陽鎮上農民，無業游民，「聯指」派武裝民兵。
殺人的幕後指揮者，如：王鳳岐，原縣委書記，「文革」中奪權運動開始後，就與何學多、黃禮天等人搞在一起，給他們出謀獻策，利用他們打擊縣裡的其他領導人，縱容和庇護縣裡的亂殺人；周斌，縣人武部部長，「文革」奪權後成了革委副主任，縣委副書記，積極支持「聯指」，支持「保紅指揮部」的胡作非為；范興華，人武部政委，縣「聯指」派的得力後台。
正是這幫為非作歹之徒，趁「文革」之機，無法無天，喪盡天良，作惡多端，隨意殺人，其後又長期逍遙法外，未受任何處置，實在是天理難容，令人憤恨。對所有這些壞人都必須依法懲處，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所必須做到的事。
3、令人遺憾的富川「文革處遺」
發生在1968年的兇殺案，由於在韋國清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當政下，一直實施的是獨裁、高壓手段，不准人議論「文革」中殺人之事，十多年過去了對這些兇殺案都未作任何處理，使百姓們無比怨恨。直到1980年代初期，在胡耀邦主政期間，中央兩次派出工作組到廣西調查「文革」殺人之事，在中央的過問下，從1983年開始廣西才開始了「文革處遺」工作，此時廣西及各市、縣才成立了「文革處遺」領導小組，著手調查「文革」中的兇殺案，平反冤假錯案，懲處殺人兇手，安撫死難者家屬。這樣的作法雖然來遲了，但，總是進步的表現，人們還是高興的。
「文革處遺」雖是一大進步，但在富川卻不能令人滿意，給人留下了不少遺憾。受難者家屬和廣大民眾的不滿意，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1）、當政者玩弄手段欺騙民眾
「四人幫」倒台後，在1978年富川就曾成立過「落實政策辦公室」，那時對「文革」中包括「五顆人頭案」在內的所有兇殺案，都一概定為「非正常死亡」，其後又改為是受「林彪和『四人幫』路線干擾」所致，並說「殺人是派性作怪造成的，不必追究刑事責任，要人們搞好安定團結」等等奇談怪論，對各種兇殺案未作深入調查，讓兇手仍然逍遙法外，這是在玩弄手段，欺騙白姓。
1983年「文革處遺」正式開始後，雖然對各種兇殺案進行了調查，弄清楚了殺人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及殺人兇手，但仍沒有完全依法辦事，對大多數犯罪分子不追究刑事責任，只作黨紀、政紀的紀律處分，即使追究刑事責任的也是重罪輕判，對此還要叫死難者家屬「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一切以大局為重，搞好安定團結，為『四化』建設作出新貢獻」。這完全是一套騙人的胡說八道。
（2）、對殺人兇手沒有依法嚴懲
典型是「文革」中作惡多端、罪行累累的何學多，此人「文革」前僅是縣電影站的臨時工，因貪污和姦污婦女被開除，在「文革」中投機參加群眾組織，奪權後被「雙突」入黨，成了革委會的領導，是富川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指揮者，犯下了累累罪行。此人在1980年因犯強姦女知青罪被判刑七年，在此案的審判中卻不准涉及「文革」的犯罪問題，令人不可思議。直到1983年「文革處遺」開始後，才追加他在「文革」中的犯罪問題，改判為14年有期徒刑，這顯然是明顯的輕判。但對他判刑不久後就被保外就醫，這是為什麼呢？此事令百姓們極為憤恨。
另一典型事例是黃禮天，此人「文革」前僅是縣水電系統的一般幹部，一貫品質極壞，累犯兩性錯誤。在「文革」的「一月革命」奪權後成了革委領導成員、縣委常委、工交部長，是富川大屠殺的主謀之一，1982年被降為一般幹部。在1983年的「文革處遺」中自感罪孽深重而自殺。如果此人不自殺的話，料想也不會重判，因為那時的形勢如此，何況他後面還有保護傘。
其它的殺人策劃者、指揮者劉漢榮僅被判刑13年，林國民被判11年；還有那些殺人兇手（有的還是殺人的指揮者）莫代位、劉木貴、林代瓊、何玉榮、毛景常、楊永友、李洪啟等多人，只受到開除公職或清除出黨的處分；另有蔣梅森、鄧永瑞等人僅受到留黨察看處分。以政紀、黨紀來代替刑法的懲處，這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可以說以上的判刑和處分明顯的是偏輕了，受難者家屬和廣大民眾都是不滿意的。一個小縣有近300人慘遭殺害，五名受害者人頭被割下，「處遺」中要追究兇手們的法律責任了，少殺、少判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要有幾名罪大惡極的殺人指揮者、殺人兇手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或者緩期執行），才能足以平民憤。而那些僅以政紀、黨紀的處分來代替刑法懲處的做法，就更令人不能理解了。
（4）、遠未肅清的「文革」餘毒令人憂慮
「文革」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大浩劫，一場人世間空前的大災難。就全國而言，這個罪責主要應由毛澤東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來負，他們是歷史的罪人。然而在廣西，廣西的「文革」在全國似有特殊之處，就是在1968年出現了全自治區範圍內的大屠殺，殺人數量眾多，手段殘忍，是全國其它地方沒有（或少有）的，這個罪責主要在韋國清和他在各地代理人身上。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廣西的「文革」怎麼會是這樣的一種結局，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箇中許許多多的問題不值得人們去總結深思麼？
現在「文革」中大屠殺事件過去48周年了，雖然在「處遺」中為死難者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也懲處了壞人，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許多殺人指揮者和兇手處理過輕，或者根本就沒有依法處理，使民眾不滿；更為嚴重的是「文革」餘毒遠未肅清，並有死灰復燃之勢，令人無比憂慮。
如全國的「文革」餘孽們還在企圖為「文革」大唱頌歌，為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人評功擺好，大叫要「還我江青，還我春橋」，「唱紅歌」，妄圖恢復「文革」那一套。在廣西更有像岑國榮一類的「文革」餘孽在猛烈攻擊「文革處遺」，誣衊廣西「文革處遺」是「為壞人翻案」，大叫「文革處遺」中懲處壞人是「製造新的冤假錯案」，甚至狂叫廣西的「『文革處遺』是反毛反共的一大陰謀」；還有花費巨資在韋國清的家鄉為他建紀念館，豎立他的銅像，為這個劊子手豎碑立傳——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隨時都有復燃的可能。可見要肅清「文革」餘毒，還任重道遠，我輩今人還須努力奮鬥，勇敢地站出來批判「文革餘孽們」的一切錯誤思潮和作法，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更好地前進，這是一項光榮而重大的任務。
結束語
富川、乃至廣西及全國各地「文革」中的無數受難者，都是令人痛心、令人同情的。今天我們在回顧「文革」，悼念那些無數冤死者的時候，一定不要使這些受難者再被隱瞞，不要再被遺忘。更要認真總結「文革」的歷史經驗教訓，深刻反思「文革」中的各種問題，要使那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成為世人永久的警示。
要總結和反思「文革」，問題當然是多方面的，許多「文革」的親歷者和研究者在這方面已有很好的總結，受到人們稱讚，值得學習。在此，筆者只想說，要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集中起來主要是兩條：一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問題，一是我們民族中的「劣根性」問題。因為我們國家的社會制度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制度，信奉暴君和暴力，視人權、民主和自由為異端；在這種制度下，由狼奶餵養出來的人，必然會出現一些頗具「劣根性」的中國人，這些人自私、愚昧、兇殘，他們在為所謂「革命」、「主義」、「真理」、「理想」、「領袖」等等名義下，什麼人世間的壞事、醜事都能幹得出來。太久遠的事我們姑且不論，就以近世的「義和團」運動，「文革」初的紅衛兵和其後聯動分子，不正是這樣一批頗具「劣根性」的狼群麼！1968年廣西大屠殺正是這樣的狼群在劊子手韋國清指揮下獸性的瘋狂大表演。
因此，努力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實現憲政民主，提高全體國民的道德修養和文化科學水平，努力發展經濟，提髙全體國民的生活水平，才是今天的人們所要追求和努力實現的根本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