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佚名《散樂圖》，宣化遼墓壁畫中的伎樂男子也都簪花
一、宋代男性以簪花為時尚
《水滸》裡有個大名府的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後，他分得的任務是專管行刑的劊子手。日本宋史學者佐竹靖彥注意到蔡慶簪花的現象，但他認為，在宋代，「死刑犯即將被處死時，劊子手在其鬢髮上插上一朵花以為其送行，蔡慶的習慣便是由此而來的」，故而「一枝花」的綽號比他哥哥蔡福的「鐵臂膊」更可怕。
但從前引小說里交代蔡慶綽號來歷時，只說他「生來愛帶一枝花」，則佐竹的論點雖可以聊備一說，但似乎過於穿鑿。至於為死囚犯在處決前簪戴紙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髮飾習俗的人性化舉動，就像給死刑犯送上斷頭飯、永別酒那樣，是讓他享有做人最後的權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規則。
之所以如此解釋，關鍵還是因為，在唐宋兩代，簪花並不只是女性的特權，男子也是可以有權染指的。
明代陳洪綬《水滸葉子》中簪一枝花的柴進
宋代每逢重大節慶，例如郊祀迴鑾、皇帝生日、宮廷會宴和新進士聞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習慣。宋徽宗是一位雅好聲色的風流君主，《東京夢華錄》說他每次出遊回宮，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從駕的臣僚、儀衛，也都賜花簪戴。
宋代凡參加皇帝舉辦的宮廷宴會，大臣都能領賜到宮中名花。有一次，寇準以參知政事入宮侍宴，真宗特賜異花，說：「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歲。」這種賜花，一般官員都自己佩戴，親王和宰執則由內侍代他們將花插到襆頭上，有時皇帝也讓內侍為寵愛的翰林學士簪花。
皇帝所賜之花，也有種種區別。其中自以真花最為珍貴。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賞，與游群臣才得遍賜「生花」（即鮮花）。真宗時，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賜花，「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才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其他則是人造花，分為三品：絹花成本較低，有遼朝使者參加的皇帝生日宴，為向遼使表示節儉，就用這種絹花；羅帛花色澤艷麗，一般用於春秋兩次宴會；大禮後恭謝、上元遊春等，從臣都隨駕出巡，到時有小宴招待，這種場合則賜「滴粉縷金花」，這種人造花以珍巧著稱。一般官員雅集，也有簪花的風習。
宋代官場慶典中簪花的慣例一傳到民間，則不論性別年齡，不論貴賤貧富，甚至不論平日節慶，都簪花成習了。據歐陽修所見，洛陽「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另據王觀說，揚州也不論貴賤「皆喜戴花」。比較起來，人們更喜歡簪戴與觀賞鮮花，於是，就引發了誘人的商機。
花圃原來是作為達官貴人莊園的附庸，到了宋代，種花業也逐漸成為獨立的商業性的新興農業，甚至出現了一種叫作「花戶」或「園戶」的種花專業戶。
馬塍在南宋已經成為臨安城花卉種植基地，「都城之花皆取焉」。由於馬塍一帶「種花土腴無水旱」，即便「園稅十倍田租平」，花戶仍能獲得較好的收益。據葉適說，這些馬塍花戶深知「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沒有好價錢是絕不出貨的。而且，有的花戶已經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戶，不愁賣不出去。
不僅杭州，蘇州東城與西城「所植彌望」，揚州種花的專業戶也是「園舍相望」，就連陳州（今河南淮陽）的園戶也是「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
與此同時，都市賣花業也紅火了起來。除兩宋都城外，洛陽、成都、蘇州、揚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其喧鬧程度以至於「車如流水馬如龍，花市相逢咽不通」。揚州開明橋「春月有花市」，市上芍藥的身價有時比洛陽牡丹還昂貴。成都則二月舉辦花市，以海棠花為勝。洛陽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開時開張。在宋代都市，賣花人也成為一道流動的風景線，賣花聲成為一首悠遠的協奏曲。
簪戴鮮花固然時髦，但一來有時令限制，二來花銷不菲，因而仿製生花就開始走俏，制花業也應運而生。宋太祖時，洛陽有姓李的染匠，擅長打造裝花襭，人稱李裝花。仿生花多以絹、羅製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為材料。據《夢粱錄》記載，宋代杭州城裡，一種羅帛脫臘像生四時小枝花朵，「沿街吟叫撲賣」。諸行市中則有花團、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裡，其間花作行銷的首飾花朵「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齊家、歸家花朵鋪最負盛名。
南宋李嵩的《夏花籃圖》
南宋李嵩的《冬花籃圖》
二、扈三娘的「一丈青」究竟何意
梁山好漢中，刺青的頗多，魯智深之所以稱「花和尚」，乃是身上有花繡刺青之故。至於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勝收，「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於他」。
不僅《水滸傳》，作為其雛形的《宣和遺事》，對綠林好漢們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筆墨的。日本研究《水滸傳》的學者佐竹靖彥，乾脆把智取生辰綱的晁蓋集團叫作「刺青團伙」。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繡、文繡、刺繡、錦體等別稱，有時也叫雕題、雕青。雕青包含的範圍較廣，而雕題則專指面部的刺青。
這一習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的泰伯、虞仲，據《史記·周本紀》載，他倆為讓位給弟弟季歷，流亡荊蠻，「文身斷髮」。文身原是南方的風習，據學者應劭解釋，因南方人常與水打交道，故而斷其發而文其身，「以像龍子」，意在模擬同類之形，以「避蛟龍之害」。
唐代以前，史書所載的文身習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區域，也就是柳宗元詩所說的「共來百越文身地」。唐代以後，內陸人文身就時見於文獻。據《酉陽雜俎》，荊州有個名叫葛清的，通體遍刺白居易的詩句二十餘處，而且來個以畫配詩，人們乾脆稱他為「白舍人行詩圖」。
宋代，男子文身並不罕見，女子刺青基本上僅見於南方少數民族。這是因為南方少數民族大多為越族之後，還保持著「人皆文身」的舊習，以至於「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賞文身之美。據《太平寰宇記》說，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並根據身上花紋多少「以別貴賤」，豪富者多，貧賤者少。《嶺外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禮上，就置酒會親友，由女伴為她在臉上親施針筆，刺出細巧的花卉飛蛾，在其間空白處襯上淡栗色的底紋，美艷動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卻沒有這樣繡面的資格。
大約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職業兵的文身現像已經相當普遍。他們都是出身低賤，才迫不得已去吃軍糧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將帥，也難免有一種自卑感。
到宋代，軍隊裡文身更是司空見慣。宋初，有個姓張的軍士，「其項多雕篆」，人們都叫他「張花項」。入元不久，蒙古軍看到漢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認定文身者即原來吃軍餉計程車兵，就「刷充為軍」。這一誤解，也說明了刺青與宋代士兵之間有著剪不斷的聯繫。
也許因為雕青率先流行於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給人以一種剽悍難纏的恐怖感，因而在北方，遲至北宋中期，刺青還是被視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側目。不過，大約到北宋後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濱海或落後地帶的區域性習俗，也不再是軍伍士卒低賤身份的象徵性標誌，而逐步成為流行於民間的一種時尚，開始受到追捧。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漢起事前後，東京大街上每有節慶遊藝，少年狎客總是輕衫小帽，跨著馬追逐在妓女隊伍後邊，另由「三五文身惡少年」為他們控御著馬匹，由於這些惡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戲稱這一馬隊為「花腿馬」。這種風尚在南宋依舊長盛不衰。南宋都城社團中有錦體社，成員即由刺青者組成。[page]
《水滸葉子》中的九紋龍史進
最值得注意的是，刺青風尚已經傳染到了宗室階層。儘管朝廷明令皇室趙姓後裔「不許雕青」，但時尚的誘惑難以抵抗，據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然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宋代刺青的花紋五花八門，據《事物紀原》說：「今世俗皆文身，作魚龍、飛仙、鬼神等像，或為花卉、文字。」據《萍洲可談》，「在鄉間見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其法就是「刺墨為眉」，也許是把眉毛刺染得濃黑嚇人。南宋時吉州太和居民謝六「舉體雕青」，名聞天下，他自稱「青獅子」，人們則叫他「花六」。而據《夢粱錄》，當時都城臨安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作陳花腳麵食店，店主顯然是雙腳刺青的，倒也因此產生了廣告作用和品牌效應。
文身是一種複雜的技藝，需要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和藝術造詣。於是，就有專門為人文身的工匠。宋時稱這種高手匠人為文筆匠、針筆匠或文墨匠人，他們往往「設肆為業」，開出了文身的專業店。宋元之際，馬可·波羅到泉州，居然發現印度旅客特多，原來他們「特為刺青而來，蓋此處有人精於文身之術」，其手藝居然名揚海外。
撇開文身在人類學上的意義不談，宋代的刺青似乎更多體現出當時人對男性形體美的一種審美觀。
《水滸傳》以燕青為典型，第七十四回寫到泰安州燕青智撲擎天柱時，說他「把布衫脫將下來，吐個架子，則見廟裡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眾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對這種健美的肯定。
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師師觀看燕青文身的描寫，以女性的視角對這種男性健美表示欣賞：
數杯之後，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好身紋繡，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繡，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裡去問揎衣裸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刺青，雖在底層民眾中漸被接納，卻依然為士大夫與正人君子所不齒。據《慶元條法事類》規定，官員有子孫蔭補，「無雕青剪刺」也是附加條件之一。紹興末，有個韓之純，平日裡自稱「浪子」，喜歡游娼家，好說黃段子，「又刺淫戲於身膚」，身上還刺著房戲圖，酒一喝高就裸裎示眾，「人為之羞，而不自羞」。他儘管做到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但《三朝北盟會編》下筆就說其「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而據《夢粱錄》，士子參加殿試入東華門時，必定要「搜檢身內有無繡體私文」，方能放行。據《宋季三朝政要》，有個名叫李鍅孫的舉子，少年時喜歡在大腿間雕一種摩睺羅的圖案，這是當時一種土木做的嬰孩玩偶，類似後來的福娃。結果「事聞被黜」，快到手的功名泡了湯。
對於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漢族女性，女子刺青基本上是絕少可能的。唯在《青樓集》裡有一條記載，說元代有個藝名叫平陽奴的女戲子，「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四體文繡，即在雙臂與雙腿上雕青，目的也許正是為了更好地塑造那些綠林好漢的彪悍形象，招徠觀眾。從梁山泊的故事裡，確也不難發現刺青與綠林有著這種瓜葛。
顧大嫂與孫二娘儘管冠以母大蟲與母夜叉的外號，卻絕無有關雕青的描寫。而對扈三娘的最初介紹只說：「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敘其出場也僅詩云「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當先出馬」，對其諢名「一丈青」卻一無交代。但就是這個綽號留下了刺青的蛛絲馬跡。
佐竹靖彥從唐代找到了一條材料，《酉陽雜俎》記崔承寵自少從軍，「遍身刺一蛇」，自右手指尖開始，沿手臂過脖頸，蜿蜒下至腹部，再沿著大腿至小腿而止。據估算，這條刺青蛇的長度大約在一丈左右，佐竹因而推斷「一丈青」應該是指一丈長的青龍或青蛇的文身；而扈三娘身上刺的則應是青龍，與矮腳虎王英恰成青龍白虎之配。
光緒刊本《水滸人物全圖》中扈三娘與王英畫像
三、李師師的真實命運
在《水滸》中，李師師絕對是引人注目的角色。她在宋江受招安中起了穿針引線的關鍵作用，就因為她是「天子心愛的人」。
李師師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與宋徽宗也真有過一段風流情。但《水滸》中的李師師基本上是小說家的虛構。關於李師師，除了宋代筆記野史里的雪泥鴻爪，最集中的材料有兩種。一是南宋平話《宣和遺事》，一是清初著錄的《李師師外傳》，兩者都是與《水滸》相去不遠的小說家言。
相對說來，後者是明季偽作，自不足以徵信；倒還是《宣和遺事》，因說本朝史，總得有基本史實作為敷衍故事的背景與骨幹，去偽存真，還可以沙裡淘金。
孟元老在其《東京夢華錄》裡開列了「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的群芳譜，其中「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李師師排名第一。崇、觀指崇寧（1102—1106）、大觀（1107—1110），是徽宗第二、第三個年號。徽宗即位時年十九，大觀末年是二十九歲。而這時李師師小荷才露尖尖角，應是「娉娉裊裊十三餘」的年齡。
然而，人們發現在此以前也頗有關於師師的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詞人張先，他的詞裡有一首《師師令》，從「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小於花蕊」，受贈者顯然也是一個歌妓。有人因此認定：《師師令》所贈的就是李師師。張先死在元豐元年（1078），時年八十九歲，就算這首詞是他臨死那年的風流遺作，師師即便還是個豆蔻年華的雛妓，那麼到宣和年間（1119—1125），她至少應該年逾五十，比徽宗將近大二十歲。有研究者就以此為據，試圖否認徽宗與她的羅曼史。但倘若換個思路，倒不難推出另一個結論：當時有相去一輩的兩個師師。
《聽琴圖》中彈琴者，一說即宋徽宗的自畫像
據《李師師外傳》，李師師是汴京染局匠王寅的女兒。在襁褓時，她的母親就死了，父親用豆漿當奶餵養她，才活了下來。當時東京風俗，父母疼孩子，就將其捨身佛寺。王寅也讓女兒捨身寶光寺。到佛寺捨身時，小女孩忽然啼哭起來，僧人撫摩其頭頂，她立即止住了哭。她父親暗忖：「這女孩還真是佛弟子。」俚俗呼佛弟子為師，父親就叫她師師。師師四歲時，王寅犯事，死在牢中。因無所歸依，隸籍娼戶的李姥收養了她，就改姓了李，也入了勾欄娼籍。長大以後，李師師色藝絕倫，名冠諸坊。她的歌喉是眾所公認的，南渡初年朱敦儒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說的就是李師師。另據南宋劉學箕說，她似乎還有一個藝名，叫作白牡丹。
據張邦基《墨莊漫錄》說：「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可見政和年間（1111—1118），李師師已經走紅。當時，詩人晁沖之正值年少，每有會飲，經常招她侑席。其後十餘年，沖之再來京師，李、崔兩人「聲名溢於中國」，而師師「門第尤峻」，像他這樣的人已無緣叫局而一親芳澤了。
據史書記載，政和六年（1116），「微行始出」，「妓館、酒肆亦皆游幸」。從此，徽宗經常乘上小轎，帶幾個貼身內侍，微服出行。還專門設立了「行幸局」，來為微行張羅忙碌和撒謊圓場。大約宣和元年（1119），有一個叫曹輔的耿直諫官，已在給徽宗的奏疏中挑明：「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這個「某娼」，顯然是指李師師。由此推斷，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關係開始在政和六七年間，到宣和初年已是路人皆知了。
《宣和遺事》還說，宣和六年（1124），宋徽宗「冊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錢巷喚做小御街」。前者絕無可能，因為冊妃大事，不能不載諸正史。後者則可能是民間的反應，以小御街來稱呼徽宗微行必經的金錢巷，雖是對事實的描述，也隱含著對天子狎妓的一種嘲諷。《水滸》與《李師師外傳》還都說徽宗由地道私幸師師家，這也不可信。從史料來看，徽宗「微行並不避人」，完全不必再修地道暗度陳倉。
左，明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傳》版畫《月夜遇道君》，描繪了宋徽宗夜訪李師師遇見燕青的場景，案邊坐著的就是李師師。右，明萬曆容與堂刊本《忠義水滸傳》版畫《燕青月夜遇道君》，表現的是同一內容，但構圖卻讓李師師亭亭玉立在道君皇帝的身邊。
數年之後，金人的鐵蹄騰踏在東京城下。宋徽宗倉皇把皇位傳給了兒子宋欽宗，自個兒當上了太上皇，自顧不暇，也不可能再顧及李師師。師師的命運也因宋金戰爭而急轉直下。
野史筆記里頗有關於李師師在抗金戰爭中的傳說。張邦基的《汴都平康記》勾畫了這位名妓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說李師師「慷慨飛揚，有丈夫氣，以俠名傾一時，號飛將軍。每客退，焚香啜茗，蕭然自如，人靡得而窺之也」。
據《李師師外傳》，當時河北告急，她向開封府表示，願將徽宗前後所賜金錢「入官助河北餉」。她還輾轉託人向太上皇請求「棄家為女冠」，徽宗給她安排了開封城北的慈雲觀。但不久金軍就攻破了東京，金軍主帥撻懶聲稱金國皇帝也知其名，「必欲生得之」。大索數日不得，最後還是傀儡張邦昌派人找到了她，獻給了金營。李師師大罵：「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為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為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說著拔下了頭上的金簪，猛刺咽喉，不死；折斷了金簪，最後吞金自殺。這是《李師師外傳》安排的結局。
瓦舍勾欄歌樂圖
但據《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1126）正月，尚書省奉欽宗聖旨，對李師師、趙元奴等曾侍奉皇帝的倡優之家和其他藝人「逐人家財籍沒」。這次籍沒，是為了湊齊金帥所勒索的巨額金銀。徽宗賜給李師師的金銀財貨，主要應在這次根括金銀中被籍沒的。當然，以其任俠的個性，主動拿出一部分用於抗金義舉，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次年二月，東京城內包括嘌唱在內的各色藝人一百五十家，被開封府押往金營，「哭泣之聲，遍於里巷」。《李師師外傳》記她怒罵張邦昌，就在這時。
但有足夠史料說明李師師並沒有自殺，其後還活著。
據《墨莊漫錄》說，靖康中，李師師與趙元奴等「例籍其家」，師師「流落來浙中」，由於她的名氣與色藝，「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而，國破家亡的打擊，顛沛流離的磨難，她已「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劉子翬《汴京紀事詩》有詩史的價值，有一首寫到李師師：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李師師在籍沒以後，就飄然出京，南下流離，飄零在吳越湘楚之間，謀生的手段依然是「縷衣檀板」，執扇唱曲，卻已無復當年的神采與風光。
其後，李師師不知所終。災難與動亂將她也湮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