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又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大國之間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當德國擴充海軍並興建威脅蘇伊士運河和印度的中東鐵路時，就意味著英德關係的全面破裂，同樣，今天的中國人也很難理解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填島對中美關係的真正影響。無論媒體和網民在南海議題上多麼鷹派好戰，都必須對這些無負責能力口炮者言論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認知。
一、航母南海耀兵的背後
大國之間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的認知差異尤其巨大，因此，大陸強權與海洋強權常常因認知的差異而產生巨大的誤會。就像20世紀初，德國人並不清楚，當德國擴充海軍並興建威脅蘇伊士運河和印度的中東鐵路時，就意味著英德關係的全面破裂，同樣，今天的中國人也很難理解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填島對中美關係的真正影響。
海洋帝國的命脈
在美國這樣的海洋強權眼裡，中國在南海諸島的軍事部署，將是對其國家安全生死攸關的挑戰，是不容妥協的地緣威脅。結合此前的南海潛艇事件，作為超級海洋強權的美利堅幾乎不可能無動於衷。
馬六甲海峽及南海地區，乃是全球最重要的航運通道之一。據世界海運理事會統計，全球有25%的海上航運量要經過這裡運往各大洲，其中，中國60%的外貿運輸、日韓兩國85%以上的石油、美國西太平洋原料貿易的90%，都要經過該地區。對美國這樣的海洋帝國來說，這裡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樞。
「確保於我關鍵海道的友好可控，乃是關乎合眾國生死的重大利益。」——1903年11月，西奧多•羅斯福就巴拿馬獨立問題發表談話
昭和時期的外交家幣原喜重郎認為，近衛內閣對印度支那的占領將會引發與美國的戰爭，「美國不可能容忍除英法以外的強國戰機出現在印度支那」，因為「從西貢機場起飛的日本戰機足以威脅到新加坡（馬六甲海峽）的安全」。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亦認為，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將對西方馬六甲地區的航運安全構成致命威脅，這迫使美國不惜戰爭也要與日本攤牌——太平洋戰爭初期，轟炸新加坡和摧毀威爾斯親王戰列艦的日本戰機即起飛於西貢機場
自20世紀初，美國就逐步將全球關鍵航道納入其不容妥協的國家核心利益。1903年11月，西奧多•羅斯福不顧國際壓力和規則，下令支援哥倫比亞領土巴拿馬的叛亂，以控制對於航運至關重要的巴拿馬地區；1941年7月，當日本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威脅馬六甲海峽時，美國同樣不惜對其禁運，與日本全麵攤牌。
美國的態度並非孤例。將關乎自身命運的關鍵航道視為不可妥協的利益根基，實際上乃是現代海洋強權普遍遵循的地緣規則。從大同盟時期的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英帝國為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和多佛爾海峽的航道不斷地與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德國人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蘇伊士運河被德國的中東鐵路計劃（3B鐵路+漢志鐵路）威脅時，英帝國甚至願與死敵俄國結盟，以消弭這種威脅；1956年11月，重病纏身的英國不惜與美蘇決裂，也要出兵進攻納賽爾政權，以保證自身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即便世界帝國早已崩潰，今天的不列顛依然要努力維繫對直布羅陀、馬島等重要航道的控制，並不惜戰爭。
德意志帝國組建的漢志鐵路，威脅蘇伊士航道的安全，這條鐵路與3B鐵路一起，迫使大英帝國與她曾經的死敵俄羅斯、法國達成全面和解，這預示了德國的滅亡——1907年，力主與俄國全面和解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男爵認為，「這一鐵路的修建，意味著柏林已是帝國不可容忍的大敵。」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或許並不在乎中國關於南海的主權訴求，但一定會將中國在南海的軍事部署視為對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戰，這是其既定外交原則的必然結果。
走向對抗的中美關係
中國在南海的填島和軍事化，將不可避免地被美國視為對其核心利益的全面挑戰——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糾紛對於美國來說，實際上無足輕重，但馬六甲海峽則是海洋帝國生死攸關的核心利益
從2014年1月中國在南海諸島大規模填島軍建，中美之間的糾紛逐漸從普通的經貿地緣摩擦發展為戰略層面的對峙。
一方面，中美兩國間的對抗意味日漸濃厚。至2014年4月起，美國國防部長不再到訪中國，打破了中美兩國之間多年形成的互訪慣例；從2015年10月開始，美國多次派遣軍艦進入中國軍事化的南海諸島，以宣示自身不妥協的立場；2016年1月，美國軍隊重返菲律賓，其部署位置均針對南海；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多次宣稱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正迫使「美軍做好今天（與中國）作戰的準備。」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在南海諸島規模不斷增加的軍事部署，加劇了美國對中國關於該地區企圖的疑慮。而近期的無人潛艇事件和南海航母巡遊，無疑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對中國的錯判和恐慌。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男爵在1908年8月上書英王：「放棄蘇伊士運河以致落入一強國之手，無異於令我受制於該國。」首相H·H·阿斯奎斯正告俄國大使，以求雙方諒解：「德國（通過3B鐵路和漢志鐵路）志在蘇伊士運河和荷姆茲海峽，這足以削除大英帝國之半臂。若德皇一意孤行，則我誓將不惜代價以拒之，即便發生戰爭亦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因對抗中國的需要，美國逐漸提升了與該地區潛在盟友的交流層級。
從2014年開始，隨著南海軍事化問題不斷升溫，美國逐漸放開對日本的軍備限制，美日之間也開始在防務問題上實現捆綁。2014年4月，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出訪東京前夕接受《日經新聞》書面專訪時表示，「歡迎日本要在美日聯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重新檢討憲法中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而安倍晉三也逐漸在美國的默許下完成了修憲，實現了國家、軍隊的「正常化」。另外，就《美日安保條約》對釣魚島的適用性，美方也從2013年哈格爾的語焉不詳發展到今天的逐漸明確——美國對日的政策讓步顯示了隨著南海挑戰的日益嚴峻，美國迫切需要日本的有力支持。
2015年1月，歐巴馬出訪印度並參加了該國的閱兵式，雙方交流的主要外交話題乃是南海問題——印度前外交部長賈斯萬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對印度外交立場的表述顯示，「印度不可能容忍另一個大國介入瓜達爾港和斯里蘭卡。」
同時，美國與另一大國印度的防務關係，也在這一時段得到了飛躍式提升。兩國間原本尷尬的關係，從公認的「糟糕」，發展為2015年1月的「戰略夥伴」，到2016年初的「天然夥伴」，再到2016年6月的「主要防務夥伴」和「軍事技術上的全面開放合作」，都顯示出：隨著美國對南海局勢憂慮的加深，印度的地緣價值將不斷攀升，這將為印度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戰略良機。
更重要的是，隨著南海局勢加劇的中美對抗趨勢，美國必然會提升台灣的防務層級，甚至直接將其納入自身的同盟體系。2016年12月，美國參、眾兩院大比例通過了「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全面提升了美台軍事交流層級，美國國會兩黨對該法案的一致支持，顯示出南海局勢的緊張正在提高台灣本身的地緣價值。
通過以上事實不難看出，從南海軍事化開始，美國正努力與日本、印度等國消弭分歧，以結成的針對中國的戰略聯盟。
對中國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儘管台灣和南海都被中國政府視為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兩者的內涵則完全不同。對於前者，中國擁有被普遍認可的法理主權，而後者則是現行國際法和歷史繼承合法性爭論的戰場；台灣問題對美國來說也並非核心利益，但考慮到南海的位置，即便美國可能認可中國的南海主權，也不可能容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海的軍事化很可能在增強中美對抗意味的同時，提升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並加大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風險。
無論大陸在南海軍事化問題上何等堅決，對於以下幾點後果必須要有清醒的認知：
當南海諸島的軍事部署逐漸提升時，千萬不要低估這一舉措對中美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關鍵性航道是海洋帝國的生命線，這是其不可妥協的地緣核心利益。19世紀，英國與俄國曾經因在巴爾幹、伊朗、阿富汗、遠東的糾紛發生過多次戰爭，但一旦德國的鐵路經過蘇伊士運河，英國甘願犧牲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換取與死敵俄羅斯的諒解以對抗德國；1937年，日軍故意轟炸美國班乃島號，美國能夠做到無動於衷，但當日軍1939年占據海南島之後，又於1941年入據印度支那威脅新加坡時，美國則不惜戰爭也要與日本全麵攤牌。因此，南海諸島的軍事化，必然會帶來美中關係的對抗，對於這一點，大陸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當大國之間因核心地緣利益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時，不要對經貿的緩和作用抱有過高的期望。美國國務卿赫爾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日軍入駐印度支那後美國對日禁運的決策過程曾經寫道：「如果對日本施加經濟制裁，日本固然承受最沉重的負擔，美國也得同樣承受最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之間的貿易額為所有歐洲國家對日貿易總和的兩倍。但是日軍占據印度支那所產生的風險顯然超越了這一切。」他的這一認知，顯然清晰地顯示了大國地緣利益中最關鍵的部分是什麼，考慮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的評價趨於負面，貿易在未來中美關係上的正面影響將更加有限。
無論大陸的媒體和網民在南海議題上多麼鷹派好戰，都必須對這些無負責能力者言論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認知。在普法戰爭前，正是法國煽動戰爭的報紙，取代了軍事專家的審慎，逼迫法國在毫無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墜入俾斯麥的圈套，從而引發了國家的災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好戰報刊不斷地逼迫德國採取不必要的擴張行動，給各個大國製造了足夠的恐慌，迫使英國、法國、俄羅斯這些矛盾重重的大國團結在一起最終摧毀了德國。專欄作家和網民是不需要承擔歷史責任的，他們對地緣政治本質的理解也相當有限，他們只負責在特定的社會氛圍下發泄特定的情緒，他們從來都是不值得依靠的。
為了迎合民眾情緒，出售更多的報紙，報紙們往往訴諸不需要付出犧牲的勇猛言論。1911年7月2日，德國與法國因摩洛哥危機瀕臨戰爭邊緣，民眾狂熱要求動用武力，《萊茵日報》（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動說：「大哉此舉！終於有所行動，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陰霾一掃而空。」《慕尼黑新新聞》(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議政府全力向前沖，「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無法預料的狀況」，亦在所不惜，這種言論氛圍驅使德國政府採取了極端強硬的措施，最終迫使英、法、俄因對抗德國，而取得了全面諒解。令人諷刺的是，隨著一戰爆發後戰爭負面效應的加劇，德國民眾逐漸厭戰，這些報紙紛紛改頭換面咒罵戰爭，同樣取得了不錯的銷量——而開戰的德皇也被隨後拋棄。
面對周邊錯綜複雜的地緣形勢，中國需要具有明確的目標和清晰的認知。大國外交的驅動力，從來都不應該是大國的虛榮，而應是利益的考量，此乃黎塞留和俾斯麥締造霸業的智慧，也將是中國崛起的唯一外交基礎。
「讓英國對德國保持善意其實非常簡單，畢竟，自威廉三世以來，英國人只會為了比利時的港口和地中海的海峽作戰。」——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
「與英國就海軍軍備問題達成的妥協，將瓦解倫敦的反德意識，有利於帝國在中歐取得行動自由。這是閣下無論如何都應該理解的德國未來外交政策（1936入侵萊茵、1938吞併奧地利和捷克）的基礎。」1935年，希特勒就《英德海軍協定》的重要性，對德國外長康斯坦丁·紐賴特男爵發布訓示
二、警惕列強走向反華的聯盟
我們可以預期的是，當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和國務卿蓬佩奧不顧疫情多次走訪歐洲，並勸說各國官員之後；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BBC等媒體對歐洲各國民眾發起強大的宣傳攻勢之後；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改變。對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有備才能減患。
儘管很多人對歐盟抱有幻想，但事實上，作為一個經濟、安全、意識形態上弱勢的政治聯盟，歐盟幾乎不可能抗拒美國的壓力。
首先，歐盟在意識形態上完全受美國影響，其對世界秩序的共識上，很容易受制於美國人。這使得美國很容易通過公共外交的渠道影響歐洲各國對華政策，而且美國對歐洲高層影響更大。
以下是2020年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其中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英國的《金融時報》，乃是被轉載最多的外國媒體，實際上，德國世界報、圖片報、法蘭克福報和瑞士德語蘇黎世報，平常都以大段引述美國媒體觀點著稱，即美國媒體足以影響甚至主宰歐洲大國的善惡是非觀。
如果中美陷入對抗，那麼我們將在歐洲不得不看到各國主流輿論在美國的影響下逐漸轉向敵視中國，他們會將中國視為與Nazi等同的惡魔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惡意將會不斷攀升，直至改變歐洲對中國的政策。
而且，不僅僅是公共外交能力，英美與歐洲各國的外交官和政客間有著諸多共同的交集和合作，彼此不僅僅是外國官員那麼簡單，更是同僚，他們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沒有多少障礙，很容易不斷影響彼此，進而形成說服（美國政府往往會通過英國來影響歐洲）。就像皇帝身邊的太監或枕邊人一樣，朝夕相處，足以通過不斷陳述改變皇帝的看法。相比之下，中國就像遙遠的忠臣，雖然對歐洲飽含善意，但交流的機會非常有限，很難影響各國官員的看法。
所以，無論是公共外交，還是高階交流，美國都能比中國更容易左右歐洲的看法，即便是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下也是如此。可以確信的是，無論是馬克龍，還是默克爾，他們很難在美國打造的輿論和高層壓力下長期維持對中國的善意。
其次，在地緣政治上，美國本身對歐洲各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對歐盟國家的影響要遠大於德國。
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北歐、東歐諸國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羅馬尼亞、瑞典、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希臘、丹麥、挪威，這些國家，信任英美遠勝過德國、法國，英美對這些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瑞典、丹麥、挪威等國長期在歐盟跟隨英國政策。
與此同時，南歐各國，如義大利、西班牙，以及中歐奧地利、荷蘭、比利時、則對美國的態度極為看重，幾乎不可能繞開美國行事。
如果德國、法國試圖在歐盟框架下抵制美國，他們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這兩國若想有所作為，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即便排除他們在軍事上、技術上嚴重依賴美國。
最重要的是，美國對歐洲各國幫助多次，儘管美國也欺負過歐盟國家，但各國更記得美國在歷次重大危機中對歐洲各國施以援手。大多數歐洲國家很難從感情上真正不追隨美國。
事實上，英國脫歐之後，喪失了影響歐盟的最強大橋樑，美國對歐盟的統治已經削弱很多，但即便如此，美國對歐盟依然有著難以迴避的巨大決定性影響力——這一點，是中國很難抵制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的是，當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和國務卿蓬佩奧不顧疫情多次走訪歐洲，並勸說各國官員之後；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BBC等媒體對歐洲各國民眾發起強大的宣傳攻勢之後；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改變。
對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有備才能減患。
7月13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不顧疫情，走訪法國，與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等盟國官員協調對華立場，這是奧布萊恩及歐洲盟國高級外交官討論對華問題（右邊女性為美國駐法國大使），7月21日，蓬佩奧緊隨其後訪問歐洲，進一步協調歐洲盟友打擊中國。
三、不圖虛名，做真正的愛國者
這年頭，高喊口號，迎合輿論，確實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
在當前中國國家地緣風險諸多問題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這裡所要說的，假如中美對抗甚至決裂的浪潮無法扭轉，那麼如何在近乎決裂的大環境下處置中美風險，就成為一件不僅僅是重要，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裡面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含糊，對於國家政權的穩定來說，亦是如此。
然而，外交風險的走向卻是變化無常。
從2016年南海事件到2017年川普訪華，再到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及2019年HK事態發展和貿易戰升級，再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HK衝擊，中美關係經歷了從惡化到友好，再到惡化變友好，友好變惡化，惡化再友好，友好再惡化的多重反覆過程。
很多時候，事態變化的速度往往不到幾十天，譬如川普今年1月份還宣稱要訪問中國，2月份還讚揚中國疫情控制，但現在，這位總統的對華政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且，一些國人眼裡的短期或微小問題，往往會帶來長遠的衝突或巨大的改變。
譬如，2016年的南海事件，乃是中美兩國為了各自眼裡的國家利益，正面直接衝突開始，這種持久不斷的衝突不僅過去帶給中美關係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將來還會繼續惡化彼此的映象——事態並未如當時很多專家預期的那樣，僅僅只是短期矛盾。
再譬如，2018年開啟的貿易戰，最終決定這一衝突走向的，卻只是中國對美農產品的購買，中國只需要收攬不到2%人口的美國農民，就可以對白宮的貿易政策促成重大改變，這實際上超出了諸多人士的預期——這些人此前普遍認為，川普總統的雄心壯志將絕不止於此。
再往後延伸，我們可以看到，當川普的疫情控制成為災難後，那麼他就必然走向甩鍋中國的政治道路，這是政治上無法避免的災難性結果。使得中美1月蜜月成為一種苦澀的回憶。
身處這樣劇烈變化的氛圍，當我們國家應對中美風險的時候，絕不能僅僅基於事後行事，更要在災難出現之前，未雨綢繆，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對政府、民眾的衝擊，避免不可挽回的災難。
2020年3月疫情地緣衝突泛起之後，深知中美冷戰不可避免。川普要為了選舉，必然極力採取激進的反華政策，而HK的九月立法問題，則使得中方不得不採取措施，這將帶來美國為首之西方劇烈反應，雙重疊加下，冷戰的大幕就會徐徐拉開。
在這個風雲激盪的時代，高喊口號，迎合輿論，確實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利用中美衝突賺取左右分裂日深人群之錢財。他們絕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國家，探知「西班牙風險」、「布拉格風險」、」南印度支那風險「和」阿富汗風險「，避免致命災難的形成，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和國民幸福，做自己義不容辭的貢獻。
西班牙風險：指1807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使得歐洲各國恐懼拿破崙，並逐漸聯合起來消滅了拿破崙，拿破崙戰敗後回憶入侵西班牙乃是其最大錯誤；
布拉格風險：指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使得西方列強不再信任德國，並在德國的後續外交中堅決抵制之，進而引發了1939年8月但澤危機和二次世界大戰；
南印度支那風險：指1941年7月日軍進入法國控制的南部印度支那，儘管當時這個行動看起來很正常，但卻導致了英美竭嘶砥礪的反應，凍結了日本的資產和貿易，迫使日本不得不走向戰爭；
阿富汗風險：指1979年蘇聯入侵原本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阿富汗，結果遭到歐洲、美國、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強烈反應，進而陷入外交孤立和地緣災難，這招致了蘇聯的崩潰；
至於有時候個人說話不計言辭之委婉，那是沒有辦法的，畢竟，真正的現實主義愛國者重在言到而非曲迎，被粉紅派誤會也屬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對美外交風險，不是國家民主化就能避免的。
1940年，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曾經與日本高層內田伯爵有過一段很引人注目的談話，說的是，格魯宣稱美國在東亞要捍衛民主和人權，所以不能不反對日本的侵略，美國大使說完後，內田伯爵笑了，他說，
「相比於蔣介石，日本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我們的人民有自己的選票，我們大部分的議員需要參加選舉，我們的政府不能忽視選票，美國憑什麼說幫助獨裁的蔣介石就是維護民主呢？」
內田說完，連格魯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應了——因為他也知道，真正使得日美關係惡化的，並非民主不民主，而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民族驕傲與貪婪的西方秩序之對撞。
所以，就像當年日美關係惡化一樣，中美關係的惡化，絕不是中國所謂民主不民主的問題，中美關係的惡化，乃是雙方對各種訴求合理性不同的理解所致。
中國任何一個人（包括台灣國民黨），都認為南海是中國人的，中國有自行處置的權利。但美國卻認為南海航道生死攸關，不容落入其他大國軍事控制之下。
中國任何一個人都認為，hk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有權利處置之，但美國卻認為主權和治權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問題。這實際上是這一百年來，自五卅運動開啟之收復租界治權運動的最後一步，當年的國民政府也是因為租界治權問題與英美關係急劇惡化——直到抗日戰爭後才真正好轉。這種情勢並不鮮見。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管是民主不民主，中美關係的惡化是難以避免的，當一個民族主義大國走向強盛，就必然會以民族主義的觀念改變世界，雖然中國只是認為自己恢復舊物，但世界未必能夠理解這一點。
後發民族的修昔底德陷阱，恰恰就是如此。而「擱置爭議」之舊訓，雖然締造了中國的崛起，但本身如同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強烈的反身性，最終被自己國民放棄也是民族主義浪潮下的歷史潮流。
四、美日歷史教訓：中美如何避免戰爭？
1941年7月，當英美封鎖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恐慌，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通過這段時間網上的文章來看，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對美開戰的心理準備，大多數中國人雖然急欲挑戰英美的"霸權"，但卻缺乏昭和時代日本人的戰爭決心，或者說他們試圖在正面挑戰英美的同時，卻幻想英美不敢對中國施加類似於1941年7月日本那樣的殘酷制裁，實際上，這樣的思維是站不住腳的。外交問題上，最容易釀成不可挽回錯誤的思維就是，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膽量，同時刻意低估敵人的決心，特別是面對的敵人比自己更強大（或者敵人認為自己更強大）的時候，尤為如此。
從5年前開始，我就常常推薦很多體制內涉及外交部門的朋友，多多閱讀《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長重光葵的《外交回憶錄》和《中日戰爭中的日英關係》這四本書，目標不是為了了解歷史，而是為了避免與美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的想避免與西方戰爭的話。
在這四本書裡面，集中闡述了外交工作的細節。即一個在遠東無可置疑的"霸權"國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遙遠的英美不遠萬里與之決裂，並走向戰爭？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外交細節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華盛頓最親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從維持對日貿易變成了力主對日禁運的強硬派，倫敦那些最親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萊琪，如何從日英親善的擁護者，最終變成對日戰爭不可避免的鷹派？
我們絕不能將這一切外交災難的源頭歸結於日本精英的無能和傲慢，實際上，日本精英並不愚蠢，無論是他的軍部領袖，還是他的外交官，都是當時一等一的精英。近衛是日本貴族精英中最優秀的人才，西園寺最傑出的學生；佐藤賢了、白鳥敏夫從小都是頂級學霸，智商超人；松岡洋右學貫中西，聞名東洋。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華北大哈佛耶魯最頂級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們的領導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對美戰爭的邊緣，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向珍珠港。
我們也絕不能將英美政客視為戰爭瘋子，蓄意挑起戰爭，以毀滅日本，實際上，無論是邱吉爾，還是羅斯福，他們都極端害怕與日本的戰爭，他們恐懼對日戰爭，但他們依然走向了戰爭。所以，雙方對戰爭的恐懼並不足以避免戰爭——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東亞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證，大英帝國絕無與日本開戰的企圖，英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始終抱有如一的深情，請您務必轉達我的善意。」
——1941年溫斯頓邱吉爾接見日本駐英國大使重光葵
「對日外交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避免戰爭為第一要務」
——1941年3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霍恩貝克
然而，歷史的淵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將超出任何人的主觀祈願。
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討論日本遠東問題的會議上，美國是最不願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當武漢勝利後的近衛內閣宣布在中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美國就開始向蔣介石政府發出第一筆貸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對立面；1939年，當日本軍隊占領海南和南海島嶼的時候，美國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1940年6月，當日本外長廣田宣布對南洋享有天然權利時，美國發動了對日本第一次禁運；1941年7月，當日軍進入印度支那時，英美對日本發動了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當對美談判無法成功之後，日本最終發現，他只能走向戰爭。
從1937年11月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對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歷史洪流的改變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這些年來，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時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終迫使日美走向決裂的那個節點——譬如美國、英國、荷蘭、中國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殺日本的ABCD聯盟的？以及哪項事件促成了這個原本只有對話機制的架構變成了實際軍事外交協調？更重要的是，哪項事件促使英美下定決心不惜巨大代價發起對日本的毀滅性禁運？——要知道，英美對日石油禁運後，英國遠東油企、荷蘭印尼油企、美國西海岸油企幾乎全部瀕臨破產，並面臨著日本海軍的攻擊，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濟自殺。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貿易談判，絕不同於20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談判，當前的中美交涉，實際上類似於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說，當中美關係越過某個節點後，就必然會面臨類似於1941年7月的日美間巨大制裁風險，即雙方將不惜一切代價打擊對方，最終不得不走向戰爭。中國必須有這個危機意識，絕不能像當年昭和精英那樣妄認為不可能發生，那是和平人在准戰爭時代里極端幼稚的認知。
1938年8月24日，日本頂級經濟外交智庫專門在《日本經濟年報》（第38集，162-165頁）撰文中分析了美國對日本大規模禁運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此的樂觀預期，這篇文章認為：
日本進口乃是美國加州原油企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日禁運將嚴重傷害當地經營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廢鐵銷售企業純粹依靠日本的訂單維持，對日禁輸將激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至於日本對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絲，美國也無力禁運，因為其國內企業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國，禁止輸入會迅速傷及美國制襪業者，這是勞工密集行業。在日方看來，這些禁運都會造成極為不利的選舉影響，另外，日本智庫還認為，即便美國禁止輸入，日本還可以找到第三國轉運。
1940年3月23日，針對美日無協議後的貿易情勢，時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內光政發表公開講話，他表示：「美日兩國的經濟分離和相互禁運對雙方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如果走錯一步，兩國就都要面臨危險。我不相信美國會冒險對日本實行全面禁運。」
當年的日美談判實際上也分為兩次，1939年7月美國廢商約到1940年正式廢約，雙方主要進行的是經貿談判；從1941年7月美國對日本全面禁運封鎖和凍結資產後，日美進行的主要是政治、軍事、經貿談判，此時經貿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貿問題，而是與政治、軍事問題掛鈎，美國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經貿問題與政治軍事捆綁。
這與中美交涉其實是很相似的，未來，無論美國政府誰上台，我相信中國都會與美國進行新的談判，但這次新的談判將與2018-2019年的談判完全不同，經貿問題將會政治、軍事問題掛鈎，談判的艱難必將倍增，談判失敗的後果也將更嚴重。
當然，我並不認為，當前中國一定越過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節點」（指日軍1941年7月進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日本不得不在屈服與戰爭中抉擇），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離這個風險點並不遙遠。
凍結中國資產這個選項，在當前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建議並被討論，這就證明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威懾。
在1940年2月，關於英美荷三國對日本發起海上石油禁運，當時來看，主要有三個難題：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將會破產，商界強烈反對；
第二，荷蘭人不願意參與，恐懼日本攻擊；
第三，英美不想與日本開戰。
這三個選項在當時日本社會廣為熟知，也確實是事實，並極大阻滯了英美荷採取行動。但是，到了1941年7月，這些阻礙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國駐美大使法里漢克斯的回憶錄集中記錄了當時英美對日本毀滅性制裁是如何決定的。說來令人諷刺，美國財長摩根索和法里漢克斯吃飯，席間，摩根索嘲諷英國人對日本的妥協，並哀嘆蔣介石的困難，法里漢克斯反諷道，你們美國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嗎？摩根索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將切斷日本人的動脈」。兩天後，當英美施壓荷蘭人參與後，列強石油制裁令頒布，同時凍結了日本的所有資產。
由於這條法令是突然襲擊，而且此前羅斯福還專門強調美國不會對日本進行海上石油斷絕，結果卻是如此令人意外，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恐懼，按照美國大使格魯的說法，每天前來求情的日本軍政官員幾乎踏破了駐日大使館的門檻，某位日本海軍將領甚至害怕得當場顫抖哭泣，是啊，一個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將不得不在恥辱與滅亡中做出選擇，軍人的哭泣又能改變什麼呢？
當歷史走到這個時候，昭和男兒如果不願意放棄大國雄心，那麼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與日本不同的是，蘇聯在美國的大規模禁運下，沒有選擇戰爭，而是放棄了統帥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潰）。四年，改變世界足夠了。說起來，從2016年到現在，時間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訓是什麼呢？當從2018年到今天，這麼多事情發生後，就絕不要太天真，絕不要以為不可能，絕不要認為英美很仁慈，絕不要認為英美很膽怯——歷史將會無情地嘲諷並打臉這種想法，1941年7月，當英美禁令傳來之後，面對全民的絕望，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切腹自盡，因為他曾向自己的國家保證，英美絕不會這樣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們必須意識到戰爭是可以爆發的，不是我們願不願意，而是我們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個空洞的歷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現實中的某個節點，她必須寄存在我們的頭頂，如同一柄懸劍。無論是為了戰爭，還是和平，她都能帶給我們無盡的幫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選擇了拔劍奮起，雖然他們滅亡了。
五、冷戰或許已是最好的結局
我們必須真正理解各種政治要素的關係，才能解構未來的發展，並正確評估對國家的風險——這是梅特涅親王理解政治的方式。近來，常常聽到一些聲音，說此次中美關係失控，僅僅只是川普任期內的短暫選舉衝擊，當拜登上台後，局面就會好轉。這種聲音有些影響力不小，聽完之後，我對這些認知感到憂懼，如果以這種判斷衡量中美風險的話，那麼就會低估國家利益未來面臨的衝擊。
從2016年開始，不論是南海事件的長遠衝擊，還是中美貿易戰的變幻無常，以及疫情後川普選舉冷戰，以及香港危機的必然到來與風險，一般人都難以對這種反覆變化的政治局勢做到了精準事前判斷。因為這絕不是對歷史的刻舟求劍，而是對現實政治要素不斷變化趨勢的真正理解——之所以反覆要用歷史的闡述，並非熱衷於講述歷史，而是非如此不足以讓各位理解什麼是政治的邏輯，畢竟這些邏輯只存在個人的腦海中。
闡述這些，就是要告訴各位，在政治局勢評估方面，絕不能相信虛言的妄人。研判中美關係的未來，並希望以此警戒自己的祖國，不要誤判，也不要對現實有一絲一毫的幻想，我們要避免的很可能不是冷戰，而是珍珠港：
1、中美關係將在未來四個月內進一步急速惡化，接近攤牌，但不至於爆發戰爭；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香港立法會選舉將會進一步加深中西方的衝突，而香港自治法將在十月份及之前宣布對中國人員的嚴厲制裁，並在隨後制裁之劍延伸到中國金融機構，中美協議暫時問題不大。
2、即使拜登上台後，中美將進行談判，試圖穩定關係，但美方會提出一系列政治前提條件，而且隨著HK、南海局勢的不斷複雜化、HK自治法和xj人權法的不斷輪迴制裁，以及國會不斷推出反華法案，中美很難達成附加政治條件的協議；
拜登時代新的中美談判，必然涉及HK、南海、軍備控制等一系列難以妥協的政治附加條件，而且隨著美國國會不斷推出激進反華議案，而HK自治法每90天制裁大陸人員和金融機構一次，西域renquan法每180天制裁大陸人員一次，都代表著無論拜登意在如何，都不可能挽回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在後川普時代或拜登時期的最好結局，就是激起無窮的幻想之後，走向緩慢惡化。
3、美國的主要盟國將會追隨美國在諸多問題上攻擊中國，中西方的廣泛惡化難以避免，拜登與中國的談判失敗，這一局面將會加劇；
從現在開始，美國將持續不斷地向自己的盟友施加難以承受的外交壓力，迫使他們掙脫過去的幻覺，走新冷戰的前線，與中國對抗。據以往的經驗，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安全利益、技術利益和經濟利益，美國的盟國都將不可避免地在美國壓力下屈服——我們必須警惕一個反華大聯盟的出現；
4、中美關係的惡化和談判的失敗，使得軍備競賽不可避免，英美日印澳加歐未來將與中國展開海軍競賽，從而試圖建立針對中國的全面優勢；
拜登對華交涉失敗，帶來的就是中美和解的最後一絲希望都要破滅，信任蕩然無存後的唯一結果，就是全面的軍備競賽，中國將不得不與西方列強、印度、日本等國進行殘酷無情的軍備競賽。
5、一旦西方及其盟友建立了軍事絕對優勢，只要發生重大事件性衝擊，大範圍的全面禁運就會成為可能，珍珠港抉擇可能成為中國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痛苦；
這裡，我所要告訴大家的，在真正的大國對抗中，大規模禁運從來都是最稀鬆平常的事情，這裡面從不涉及考量普通企業的利益，甚至不在乎他們的生存（這些盛世精英完全不懂的道理，我會在後續以事實不斷講述），唯一在意的，就是戰爭風險——除非有主動禁運方有絕對軍事優勢。中國不是蘇聯，蘇聯可以在禁運下生存，因為他與西方接觸有限，這也意味著，一旦走向禁運，珍珠港就不能不成為一個生死抉擇，那是命定的冥途。
看完這些後，很多人一定會覺得這是在胡言亂語。其實不然，這絕不是刻意誇大或貶低政治風險，而是真真正正從專業的角度評估這種需要注意的風險——若非憂國之重，絕不會輕易說出來。
歷史的淵流早已劃定了一個民族行走的路徑，若不能以未雨綢繆的認知把握未來，那麼命運必將不可逆轉地滑向歷史的終點。
」我對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興趣，我只尊重並接受既定的事務，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從而努力防止自己產生超出現實的幻想。「
——梅特涅親王1813年致信俄皇亞歷山大，闡述他的外交認知
就像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之後，由於美國國內諸多反俄法案不斷推出，由於克里米亞問題的難以妥協，美俄雙方無論經歷了多少努力，都無法實現任何和緩，反而在號稱最親近普京的川普領導下進一步走向對抗。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宿命。所以，不要對中美和解抱有太大期待，哪怕是拜登當選也是如此。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必須為未來西方列強、印度、日本等國的聯合反華做好準備，並特別注意軍備競賽及預期禁運的重大風險，這種風險必須事先預備，心有懸劍，否則後果是將毀滅性的。
畢竟，一旦中國陷入被禁運的困境，我們絕不可能像俄羅斯那樣，找到一個可以被依靠的「大中國」。
珍珠港的鞞鼓漸漸敲響，只是你聽到了嗎?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國難臨頭，美寇羅斯福傾巢出動，我昭和的男兒毫無懼色，決心討伐美帝，為天下伸張正義」——1941年11月，南雲艦隊駛向珍珠港。
六、外交失敗的結局是：失敗者將一無所有
人民並不懂得忠誠和同情，也不能理解公正，他們對失敗者從不憐憫，對勝利者搖尾乞憐。
描述大德意志帝國最後一刻的電影《帝國的毀滅》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場景乃是，面對苦苦哀求自己逃亡的瑪格達女士，阿道夫希特勒嘆息道，「即便明天有億萬人詛咒我，但命運也是無法逆轉的」，隨即元首踢開忠誠的女下屬，關上了自殺的鐵門，迎接無可逃避的歷史審判。
儘管後來的輿論家對希特勒大肆抨擊，但阿道夫希特勒究竟犯了什麼錯誤？
屠滅猶太人？鎮壓異己者？實際上，這些都不是希特勒最終悲劇命運的原因。在元首最初的幾年，儘管對猶太人的迫害和異己者的鎮壓早已顯露，但這些事情並沒有多少人去關心。事實上，當時的各國都談不上乾淨，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對黑人的種族迫害是系統性的，華盛頓殘酷鎮壓了老兵的維權行動；大英帝國殘酷對待治下的印度臣民，阿姆利則慘案代表了英國軍人對印度反抗者的無情與血腥；相比之下，元首在最初階段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並不稀奇，這是那個時代的通病，所以，當時幾乎沒什麼人就這個問題抨擊希特勒。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真正令人矚目的，乃是他的強悍才智和無雙成就。
從1920年到1932年，他憑藉自己的手腕，因逢際會，將一個沙龍式的知識分子俱樂部，改造成足以統治德國的強大政黨，組建了令人生畏的衝鋒隊，這證明了他超強的宣傳組織能力；從1932年到1936年，他一改德國經濟的敗喪局面，使得這個國家的局面迅速改變，GDP四年內增長100%還要多；從1936年到1938年，他使得一個戰敗的國家站立在歐洲之顛，讓流落海外的德意志人，重回大德意志母親的懷抱。
以當時標準的人格而論，阿道夫希特勒是一戰戰場上忠貞愛國、絕不屈服的老兵，他以最強的責任心履行上級交付給他最危險的任務，且從不拋棄戰友；當偉大的祖國走向戰敗，四方一片混亂，他就脫下自己的軍裝，走向自己並不熟悉的政治舞台，從而將自己的國家從災難挽救；他從未為自己的家人、親戚謀取過一絲一毫的便利。至少從表面上來說，希特勒的人格並不算差。他的所有謀劃，都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每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即便反對希特勒的主張，也不會完全將他視為一個純粹的惡棍。
在1938年之前，幾乎沒有德國人，會懷疑元首不是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
「人們不能不承認並欽佩其品格。他能爐火純青地左右所有的討論：他的記憶絕對準確，能最確切地回答討論中提出來的最遙遠的問題；在討論時專心致志；頭腦清晰，能將最複雜的問題變為一個最簡單的——有時是太簡單的公式；有能將冗長的辯論結果扼要予以綜合的技巧；以及從新的角度去考慮某個眾所周知的、經長期討論而無結果的問題的聰明才智。」
——前德國財政部長盧茨.施威靈.馮.克洛西格特公爵回憶希特勒
然而，歷史的悲劇往往是這樣。
希特勒的真正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在無形之中招致了無法挽救的外交災難。如果不曾與列強決裂，那麼他就不需要與列強維持實力和平，也就不需要與列強進行沒有希望獲勝的軍備競賽，而如果不是這種軍備競賽毫無希望，他又何須效法腓特烈大帝發動一場不可能獲勝的戰爭呢？
失敗者將失去所有榮耀與尊嚴，當暴虐對待黑人的美國軍隊以人類救世主的身份進軍歐洲時，當殘酷對待屬民的大英帝國以正義的旗幟轟炸德國時，當冷血苛暴的史達林以解放者姿態挺進中歐時，元首的萬世惡名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他的一切都將灰飛煙滅，淪為無可置疑的恥辱，這是以一當十的必然命運。世人往往並不清楚，前蘇聯的車諾比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最偉大、最果斷的核電危機營救行動之一，曾經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但當蘇聯的外交災難招致失敗之後，這一史詩般的成功連同蘇聯成功過的一切，都被描述成不堪一擊的虛像甚至不可饒恕的罪孽。
人民並不懂得忠誠和同情，也不能理解公正，他們對失敗者從不憐憫，對勝利者搖尾乞憐。
就像偉大的杜爾諾沃公爵一樣，真正的忠君者往往恐懼外交災難，這絕不是因為他們膽怯，而是因為他們對君主的真正責任心使其比任何人都清楚：
民眾和作家無需承擔歷史的重擔，一旦有變，他們可以隨時發揮自己倒戈背叛的本能，在勝利者的庇護下重回過去，但君主和大臣則避無可避，最終失去的不僅是政治生命，連名譽也將如此。
「明天，將有億萬人詛咒我，但命運已經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