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層出不窮的漢代宮廷劇幾乎都在向我們傳遞著一個觀念：匈奴是野蠻、落後、兇殘的。
如果不以醜化、矮化的方式看待兩千年前我們華夏民族最強勁的敵人——匈奴，會不會有更多的收穫呢？
秦漢時期，匈奴是以「敵國」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的歷史中。「敵」當然有「敵對」之意，但也可以解讀為「匹敵」。
遊牧民族行動非常迅捷，他們騎著快馬風馳電掣，對所到之處進行劫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原地區定居的農耕民族還採用以將步卒兵車為主的作戰方式。那麼，至少在某些軍事能力上，北方的遊牧民族一度遙遙領先南方的華夏民族。所以，趙武靈王才會銳意改革，學習遊牧民族胡服騎射，整個國家國民無分貴賤，革帶皮靴、窄袖左衽，廢車乘馬、日逐騎射。
不過，在我們的文化理念中，「華」、「夷」一直有別。春秋時期，中原的各諸侯國開始有「諸夏」、「華夏」的意識，而周邊其他民族便被稱為「夷狄」。這個時候的「華夏朋友圈」其實蠻小，甚至像秦、楚、燕這樣的大國也因為長期處於戎狄、蠻夷之中，而被排斥在圈子外。
就民族而言，文化比血緣更有價值。所以，到戰國時期，小國多被夷滅，「華夏朋友圈」中的成員便更少了。齊國本來就是老大哥，韓、趙、魏三家分晉後各占據一席之地，於是，原本被視作蠻夷的秦、楚、燕也被拉入了圈子。
而居於蒙古高原，雖然被司馬遷描述為夏朝遺民，但飲食、服飾、風俗、習慣與華夏民族大相逕庭的匈奴，自然而然，被排斥在「華夏朋友圈」之外，成為了「敵國」。一道明確的分界線也在華夷之間逐漸出現——長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長城都被當作是中國人封閉、保守的象徵。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至少，戰國到秦漢時期的長城，在軍事防禦的同時，還有更多軍事進攻的意圖。無論如何，當秦始皇連通燕、趙、秦舊有的長城，長城便成了一道明確的分界線，長城以北是遊牧的草原民族，長城以南則是農耕的華夏民族。南北兩邊，是兩個力量上相互匹敵，彼此競爭、角逐，並相互影響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
因為文化的差異而形成的民族意識，不僅僅存在於華夏民族的頭腦中，匈奴人同樣有。如果，我們曾以將中原王朝視作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國來體現民族自豪感；那麼，匈奴人也有類似的情結。
《史記》的記錄告訴我們，在漢文帝和匈奴老上單于時代，老上單于在寫給漢文帝的國書中，刻意用更大尺寸的木牘來書寫，並倨傲地稱自己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彼時彼地，匈奴人的「大匈奴」意識，就如同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我們的「大中華」意識。
而即便在漢武帝時期，在漠南、河西、漠北慘敗給漢王朝之後，匈奴狐鹿姑單于在寫給漢武帝的國書中，依舊非常驕傲地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不應該將北方的遊牧民族簡單地貼上野蠻的標籤。文明的發展和進步有賴於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競爭。兩千多年前，正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富於侵略性的匈奴汗國的存在，才力促西漢初年的統治者千方百計保護民生，壯大國力，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時代才得以出現第一個欣欣向榮的治世——文景之治。
在歷史的長河中，匈奴人在自然環境的趨使下選擇著自己的生存方式。今天的我們，如果能更多地站在異族的角度，用更平等、平和的目光看待歷史留給我們彼此的生存機遇，或許，更有助於我們還原歷史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