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一個殖民地，若有一點羅馬的智慧和藝術，氣派完全不同。
譬如英治時期，香港被日本占領，三年零八個月之後，日本投降，香港重光。此時包括酒井隆、田中久一等日本總督，應中華民國要求，當戰犯移交審判，俱處以死刑。蔣介石也成立了一個「肅奸委員會」，要求香港政府移交日治時期在香港與日本合作維穩的名流羅旭龢去大陸審判。此類人士還有富豪周壽臣、名律師羅文錦、華僑日報老闆岑維休。
但殖民地政府一口拒絕。羅旭龢是混血兒，沒有讀過香港大學，在省港罷工時曾協助調停，恢復香港經濟秩序有功。而且香港淪陷前夕，防衛司傅瑞憲（John Alex Fraser）吩咐羅旭龢等人可留在香港，與日本合作，保護華人生命財產。
傅瑞憲自己卻與警務處長一起，進入赤柱集中營。而且在監獄裡偷運收音機、收聽在惠州的英軍通訊。事敗而獨力承擔，與多名英印戰俘被斬殺於赤柱聖士提反灣。
身為殖民地統治者，不可以在這時貪生怕死。留下來的苟存機會，讓給羅旭龢周壽臣等殖民地高等華人，吃苦和赴死的風險，自己來承擔。這種軍人與紳士合一的風骨，就是羅馬精神。
羅旭龢戰後不但無事，因為查出日本對他不信任。女兒還出任聖保羅中學校長。半山的一條街，以羅旭龢命名。在這方面，蔣介石可能讀書不夠，他不知道清初曾有一部「貳臣傳」，明朝覆亡留下來的高官，照樣重用。英國人明白：無論英國管治還是日本，俱一樣奴才，只問奴才的辦事能力和品格，不究其餘。
而大陸一些知識分子為一個叫做潘漢年的類似人物叫屈，潘漢年奉命在北區與汪精衛和日本人合作，毛澤東過橋抽板，不認而判重罪。這就涉及主子質素的高低了。文化的水土不同，管治香港，當然也有不一樣的結果。沒有辦法。人家那條河，上游畢竟接通的是羅馬，不是列寧和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