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乍聽起來，一種比較寬大的刑罰。如果是一刀砍了，或者是一槍斃掉，那後面什麼故事都沒了。
整個19世紀，沙皇流放了72.63萬人到西伯利亞；史達林時期，這一數字增加到幾百萬。密捕，鐐銬，愛情，眼淚，異族風情，奇緣奇遇……風雪旅途上，故事多得不要不要的。
赫爾岑於18世紀被沙皇流放至西伯利亞，他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最精采的部分，就是「監獄與流放」。通常，此類回憶錄的講述者都是「悲情主角」，但這一部卻非常特別。
22歲被逮捕，罪名是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反對沙皇。赫爾岑的父親是知名貴族，見過拿破崙和沙皇。因此，他被流放的待遇相當優厚。流放目的地在中途換了兩個地方，每到一處都在辦公廳當文書。
西伯利亞的流放，按形式分為短期的「行政流放」，以及長期的」依法流放「，按懲罰程度，又分為「移居流放」和「苦役流放」。通常，服苦役的犯人從判決到流放地，一路都是要戴著鐐銬的。有的重犯，白天戴著沉重的鎖鏈、推著獨輪車做苦工，晚上就鎖在車輪上。還有的重犯，上路前就被割掉鼻中隔，或者砍掉手指。也就是說，一旦啟程，他們就是殘疾人。
相比而言，赫爾岑能夠坐著馬車，一路保持憤怒，一路寫東西，絕對算得上奢侈了。不過，要不是這種「奢侈」，後人或許根本無法窺見那些黑暗殘酷的存在，以及人性幽深之處的隱秘和脆弱。
在沙皇政權的宣傳和文書里，「流放犯」當然是罪有應得的惡人。然而事實上，在那個年頭，「普通人幾乎全明白，流放罪是個什麼玩意兒」。赫爾岑在書里寫道：
到了西伯利亞邊境，「流放犯」一詞消失了，他們的名稱換成了「不幸者」。在俄國人民眼中，法庭的判決無損於一個人的聲譽。從彼爾姆省到托博爾斯克，一路上都有農民把牛奶、麵包、格瓦斯放在小窗口，一旦有「不幸者」從西伯利亞秘密逃亡，就隨時可以取食。
赫老師的回憶錄里，有一個監獄醫生的溫馨故事。這個老頭兒每周都要到羈押站，他的職責是為犯人檢查身體，但他每次都會帶上一大筐豐盛的食物，分給上路的犯人。而且他送的食物非常香甜好看，比如核桃啊，餅乾啊，
柳橙啊，蘋果啊什麼的，更多時候是分給女犯人。
有些貴族太太也會去施捨，她們看到老頭兒那五花八門的食品，就會斥責老頭兒送的東西不實在，也有人說他這是「縱容女罪犯的愚蠢行為」。
但是這個老頭兒回答：「親愛的太太，您應該明白，一塊麵包、一個銅板是人人都願意給的，可是糖果和柳橙，她們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沒有人會給她們……我要把她們今後很難得到的歡樂帶給她們。」
俄羅斯的流放制度，始於16世紀末，一直持續到史達林時期，有近400年的歷史。老百姓對流放者的同情，也就
有了幾個世紀的傳統——可以說，如果你不曾了解流放者與老百姓之間的心靈碰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那種非人的境遇，以及那些掙扎過、悲憫過的人心。
蘇聯詩人曼德施塔姆遭到流放後，他的夫人寫了一本回憶錄，也記述過類似的故事。
1938年，距離莫斯科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有一個紡織工人的村鎮，夜裡總有流放者的悶罐車經過。有一天，有個女工舉起一塊巧克力，扔進了悶罐車廂的鐵窗里。在當時，對於貧窮工人家庭，巧克力絕對是個稀罕東西。
這塊巧克力她自己捨不得吃，本來是要留給女兒吃的。士兵用槍托驅趕她，但她一整天都感到很滿足，因為她覺得「畢竟做了點什麼」。
曼德施塔姆夫人為此感嘆：「我們的後代中是否有人能夠明白，在1938年那令人窒息的流放車廂里，這塊包裝紙上繪有一幅兒童畫的巧克力，究竟意味著什麼？」
百年時光流轉，赫爾岑筆下獄醫老頭兒的回應，以及曼德施塔姆夫人感嘆，傳遞的卻是同一種愛，同一種美，同一種悲憫——流放改變了人的境遇，但無法改變人的心。
沙皇時代的流放有一整套系統，沿路每隔25-45俄里設一個羈押站。每站都有押解隊，隊裡有一名隊長，憲兵兩三名至40名，他們負責把人數不等的流放犯押解到下一個羈押站。可見，沙皇當年光是搞流放，耗費的人力成本就不小。
赫爾岑名義上是流放犯，但卻是坐馬車的知識分子，一路頗受尊重。有一次在羈押站里，有個路過這裡的老軍官，請他去喝茶。
赫老師好奇地問：「您要上哪兒，押送什麼人？」軍官回道：「別問啦，一問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種事只有上面知道，我們的責任是執行命令，不是負責問話，可是良心上實在不好過。」
原來他負責押送一群猶太兒童，他是在半路捕手的。轉交孩子的上個軍官說，這些兒童已有三分之一死在路上了。老軍官嘆氣說：「看來沒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赫老師震驚地問，是得了流行病嗎？
老軍官說，才不是什麼流行病，他們只是像蒼蠅一般死了。這些小鬼虛弱得像剝了皮的貓，一天走10來個鐘頭爛泥路，吃的又是乾糧，一遇傷風感冒，馬上就倒在地上死了。
兩人說著話，孩子們就集合了。赫爾岑看著這些八九歲至十二三歲的娃娃，排成整齊的隊列，心中駭然陰森。他握住軍官的手，說了一句「要保護他們」，便急忙逃回了馬車——他感覺自己「就快哭出來了」，卻害怕面對這位軍官，以及自己的無能無力。
作為流放地的西伯利亞，當年被稱為「鎖鏈與死亡的家鄉」。後來的學者曾做過統計：僅僅在其中的某一段路程，流放犯有記錄的死亡率就達到12%—15%，兒童的死亡率更高達70%。
這些流放者的悲慘結局，讓一路上的見聞者心生悲憫。流放制度對婦女兒童的戕害，也敲打著執行者的良心。有一個西伯利亞監獄的主管甚至說，我近況良好，收入不菲，「但是如果能夠消滅流放，明天我將會高興的放棄我的一切。它危害西伯利亞，危害人民……」
有一位青年軍官，對赫爾岑講述了自己「被女人嚇退」的經歷。
1831年的某一天，這位軍官接到任務，去逮捕一個潛伏在附近的波蘭起義者的關係人。根據情報，他率隊把房子團團圍住。搜遍所有的房間，空空如也。最後，他一個人走上閣樓，發現一扇從裡面反鎖的小門。一腳踢開門後，看見面前站著一個婦人。那婦人沒有做聲，只是指了指身邊的男人。男人懷裡抱著個一臉驚恐的小姑娘，這是一家三口。
軍官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看出了這點，便問他：「你忍心傷害他們嗎？」軍管表示抱歉，囁嚅著說什麼「責任、無條件服從」之類的廢話，女人始終默不作聲，冷冷地盯著他。最後，軍官問女人：「那我該怎麼辦呢？」女人指著門外，高傲地說：「下去告訴他們，這兒一個人也沒有！」結果，軍官竟然完全照女人吩咐的做了。
這個軍官對赫爾岑感嘆：「真的，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我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真的走下了閣樓……唉，女人！真有這種事情！」
在整個西伯利亞，每個地方都有大量流放者和他們的後代。俄羅斯大地上的悲愴氣息，人民之間的廣博同情，首先是在受難者之間滋養出來的。
在一個叫「彼爾姆」的流放地，赫爾岑認識了一個波蘭流放者。因為次日要離開，他前去告別，想留點什麼作紀念，就從襯衫上拽下一粒袖扣請他收下。
波蘭人握著紐扣說，我要將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帶著它走進墳墓。然後，他又想了想，去箱子裡掏出一條小鐵鏈，拉下幾節送給了赫爾岑。他說：「這個鏈條很寶貴，它與我另一個時期的神聖回憶連接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給您，只能給您其中幾節。」
次日清晨，赫老師臨走時，無意間抬頭望街上，又看見了這個波蘭人。那人奔過來說：「啊，感謝上帝，我已經來回走了四次，就是跟你遠遠告別一下也好，可您總是沒有轉過臉來。」
一剎那間，赫爾岑不禁熱淚盈眶。他後來寫道：「這溫柔的、女性般的關懷，深深打動了我。沒有這奇遇，我對彼爾姆就毫不留戀了。」
赫老師的這套書里，頻頻出現「良心」這個詞——咀嚼良心，大概也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傳統之一。
良心的分量有多重？曼德斯塔姆記述了一個小女孩的回答：「良心？……這是一種讓人不高興的東西。」良心，是一個人內在的是非感。古希臘詩人米德南曾說：良心，是每個凡人的上帝。
多數人在事不關己時，開口閉口都是「良心」，但是換個境遇，也許就很難承受它的分量。作為一位被優待的流放者，赫爾岑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無論條件優渥，還是身處泥濘，他總能點點滴滴記述人們的矛盾與悲憫，也時時處處映照出自己的脆弱與反省——《往事與隨想》的偉大正在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