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2019年12月8日，武漢發現27名不明肺炎患者；截止到2021年1月19日，全世界有9610萬人感染上中共病毒，死亡205萬。在過去的整整一年，幾乎全世界都在努力抗擊中共病毒。在病毒最早爆發的中國，中共病毒之戰不僅更為長久一些，也顯得略微複雜一些：疫情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體制問題。為什麼疫情最早發生地武漢的死亡和封鎖會如此慘烈?為什麼疫情起初會被瞞報？最佳的防疫機會為什麼被錯過？為什麼到了後期，疫情爆發地中國的防疫反而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為什麼世衛組織一年後才能進入中國進行病毒源頭調查？一年之後，CDT編輯再次回顧媒體報導和分析中，這場巨大災難背後的中共體制原因和人禍因素。
一從可控到失控，中共病毒疫情最佳防控時機是如何錯過的？
一年後，回望這場巨大的災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武漢錯失了最佳防疫時機，中國錯失了最佳防疫時機。為什麼會錯過呢？2003年非典之後，中國政府耗資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從地方直通中央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然而，在此次疫情，它幾乎完全失效，為什麼呢？
曾出版專著《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的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在中共病毒疫情剛剛爆發之時，便接受了BBC中文採訪，從組織角度出發，指出中國政府在這場疫情上上的治理模式和特點：
中國政府動員體制是向上負責的，整個官僚體制像是一個高能量的機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啟動，所謂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動就動，叫你不動就不動。有這種剛性和各種各樣的紀律約束，出了問題就會有職業生涯危險，大家非常小心謹慎，特別在重大問題上，不得到上級的具體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斷和行動。事件的演變過程也反映了這種情景。我們看到，在高層發話動員之前，各地各級政府包括武漢的政府部門都是按兵不動的。一旦上面發話了，各地才積極響應，動員起來。這個狀況和這些年的大環境很是吻合。BBC|周雪光專訪：中共病毒疫情暴露「剛性」體制弊端
在周雪光教授看來，這樣的剛性體制會導致三個問題：
第一，自下而上的資訊流通困難；第二，啟動應急對策的時間滯後。這兩者是互相關聯的。資訊流動不暢或高度不確定，就會導致決策過程的拖延不決。第三個問題，是專業人員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角色作用。
因此，即便有著直報系統，即便有著吹哨人，即便有著專業人士的呼籲，這場疫情的最佳時機依然被錯過。
2019年12月8日，武漢發現27名不明肺炎患者；2020年1月1日，武漢市警局官方微博消息，8人散布中共病毒不實消息被依法處理。此後，官方一直封鎖有關武漢有不明肺炎的消息。
1月21日，第一篇指控官員隱瞞疫情的文章在網絡瘋傳《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文章指出：
武漢市和湖北省前一陣子都在忙著開兩個重要的會，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重要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這種想法，從我2002年大學畢業進入武漢的新聞單位就有了，這些年他們也一直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幹的：兩會期間，不允許報導負面的新聞，要給兩會營造和諧的氛圍。
如他們所願，他們舒舒服服開完了會，疫情也一步步擴散開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漢才派了了一個副市長出來介紹疫情。而武漢的第一例病人，出現在2019年12月8日。
此後，武漢肺炎的情況才陸續有媒體報導。1月25日，中國新聞周刊報導《武漢醫生：疫情剛開始「整個不讓說」》：
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回憶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感、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重，「整個就不讓說」。當時，醫生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買口罩、戴口罩」，甚至半開玩笑地囑咐「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買東西，那裡東西不新鮮。」
12月31日，武漢市政府公告稱，共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嚴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
武漢市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還傳喚了8名在網絡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的違法人員，依法進行了處理，並在2020年第一天通過官方微博發布了這條消息。
從1月6日至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沒再就「不明原因肺炎」發布通報。
1月27日，財新採訪武漢市長周先旺《武漢市長承認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周先旺承認：
周先旺：這次我們的疫情其實各方面對我們信息的披露是不滿意的，我們既有披露不及時的一面，也有我們利用很多有效信息來完善我們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這個披露的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所以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強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說是硬了一拍，比如說關閉離漢通道的問題，暫停我們的城市的地鐵、公共交通、輪渡，包括武漢出去的長途公共汽車，這是很果斷的。
1月27日，後來被視為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接受了北京青年報深一度採訪，他在被訓誡11天後便被傳染住進隔離病房，同時，其父母也被感染。當天，這篇報導《北青深一度｜受訓誡的武漢醫生：11天後被病人傳染住進隔離病房》被全網封殺。在訪談中，李文亮出示了自己的訓誡書，並說：
12月31日凌晨1點半接到電話通知，讓我去武漢市衛健委。當時衛健委連夜開會，應該是應對疫情的會議，我們醫院院領導、醫務室主任都參加了。我沒參加會議，讓我在其他房間等著。會議結束，院領導詢問了我一些消息來源之類的問題。凌晨4點多的時候主任開車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醫院監察科，去了兩三次，有時候是監察科同事接待，有時候是紀委書記。反覆問我消息來源，以及有沒有認識到自己造謠的錯誤。後來要求我寫了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說要院內處分，具體一直沒有出來。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電話，讓我簽了一份《訓誡書》。
1月29日，帳戶名「小山狗」發表文章《記錄一下首次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的經歷》，詳細記錄了2019年26、27日發現新冠狀病毒的經過，同時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為什麼我們兩天就已經分析出了這個未知的病毒是一個跟SARS很像的冠狀病毒，並且上報了所有分析結果，官方要到1月7號才發布消息明確肺炎是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
要談對整個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覺就是失望，痛心，還有憤怒。我們都已經發現那麼及時了，為啥現在還是沒能控制住？讓全國進入的疫情大戰？更多的不是科學因素，也不是技術因素，而是決策和媒體。
這篇文章第二天被刪除。
1月30日，公眾號「BIOWORLD」發表文章《 NEJM實錘，12月中旬武漢中共病毒已發生人傳人，是誰隱瞞發現，讓疫情蔓延全國？》：
疾控中心的專家已經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開始人傳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漢官方仍稱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公開宣布了會人傳人。
1月30日，有網友梳理了武漢疫情的時間線（《到底是誰耽誤了武漢？》），最後總結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漢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漢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後7天，武漢一直通報「無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發出，防控全面升級後2天，武漢才開始號召市民戴口罩，武漢相關領導還在參加春節團拜會；
到底是誰耽誤了武漢？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誰為死去的人負責？
1月31日，著名公號「知識分子」發文《「瞞報」還是「保守」？一篇論文引發武漢疫情爭議》，文章分析：
北京時間1月30日凌晨，美國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線了一篇關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病學研究論文，瞬間引發輿論關切。
有批評者認為，論文提到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顯示包括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在內的論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經掌握了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傳人。也有科學家表示，該論文屬於流行病學回顧性研究，數據採集和分析都是滯後的，為何一定要推演到「隱瞞疫情」。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麼？
文章還提到，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微博上就該論文提出的質疑，「新冠狀人傳人的證據被有意地隱瞞了！」
「從這篇論文的數據來看，國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頭幾天就掌握了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那麼從那個時候一直到1月20日這三個星期里，這個消息是在哪個步驟被掩蓋了？是疾控中心的科學家為了發表論文，對數據密（秘）不外宣？是武漢市政府為了某些需要壓制數據的公開？還是什麼別的情況？」
王立銘的這一質疑迅速在網上得到數萬人的轉發和評論，兩個小時後被刪除。
與此同時，政府各個部門也開始了「甩鍋大戰」，《梳理一下這醜陋的甩鍋比賽，比賽到哪回合了？》梳理目前為止武漢市長、疾控中心、國家衛健委之間互相甩鍋，「沒有一個自省反思的，全都是別人的責任，別人有錯。」接下來，這個黑鍋又會甩給誰呢？這篇文章幾乎被秒刪。網絡上，追問責任的文章幾乎是被刪除最快的。
二運動式防疫與時代中的一粒沙
同時，周雪光教授還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另一個特點：一旦上面發話，這個體制動員力量會是驚人的，而且會變成政治任務，不惜代價完成。最終，如同所有過去的悲劇一樣，這將會成為一種「勝利」。
這是一個向上負責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它對於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別在運動式治理的高度動員階段。但它的弱點是不能夠有效地採集和傳遞自下而上的信息。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與傳遞自下而上的信息這兩個方面是矛盾的。在自上而下高度動員的過程中，各級官員的職責就是執行指令，上面讓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如果這些各級官員還要扮演另外一個角色，要反映各地的不同情況，反饋需要因地制宜的情況，這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指令需要調整，需要變通，這就削弱了自上而下動員體制本身的剛性。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上級領導說，這是政治任務，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完成。這種定勢是不鼓勵基層官員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遞的。在這樣的情境下，組織內部的信息傳遞就難免受到阻礙。。BBC|周雪光專訪：中共病毒疫情暴露「剛性」體制弊端
2020年2月18日，公號案例與法理便發出文章，質疑：釋之先生：能以防疫之名亂來就能以任何藉口為所欲為，批評當時防疫過程中出現的四個亂象:
一、不能以防疫之名為所欲為
二、不能以防疫之名胡說八道
三、不能以防疫之名羞辱人性
四、防疫時期社會治理更當守法
雖然，很多防疫措施遭到很多網絡批評，但並沒有讓官方停止，甚至變本加厲。在這場全民動員的運動式防疫過程中，付出最大代價的是那些無名受難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連名字都未能留下。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著殯車悽厲地喊著「媽媽」的人。
那個開著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著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殯葬車的人。
那個隔離在家中被餓死的人。
那個懷有身孕花了20萬最終因無力承擔而被放棄治療的人。
那個怕傳染給家人而給自己挖好墳偷偷上吊的人。
那個無處就醫又怕傳染妻小從橋上一躍而下自我了斷的人。
那個90歲高齡為60多歲兒子排到一張床位而在醫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個在求醫院床位的微博下評論：「我家人剛過世了，空出一個床位，希望能幫到你」的人。
那個先是罵著求助者嚎喪影響心情隨後又只能以同樣方式呼救的人。
那個為求助而現學會用微博發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個被盤查時用圍巾捂住嘴，因買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個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報到的人。
那個把抵工錢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個寫下「安心赴死」「是時候奉獻出自己」的人。
那個寫下「能、明白」並印上紅手印死了兩次的人……
2020年底，中國數字時代將2020年年度人物評給了「時代的一粒沙——中國中共病毒疫情中的無名受難者」：他們或是求助者，以及無法得到救助而死去的人；或是死難者家屬；或是身處第一線的醫護以及工人；或是過度防疫的受害者、疫情次生災害受害者：
【CDT檔案】2020年度人物：「時代的一粒沙」——中國中共病毒疫情中的無名受難者
隨著疫情的持續，這場災難顯然又漸漸變成一場勝利，被消失的不僅是這些不和諧的負能量，更令人觸目驚心地是對新聞報導的管控。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有young周刊》不完全統計，「疫情期間有北青深一度、冰點周刊、財經雜誌、財新網、澎湃新聞、中國新聞網等18家主串流媒體和偶爾治癒等影響較大的自媒體的共計41篇新聞報導（推文）被刪除或屏蔽」。（消失的41篇疫情報導）
消失的新聞報導（推文）中，從最早1月23日界面新聞刊發的《對話wh一線醫護人員：所有隔離病房已飽和，身邊已有同事infected》，到3月10日「人物」公眾號刊發《發sz的人》，再到3月13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刊發的《wh中心醫院醫生：c染b留給大家反應的時間太短了》，它們有的消失得莫名其妙，很快被人遺忘，有的消失後仍儲存在公眾的記憶中。
根據《有Young周刊》的統計，2月4日到2月27日這將近一個月時間內，以及3月2日到3月13日這12天中，幾乎每天都有新聞報導在網際網路上「被抹去」。
從「被消失」報導的情感偏向方面看，由於它們大多涉及zf決策fault、湖北居民的困難處境、疫情的不容樂g等「負m事實」，所以它們大部分是負m的情感偏向。
因此，可想而知，民眾此後也只能聽到好消息了。如時評家長平所說：
正如每一場災難一樣，事情壞到底線，就再也沒有壞消息了，剩下的都是好消息。數以千萬計的國民的死亡，整個社會的崩潰，使得」改革開放」時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人民能經商、能上學、能遷徙……這些在正常國家裡理所當然的權利，在中國都要感謝黨的英明領導。
中共病毒疫情又是一次自我歌頌的機會。在此期間，中共做得最穩健有序、可防可控的事情，不是醫療救治，而是宣傳和維穩。即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病房仍然會響起黨的頌歌。如今出現新增病例減少的跡象，儘管千萬家庭已經陰陽兩隔，死亡人數仍在上升，黨已經急不可耐地開慶功大會了。當然，這篇報導也迅速被404，與它所統計的那41篇報導一樣，只能儲存在公眾的記憶中。（長平觀察：只有好消息給你聽了）
三那些說真話的人vs他們依然在說謊
如哈維爾所指出的，極權政府使用謊言和恐懼進行統治；而作為無權者的民眾唯一的權力便是說真話，說真話也是對抗極權最好武器。
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間，中共體制的謊言機制再一次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中國民眾的對抗和勇氣也在這次疫情中得到彰顯。
據統計，2020年文字獄事件共有771起，因中共病毒言論而獲罪事件截止到10月份有582起。從封鎖消息、到大規模封號刪帖、到中宣部派出300個記者到武漢、到各種穿幫的官媒報導、到利用女性身體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到急不可耐高聲唱讚歌歌頌戰疫的偉大勝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劇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試圖抹殺掩蓋著一切真相。如索忍尼辛所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隱瞞武漢疫情的真實情況，但依然有公民去現場做報導或是為保存記錄對抗審查做努力，陳秋實、張展、方斌、李澤華等幾位公民記者或是失蹤或是判刑，瑞點星志願者蔡偉、陳玫和小唐被拘押。
然而，無權者中國民眾依然無畏地使用起自己唯一的武器：講真話，求真相。
2月4日，許章潤教授《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在網絡熱傳，許教授在文中憤怒譴責。不久，因批評防疫，許章潤教授被軟禁。（批評官方應對疫情不利清華許章潤遭軟禁）
7月6日上午被十多名警方從北京的住所逮捕。7月12日，許章潤獲釋回家。7月13日，媒體報導清華大學對許章潤革除教職、開除公職。9月10日，企業家耿瀟男和她的丈夫，因涉嫌「非法經營」，而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10月14日被檢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據介紹，原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被四川警方帶走時，耿瀟男曾為他奔走呼號。耿瀟男的多名好友懷疑，她被警方帶走與早前公開為包括許章潤在內的多名公共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發聲有關。
2月7日凌晨，李文亮醫生因新冠狀病毒肺炎去世。作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醫生的突然去世，在民眾激起激烈的反響，自發組織各種活動來紀念李文亮醫生，同時也表達對當局的不滿，提出政治訴求，發起了一場講真話運動。
3月5日，中國國家副總理孫春蘭來到武漢青山區開元公館視察疫情防控，一個女人在樓上高喊：「假的，這全部都是假的。」「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在小區中，喊聲此起彼伏。（副總理視察小區武漢市民高喊：全部都是假的）
那個吶喊的女人以為，高層不知道底層作假。這是她的單純。高層不造假嗎？回想以前人民鈤包的畝產十萬斤報導吧，以及目前依然在進行的疫情掩蓋。高層怎能不知!但客觀上她拆穿了高低層互相配合的演戲，使高層低層官員們知道，我們國民知道你們在演戲，這很虛假，你們很可笑。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全部都是假的！」那個女人喊穿了假戲）
3月10日，《人物》發表三月封面人物《發哨子的人》，文章採訪了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該報導引起轟動，艾芬的話：「老子到處說」，即可成為流行語，同時艾芬和哨子也成為了敏感詞。但文章也因此立即遭到封殺，當天上午11:40左右便消失，在這篇報導被和諧之後，網民便開始用各種方式不斷發送這篇報導，有修改敏感詞發送的，有用截圖發送的，還有用語音發送的，當天便出現十幾個版本。然而這些也隨即被封殺。這似乎更是激怒了網民，網民開始創造性地發送這篇文章：各種外文、盲文、密碼、火星文等等。在原文被刪的24小時後，網絡上出現了更多的版本，也有網友不斷收集整理，CDT編輯特別將網絡上流傳的《發哨子的人》的版本匯總於此：
CDS檔案|一場彰顯網民不服從的大型集體行為藝術：發口哨的人版本大全
3月，任志強在文章《任志強：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中，批評了中共專制體制對疫情防治工作的破壞作用，並稱習近平「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7月23日，任志強被「開除黨籍」，其中一項原由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29月22日，任志強因多項罪名被重判18年，其中不涉及任何「政治罪名」。任志強當庭表示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2020年1月23日武漢啟動封城，4月8日解封。武漢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間，共寫了60篇日記。讀方方日記成為很多人的必修課，但幾乎每篇出來便被立即刪除。CDT特別將方方日記匯總保存：
方方日記總匯
《方方日記》不斷引起讀者的共鳴，也引起全國性的爭議。網絡上對方方進行了更猛烈的惡毒的人身攻擊、批判，甚至連方方的支持者都遭到攻擊。湖北大學梁艷萍教授因公開支持方方，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記過、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停止教學工作的處分。海南大學退休教授王小妮也因支持方方受到學校調查。方方也得到了許多作家、學者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在社交媒體上捲入這次爭論的知名人士有郝海東、葉大鷹、張雪忠、羅新等。
6月初，社交網絡廣泛流傳著一個長達20分鐘的音頻，這是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私下的一次討論會上發表的講話。蔡霞在講話中不斷詰問，為什麼中共體制走到今天這種地步？為什麼習近平這樣一個人「坐到大位上去？」蔡霞由此判斷這個體制本身已經是沒有出路了，「改是沒有用了。這個體制從根本上講就必須要拋棄它」。8月17日，中央黨校網站發布通告，因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退休教師蔡霞「發表有嚴重政治問題和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性質極其惡劣、情節極其嚴重…..中央黨校決定開除蔡霞的中國共產黨黨籍，取消其享受的相關退休待遇。」蔡霞表示：「我很高興與這個黑幫一樣的政黨徹底脫鉤了」。9月10日，被迫滯留在美國的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發現，她在中國的銀行帳號被關閉，中共不只取消她的養老金，連存款都取不出，「人們永遠想不到邪惡的習共有多邪惡」。
四中共體制：全人類的威脅
2020年10月23日，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通過視頻連線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用中文發表了題為《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演講。他提醒民主國家說，中共的統戰活動在全球各地悄悄展開，正在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西方人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專制政權對自由社會的干預，不僅沒有江河日下，反而甚囂塵上。」（【CDTV】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中文演講《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在《長平：中共的升級版「一九八四」宏圖》中，時評家長平指出了中共的雄心：向全世界輸出極權。八月，中共的這種雄心顯然在全方位的彰顯：在國內，微博、微信、微信公眾號、抖音等社交媒體再次遭到「嚴打」，各種審查一而再再而三的「清洗」各個領域的不同的聲音；隨著疫情而出現的健康碼成了堂而皇之的監控利器；「光碟行動」以及可能到來的數字貨幣和電子糧票讓人膽戰心驚。在香港，國安法的實行讓中共對香港自由人士的逮捕肆無忌憚。在新疆，一刀切的全封閉的管理讓民眾苦不堪言，連基本醫療救治都無法保障。在內蒙古，政府強行以「第二類雙語教育」的名義在內蒙古所有學校用漢語取代蒙語進行教學。在國際上，經過多年的韜光養晦，中共通過經濟、商業、文化、學術等活動輸出的價值觀已經成為自由世界的威脅……雖是酷暑，但中共的升級版的宏圖「一九八四」讓人不寒而慄的，亦如陳光誠在共和黨全代會演講中所說：「中共是全人類的威脅。」（希望之聲｜陳光誠在共和黨全代會上的發言（完整版））
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的爆發與發展，可以看做是中共邪惡體制是全人類威脅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其中，被中共左右的世衛組織中共病毒起源調查，更是展示其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