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過一位很有名的巨商，憑著跟地方高官的密切關係，以經營民間金融業起家，迅速建立了一個覆蓋金融、生絲貿易、生藥業等行業的商業王國；又從金融業的崩塌而急劇破產，幾乎一夜之間家財散盡，還差點被抓起來治罪。——這位巨商叫胡光鏞，他的另一個名字對今人來說可謂如雷貫耳：胡雪岩。
光緒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開設的錢莊、票號已全部倒閉，為清償欠帳賣光了家產，但戶部尚書（相當於財政部長）閻敬銘還是奏請朝廷：「一面速將已革道員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擬治罪，一面將胡光墉家屬押追著落，掃數完繳」。閻敬銘要治胡雪岩之罪，不是因為他認為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集資詐騙」，而是因為胡氏涉嫌侵占、貪污公款——早年胡曾出面幫左宗棠向銀行借款，由此產生了一筆約「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兩銀」的公關費，這筆開支早已向戶部報銷，但估計有一部分資金其實流入了胡雪岩私囊，現在閻敬銘要「掃數完繳」這筆舊帳。
也就是說，如果胡雪岩沒有侵占公款的行為，他不會因為經營吸儲、放貸業務而被問罪。在胡雪岩將他的「阜康」字號錢莊、票號設遍大江南北的那個時代，並不存在什麼「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之類的「罪名」。那時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經營錢莊票號，是相當自由的，甚至一度連向政府備案都不需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清政府對民間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態度。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頒發《銀行通行則例》對金融業進行管理時，產生於明代嘉靖年間的錢莊已經存在了三百多年，作為放貸機構的印局與帳局也有了一二百年的歷史，山西商人創辦的票號也已領了近百年風騷。
在這麼長的「政府監管空白期」（其間朝廷也出台過一些簡單章程，如規定倒閉的錢莊若能清償欠數，「照例免罪」，但總體上政府對民間金融極少干涉，悉聽其便），社會的金融秩序並沒有出現嚴重的混亂，反倒是，當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由於戰亂等原因關門不營業了，整個市場秩序才發生了混亂。當時的官員也明白民間金融的重要性。咸豐年間，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躍，所謂「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販發放短期、高息貸款的錢鋪，多由晉商投資、經營。這種情況引起了內閣大學士祁雋藻的注意，他向皇帝報告說，「竊聞京城內外，現有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戶及軍民等，俱向其借用錢文。」對此，祁大學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師地方，五方雜處，商賈雲集，各鋪戶籍資餘利，買賣可以流通，軍民偶有匱乏日用以資接濟，是全賴印局的周轉，實為不可少之事。」顯然，祁雋藻不但沒有藐視或敵視民間金融業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間金融業在滿足商民需求上的積極作用。
即使到了光緒十年，由於胡雪岩的阜康字號倒閉，發生了「倒欠公私款項極多」的問題，朝廷下令整頓京城票號業，但也只是要求票號今後必須「申請承領部帖，方准匯兌紳民私款」，「如無部帖私自開設，即照私自開設錢鋪論罪」。「部帖」相當於牌照。換成現在的說法，清政府準備實行票號備案制，並不是要取締民間金融業。
寬鬆的金融經營空間，曾經造就山西票號一百多年的輝煌。胡雪岩從一名錢莊伙記，到通過開辦票號而發跡，首先也應歸功於當時的金融自由。然而，我們馬上將發現，清代的民間金融雖有自由，雖無法律管制，卻擺脫不了對權力的依賴，因為那是一個權力獨大的時代。胡雪岩的阜康字號之所以發展迅猛，是因為他先後得到兩位封疆大吏（王有齡與左宗棠）的庇護與眷顧，壟斷了浙江的軍餉匯兌。山西票號的業務，也是「向以政府軍餉、丁銀或官僚等私財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棄擯斥，不事接洽」。由於嚴重依賴於權力網絡，山西票號「對於應酬官場極為注意」，「北京經理常出入於王公大臣之門，省會經理亦往來於督撫藩臬之署，招攬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號的這一發展模式，實際上就是將自己的命運與權力捆綁在一起，當權力能夠提供照顧時，票號當然抓到了優質的客戶與資金，而當權力發生更替時，票號也就難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號由盛轉衰，大面積倒閉，原因很複雜，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即是票號的「權力依賴」。民國學者陳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號為什麼沒落時，特別提到，「太平的時候，因為（票號）借重官場的勢力，可以追索債務。一遭變亂（辛亥革命，城頭易幟），官場失勢，欠款不易收回，因為無抵押，連局部的取償，也不可得。」
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權力捆綁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業王國一夜崩塌的隱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錢莊、票號的倒閉是由於發生了擠兌潮，不過按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岩》與曾仕強《胡雪岩的啟示》的說法，這背後隱藏著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原來，李鴻章係為削弱左宗棠系的勢力，決定搞倒作為左宗棠「後勤部長」的胡雪岩，阜康字號之所以出現擠兌，據說是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趁胡雪岩調度錢莊資金還貸之際，放出風聲說胡雪岩做生意蝕了老本，阜康錢莊快倒閉了，從而引發了擠兌潮。
支持這種「小說家言」的史料並不足夠，但「權力鬥爭說」很符合一個權力獨大的社會的運行邏輯——權力，既可以將胡雪岩從一個錢莊伙記扶植成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將胡雪岩從高高的雲端一把拖下來。光緒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護傘左宗棠去世了，這才有了閻敬銘奏請朝廷捉拿胡氏問罪之舉。等到拿人、抄家的諭旨下發到杭州時，胡雪岩已在窮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個權力獨大的社會，即使存在著某種經濟自由，也談不上是足夠好的社會。而一個社會如果不但權力獨大，而且連經營金融的自由也沒有，那就更談不上是好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