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80年代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先生
1989年「六四事件」32周年到來，過去30年，只有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境內可以公開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的地方。香港警方去年以擔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為由，援引用於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會緊急法令，對悼念「六四」罹難者的維園燭光晚會發出禁令。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在不經香港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內容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今年香港支聯會繼續申請「六四」維園燭光晚會，香港康文署回應，因應疫情，已暫停有關申請。至此，萬人同舉燭光紀念「六四」死難者的壯觀場景，或許從此走入歷史。
因「六四事件」出走美國的前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已於2016年6月29日在美國洛杉磯辭世，享壽101歲。
也許大家奇怪為何我作為一名新聞記者，許家屯卻不迴避我？說來話長，我們算是老朋友了。他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書中，唯一提到兩名香港記者（見第十四章「敏感的城市」），其中一個是我本人，另一位是時任明報記者的林翠芬。香港記者鍥而不捨的精神，給他留下很深印象。
香港基本法開始草擬時，許家屯發現很多香港記者從早到晚站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場外等候採訪，他認為「這種拼搏精神，或許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的《快報》女記者曾慧燕才華出眾，父親被定為『右派』，她自幼過著受社會歧視的日子，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後她來到香港，自學成才，當了記者，還出版了幾本書。我閱讀了她寫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難得的是，未因父親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絲毫有失愛國之情。」
我在香港期間，許家屯曾數次私人宴請我共進晚餐，我曾要求採訪他，希望問一些他個人問題。他考慮「在香港已成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風波』後，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慎開金口』；我也不想宣傳自己，自覺乏善可陳；黨也反對宣傳個人。因此，以不方便為辭，婉謝她的好意。可是，她仍問：『將來方便了怎樣？』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緊不放：『假如你將來接受記者採訪，第一個應該接受我的專訪。』我只好答應。」
許家屯提到，「九零年我來美國後，她托陸鏗帶信，要我履行諾言，我又以『四不』相辭（不申請政治庇護，不泄露國家機密，不公開發表談話，不接觸民運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憶錄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聯合報》的專訪，失信於故人，真不知未來如何補償。」
1983年11月14月，他在給香港《鏡報》創辦人徐四民先生的親筆信中，更提到「曾慧燕的文章情文並茂，是可造之材」之語。
「六四事件」後，許家屯於1990年4月30日登上飛往洛杉磯的飛機，後來接受香港聯合報獨家專訪。他來紐約時，為「失信於故人」，當面向我道歉，我說聯合報付您這麼高的稿費（35萬美元），當然可以理解。
許家屯利用這筆豐厚稿酬，加上與他一起生活的Helen買掉香港房子的錢，1994年在洛杉磯奇諾崗（Chino Hills）一個高爾夫球場附近，聯名買了屬於兩人的住宅，Helen曾提過，這樣至少晚年有個自己的窩，不致寄人籬下。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甲裹屍還！」蓋棺定論，許家屯在擁有權力的時候，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贏得人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