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革命暴風雨的開始
陳先生，不，從現在起，我要稱他為「陳同志」了。他介紹給我兩個同志，一個叫呂金，另一個叫楊瑞華，據說他們都是比我較早的老同志，要我應該多向他們學習。我們三個人就編為一個小組。
他也不再提起我讀書的事了，章也沒有提過。陳同志卻有一天對我說：「團里就要決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麼？」我接上去說：「你不是說過解決我的讀書問題嗎？」
「啊，讀書？一個同志，工作或者讀書不都是一樣子」他含混的說得滿不在乎的樣子。
結果，我卻終於獲得一個「讀書」的機會，在黨的意思，讀書，這就是黨派給你的一個「工作崗位」。或者，不如說是這不過給你掛一個名義罷了。陳同志有次就這麼說：「學校算什麼，那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真正的知識，是必須從鬥爭中去學習的。」
但是，由於我的知識欲，和我過去學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夠有機會進學校，對於我總是一個莫大的誘惑。
其實，那時派我去讀書的一間學校，是一個野雞到極點的「學店」，學校的名稱是「私立上海圖書館專科學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門薛家弄。沒有經過考試，我就踏進了校門。
開始一兩個月，我在學校的成績優越，受到黨的鄙視，陳同志譏諷我說：「你快成一個蛀書蟲了。」然後他指示我應該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研究「革命理論」，他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沈志遠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你都應該仔細閱讀。另外，你應該留心同學中閱讀《大眾生活》和《讀書生活》等進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後，他突然緊張的來通知我，布哈林的書不能讀了，問他什麼原因，他僅聽說「布哈林是右派」，其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有一天，我一出校門就碰見楊瑞華同志。
「到哪兒去，我正要找你。」他劈頭就說。
「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呂金被捕了，陳同志要你趕快離開這兒。」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書籍和信件，立刻眼我走。」
一個學期沒有終了，我的學校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這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已經隨著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改編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由北大學生李昌領導，主要在華北一帶活動。在蘇區的青年團，則改為「青年救國會」，由馮文彬領導。全國性的青年運動，依然由過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任弼時指揮。以後，我們參加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國聯合會」中去。當時我的任務是由組織派到「職救」（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和一個叫何懼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懼是一個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小伙子，年紀比我大七八歲，整天愛談女人，上海的麼二、長三堂子，他頭頭是道、了如指掌，可以如數家珍一樣的背出來；我們除了為「職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餘的時間很多，我就隨他東西亂竄，追逐女人，胡調一陣。他頗有神通，常常到處去抓一筆錢來。我有次譏笑他說：「像你這樣真是最幸福不過的了，讀左傾書籍，幹革命職業，過右傾生活，既進步，又浪漫，又舒服。」他聽了也哈哈大笑。
時局一天天緊張，中國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情緒一天天高漲，正當這個時候，華北又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六月間簽訂了「何梅協定」，十一月間相繼出現了「冀東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北平青年學生在愛國的熱情下，爆發了「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旬日之間，像野火燎原似的，震動全國，這個愛國運動完全是學生自發的，純潔可敬的，共產黨人後來混在學生隊伍里利用學生的反日情緒，逐步轉變成一個反政府的運動。黨不斷向學生宣傳，政府是一個賣國的親日派的政府，把學生的情緒從仇恨日本人轉變成仇恨政府。黨的指示要把學生的愛國運動「提高一步」，聽謂「提高一步」就是變質，他們開始以「抗日」的外衣，偽裝同情學生，後來再製造一些「事件」，把學生逼得和他們走在一道。這時他們把學生的組織也逐漸軍事化，秘密設立了總指揮部和組織了糾察隊，用特務學生來監視和強制別的同學的行動。
北平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上海，我們頓時忙碌起來，我被組織上派充臨時的「交通」，和幾個復旦的同學取得聯繫，但是嚴禁我參加學生的任何公開活動。一般的學生一聽到「抗日救國」和遊行罷課都很起勁，事實上幕後玩的什麼把戲，他們完全被蒙在鼓裡。只有政府當局看到我們那種遊行示威計劃的周密，指揮的靈活，沿途的交通網，游擊式的分散和集合，心裡是有幾分數的。
黨認為利用學生運動可以製造一個革命高潮，我們不僅利用學生愛國運動，甚至在一個學校中發生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如學生對某個教職員不滿，某個學生受到學校當局的處分，伙食有時不潔等等問題，轉瞬之間都會被利用，竭力把它擴大成一個政治事件。
正當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洶湧澎湃，紅軍的主力，到達了荒涼貧瘠的陝北。這時，國民黨軍隊正步步進逼，包圍圈愈縮愈小，在千鈞一髮之際，天外又飛來一顆救星，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的策動下，發動了「西安事變」，全國的騷動又開始了。
共產黨徒們，一切左傾份子們，都陷入歇斯得里亞的興奮與瘋狂。
「蔣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潰了，革命的全面勝利就要到來了。」他們都這樣異口同聲的說。
他們這時已經一個個以主宰者的姿態出現，如果這時誰對「西安事變」作一點比較冷靜客觀的分析，一定會立刻被目為「反動派」。
我的上級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的住址，我們的見面都是約好我在一個電車站或者橋頭或者公園等待他，有時他臨時闖到我的住處來找我。
「奇怪，奇怪，已經到手的一塊肉了，怎麼不宰了他，蔣介石又放了。」上級這天很頹喪的告訴我說。他覺得他個人的自尊心也頗受傷害，因為他對於政治的判斷，一向是自認為根據黨的路線的，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們自我解嘲，說這是張、楊的不可靠。幾天以後，我們又為此特地舉行了小組會，他又奉命向我解釋：釋放蔣介石是黨堅決主張的，黨一向反對這種劫持和軍事叛變，這種軍事叛變是機會主義，現在，「蔣介石已經向我們投降了。」
他是一個善辯的演說家，聰明的煽動者，他把自己過去的錯誤估計與黨的政策作了自圓其說的解釋，委婉動聽，滿座的懷疑者都啞口無言，鴉雀無聲，我不知他們是否聽懂了？還是認為，聽取過上級的報告以後，我們的義務就算完了。
不過，我的上級對於黨的政策把握不定，這裡我也要為他提出解釋的是，在當時黨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一方面給我們的指示是：「不但絲毫不能減輕對國民黨統治的進攻，而且正相反，必須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國民黨的統治」。黨的中央又說，在國民黨區域的一切擾亂，如罷工、罷課、暴動，任何破壞國民黨政權的行動，「都是屬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大意如此）這樣，一個執行政策的幹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發生張惶失措步調紊亂的現象？
深冬了，馬路上穿梭一樣的人群，有些人提著年貨，擁擠在火車站，或碼頭上，準備回家過年去。也有些人面帶愁容，緊張的在奔波。我這個流浪者和亡命者，這天晚上，也靜靜的站在黃浦灘頭，少頃又徘徊在十字街口來回閒蕩，想起我失去的爸媽，想起聽說已經出了嫁的姐姐，我的溫情主義發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幾滴眼淚，又趕快把它收斂了。
家，對於我沒有一點造化。我現在是屬於革命，屬於黨的兒女。黨，不就是我們的大家庭嗎？歸來時，我一路這樣想，安慰我自己。
農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級又召我去談話。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組織上決定派你到鎮江去，這是你的旅費和介紹信，這封介紹信是解決你的職業的；組織關係，你到後自會有別的同志來找你。」
原來那是一間鎮江的新辦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級有辦法，一個異地新辦的圖書館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學過幾天圖書館學的，也居然找到線索和介紹信，而且說是我一到馬上就可以上任。以後我就藉著這個圖書館的身份，在鎮江展開工作了。
其實，那時我的組織關係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來是團員，但團已停止活動了，說是改為「民族解放先鋒隊」，但我做的是救國會的工作，直接領導我的卻又是黨的幹部。我到鎮江的第三天，組織上派的姚鋒同志來找我，他給我交代了兩位同志聯繫，當天就回了上海。
鎮江的兩個新同志，一個叫李天民，是江蘇省政府的一個小公務員，後來和我接觸的機會較少。另一個叫湯小南，是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一個教員。他是一個冒險主義者，同時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也常愛如此責備別人。他常常帶許多不相識的青年借我的圖書館開會，我稍加阻止，他就罵我是膽小的機會主義者。後來終於闖出亂子，被捕後立刻獻出名單，被牽連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這次事件中被捕。我聽說那個姓湯的在獄中大發神經，爹呀娘呀亂叫一通，把一切責任完全推在別人身上。我極度憎惡和鄙視他。豈知一年後，我們又在延安碰面，他早已先我而到，態度傲慢，而且懷疑這個，密告那個，我看了簡直啼笑皆非。
鎮江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是由當時的江蘇省主席陳果夫積極支持的，所以當「政治警察隊」逮捕我的時候，他們是不願聲張的。這一天，一個便衣警探持來一張湯小南的字條，約我到他家裡談談，我當時還不知道湯已被捕，隨來人走出門後，另一個守在門外的警探就惡狠狠的緊貼在我身邊，他們一左一右，就把我挾持到隊部去。
「政治警察隊」是一座中國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占面積不大，進門的右側就是一個小辦公室，我在這裡受到初步的審訊，然後被安置在一個臨時拘留所中，我們這一間裡面大約有二十七八個未決犯人，新犯人進門以後，照例被劃出一塊勉強可睡下的地方，但是夜間依然糾紛迭起，有時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蟲白天都大搖大擺的在我們面前爬過，午夜的時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總要有幾十條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覺滿意。沒有帶行李來的犯人，就鑽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緊緊裹住，不多幾日，我們的衣服也全都變成灰黑色了。每天有兩餐飯，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兩小片豬肉，送飯進來的時候，一併提來一桶開水，有些人在自己飲過後，就把碗浸在裡面洗一洗，後來的就只好吃他們的洗碗水了。這種生活我們當時以為很苦，並且還要對統治者的苛待囚徒，表示憤恨；但是比起後來住過的中共監獄，已經是天堂了。
我們在組織中間，平時早受過「應付被捕」的指示，也看過這樣的小冊子。比如關於供詞一項，組織上就告訴我們，作供的時候，在關鍵的問題上絕對矢口否認，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則不妨裝作坦白。凡是必須要牽涉到的人，根本說不認識他，在無法否認的時候，就儘量對這個人加以誹謗和攻擊，說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覆對這個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別人牽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認了。
我前後一共被審訊過七次，他們拿出各種刑具恐嚇我，那個審訊者是個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滿臉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內團團轉，急得筋骨都快爆出來。
「媽的——」連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頰上，我用兩手保護我的頭部，繼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上，重重的踢了我兩腳，我的傷疤直到一個月後才好。
我在獄中，時時感到我是光榮的，一個革命者能進一次監獄，不是很光榮嗎？啊，我不是從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榮紀錄嗎？我想起那些聽說過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對這骯髒的環境也並不討厭，捉臭蟲則當作一件樂事，十分有趣。我堅強地，忘記了什麼叫害怕，黨不是常常教育我「監獄是革命的學校，這是一種革命的考驗」嗎？
不過，當時我也有一種迷惑，「西安事變」後，不是說已經「國共合作」嗎？不是說過蔣介石已經向我們「投降」嗎？怎麼我們還遭到逮捕呢？
半個月後，我被移到另一間獄室，比過去的「臨時拘留所」整潔得多，每人還有一個床位，另外有滿架的書如「唯生論」之類隨我們自由閱讀，這一優待後來知道是由於「政治警察隊」經過多次審訊後，得不到供詞。我們那個圖書館的館長陳復生，這時就出面說情了，說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思想左煩的青年，「幼稚得很，看來不會是共產黨」。這也就是他們最後對我的結論。
我在獄中又奉命寫了一篇自傳，接著他們又寫了十六個思想問題，要我提出書面答覆，把我的答覆收了又改，然後再叫我抄上去，看來他們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為了表示寬大，已經決定對你們不再追究，你們這些受共產黨欺騙的青年，你們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頭準備呀，以後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領導下……。」那個年輕的政治人員，對我作了一次最後的訓導，然後他告訴我說：「現在，你可以取保釋放了。」
同監的其它難友，都對我表示羨慕，人家都在為我高興，也有人以懷疑的眼色看著我。
我走出「政治警察隊」，覺得陽光那麼可愛，空氣那麼新鮮，兩隻腳像登雲駕霧似的輕鬆，飄飄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紅紅綠綠的標語，才知道這天正是中國的「禁菸節」——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獄裡住了一個月零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