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洪災過後，習近平喊話要防止「大災之後有大疫」，其實水污染早已埋下病灶。（路透社）
洪災重創河南，大疫跟著大水來，成了口耳相傳的警語。其實，水污染與中國癌症高發率和高死亡率脫不了關係，沒抓出水污染的病灶，大疫終究難以根除。
暴雨水澇肆虐鄭州之際，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喊話要防止「因災返貧」和「大災之後有大疫」，當下農村人民挨了一記悶棍，回頭看今年3月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強調的「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習近平才剛說農村貧困人口的飲用水安全有了保障，4月中央電視台就播放陝西洛南地區農村飲用水很有問題。」旅居德國的水利工程博士王維洛注意到這一則意外打臉的新聞，「農民家裡裝的水龍頭是假的，他們要跑大概一個半小時去拉水，每一立方米的水要50、60塊錢，取水點的水質很差，他們就在抽水的水管裝點紗布，就算過濾了。」
洛南農民心知肚明，習近平沒說的是，農村飲用水不是「脫貧」，而是被「脫鉤」。
誰為農村水動手腳？
農村飲用水不斷「被降級」，水質安全堪慮。（路透社）
「中共政府開始注意到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最早是20世紀80年代初，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第一部關於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從1983年到2020年，國家報告裡面所解決的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累計人數是7.6億。」王維洛拆穿亮眼數字的假象，「背後藏的是用所謂的標準、科學，來欺騙大家。」
王維洛指出，1984年農村已經有飲用水標準，雖然標準比城市要差，當時城市的飲用水指標有35項，農村是20項，到了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城市增加至106項指標，農村沒有相應的增加，從20項減少為14項，2018年中國又批准新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其中水質指標只剩下2項，第一個是用眼睛看水沒有雜質，第二聞起來沒有特殊味道，這就是中國農村水質標準的現狀。
「1969年我到黑龍江、北大荒去插隊，村子靠的是井水，沒有雜質、特殊味道，那個時候就已經達到標準了。」王維洛說，農村飲水標準成了「障眼法」，「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習近平提出的脫貧任務就完成了。」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歐陽新宜認為，農村的水質劣於城市的水質，大概是世界普遍的現象，不過喝了水要不生病，那才是世界普遍的標準，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測量飲用水的標準，有大腸桿菌、總落菌數、臭度、濁度、色度，以及砷、鉛、鎘、鎳、汞各種影響健康物質等等，大陸的幅員廣大，地質不同，土壤的污染程度不同，要保持全國一致的飲用水等級，可能不容易，但是水管是可以改善的，從遠端拉好的水到偏鄉，也是世界普遍的標準。
中國的農村和城市被分割成二元社會，「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讓部分的來人先富起來」這個說法，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誤區，總認為先富起來的人，特別是城市裡的人，就可以享有生活上的特權，就可以凌駕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農村的人。「歐陽新宜犀利指出，「譬如說教育、醫療，別的國家都說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大陸在教育、醫療和喝水上面，卻都還有先富、後富的差別，這是很不對的。」
農村飲用水不斷「被降級」，也折射出污染問題愈來愈嚴重。王維洛表示，80年代以前，中國的工業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因為農村沒有工業，後來到了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成了世界加工廠，這些污染工業從城裡大量向農村搬遷，譬如說中央電視台、燕郊的住房區原先都是北京的化工廠所在地，現在化工廠都分散到農村去了，由原來的「點污染」變成大量的「面污染」。
水污染和癌症劃上等號
隨著工業污染大量流入農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風險大增。（路透社）
拿浙江紹興來說，紹興是作家魯迅筆下村民在河邊淘米、剝豆子的悠然水鄉，「現在紹興地區集中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紡織印染產業，所有的河流都被印染的化學物質污染了，那真的是一片黑河。」王維洛嘆了口氣，「錢塘江水域被污染了，所以杭州自來水裡面的全氟物質是超標的，農村地區生病的、特別是得癌症的人也特別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全球癌症數據，2020年全球新發癌症病例為1929萬人、癌症死亡病例為996萬人，其中中國新發癌症為457萬人、癌症死亡人數為300萬人。「今年元月《人民日報》報導中國癌症發病率世界第一、死亡率世界第一，當中列出十個原因，其中環境污染是第一個原因，最重要的有水污染、空氣污染和土壤污染。」王維洛說，「這應該說是中共官方媒體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來承認癌症高發、癌症死亡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係。」
歐陽新宜表示，如果拿大陸人的健康跟同文、同種、同文化的台灣人做比較，就可以看出像水這種「軟建設」對國民健康的影響了，2020年台灣人的平均總體預期壽命是80.96歲，而大陸整體是76.1歲，再以省市來看，北京市是82.2歲，比台北市的83.9歲，低了1.7歲，上海市是全大陸最高的，達到83.63歲，這跟台北、日本差不多，而以淮河流域的合肥市為例，只有76.56歲，那就跟墨西哥差不多了。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的大本營，水污染吞噬沿岸居民的健康。王維洛說，前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楊功煥在2013年完成一個科學報告，她用數據來說明淮河流域裡面8個縣的癌症村和水污染在物質、空間和時間上有直接的關係，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用官方發表的論文，證實了水污染和居民罹癌之間直接的關聯性，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科學家也只敢提供宏觀層面的研究，不敢深入具體的案例，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水質的好壞和健康的關係是毋庸置疑的，WHO制定測量飲用水標準的指標包括細菌數、化學物質、味道、酸鹼值等，任何一項違規，都會影響人體健康，甚至致死。」歐陽新宜說，「當年台灣嘉義、台南發生的烏腳病就是飲水中含砷造成的問題，至於淮河流域的癌症是不是某一種水污染或微金屬造成的，學界可以進一步考察研究。」
王維洛的中國朋友圈不斷傳出罹癌的噩耗，「從2019年開始，我老是收到不好的消息，當初下鄉到北大荒時關係密切的9位杭州知青，其中4位得了癌症，在富錦插隊時的3個朋友，有2人因癌症去世。」他露出不舍的口吻，「農村的醫療保險條件比城市差很多，農村只是大保、沒有小保，哪怕是習近平說脫貧了，只要有一個人得癌症，連帶所有的親屬都會重新進入貧困。」
農村飲用水始終是中國難解的習題。王維洛指出，中國水污染的最大禍端是工業，因為污染強度很大，而且釋放大量的致癌物質，礦產資源開採和農藥化肥也嚴重污染土地和水體，生活垃圾也是污染源之一，中國河流、地表水裡面的抗生素、避孕藥含量超高；此外，中國河流的自淨能力還受到嚴重破壞，而水電站交換的、犧牲的就是河流自身淨化污染的功能。
不意外，瓶裝水企業順勢搭上造富列車，2020年9月農夫山泉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你能夠想像嗎？中國現在最富的不是阿里巴巴的馬雲、不是騰訊的馬化騰，而是賣農夫山泉瓶裝水的商人鍾睒睒。」王維洛說，「中國能夠把瓶裝水做到這個規模，你看飲用水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使不上力的水治理行動
專家認為，中國的環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眾參與和監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事實上，中國早在1984年就通過了《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治理卻是愈治越嚴重。歐陽新宜分析，這裡面存在科學認知和明知故犯兩個問題，大陸常有「有法不依」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治文化，官員只做看得見的建設，只做有業績、會被獎賞的事情，而那些看不見的「城市良心工程」就沒人關心了，這牽涉到大陸的行政體系和監督機制，另外還有法律會不會保護人民來對抗政府？還是會跟過去一樣，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甚至以黨領法，也就是法律的判決結果也是黨說了算，如果水質量出了問題，人民健康出了問題，到底是誰要負責？這些就是大陸政治改革的議題了。
王維洛指出，中國的環境立法起步並不晚，甚至早於德國，不過《水十條》、《空氣十條》都是大話的多、空話的多，因為環境保護是一個民眾運動、草根運動，要依靠民眾的參與和監督才能完成，而中國的環境法在不斷的修正過程中，把民眾的參與和監督排除在外，民眾沒有權利告、環保組織不敢告，所以現在中國的環境立法等於是空立。
中國生態環境部今年將展開新一輪的水污染治理行動，印發實施《十四五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歐陽新宜認為，如果大陸的水治理不改變「治標不治本」的態度，那麼無論過去的《水十條》或《十四五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或者未來出台的其他方案，就會跟「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以後可能還會「返貧」一樣，那些已完成治理的2313條黑臭水體河流，還有可能「返黑」或者「返臭」。
歐陽新宜提醒，大陸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有所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摩擦的問題」，那個摩擦花了將近20年，在大陸加入WTO之後才逐漸消除，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的19%，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產生了一個新的運行機制的摩擦，那就是「看得見的工程和看不見的過程的摩擦」，譬如軍事武器、太空探險、5G區塊鏈、人工智慧大數據等都很先進，不過，這些硬體發展的過程、人員的素質，還有使用這些硬體的道德良心卻都不配套，跟不上一個文明大國應有的水準。
「這種新摩擦，距離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但很大，還可能相反、會越走越遠。」歐陽新宜語重心長說，「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目標是顧富不顧窮、顧硬不顧軟，顧戎不顧祀，也就是只顧霸道不顧王道，只顧GDP不顧人民喝的水，那樣的復興不但不偉大，還是對中華文明莫大的侮辱和對祖宗遺產最大的糟蹋。」
王維洛也同感說，在世界老二的亮麗表象下，背後的陰暗面是對民族的破壞、山河的破壞，我們的子孫後代肯定會把這一代罵得狗血淋頭，因為我們破壞了他們生存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