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註：
1991年，當我從家中書架上隨手取下一本《Open Letters》時，不知道這位作者是誰，更不知道他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但是無意翻到的這一頁，如同一道閃電，照亮了我當時晦澀失語的日子：「因為我相信。相信什麼？很難說，相信生活，也許。」
我感動於這句話對於生活的信心和祝福，也被其中所釋放的某種遲疑所打動。這種遲疑與堅定一樣，是克爾凱郭爾意義上的「獨自一人」所擁有的：這個人打定主意，決定由自己承擔一切：信念、行為和責任。
1979年5月29日，哈維爾再次被捕，隨後被判4年半。1983年1月23日，他因為感染肺炎而被轉往監獄醫院，半個月後重獲自由。這是他被關押時間最長的一段日子。在獄中他僅僅被允許給妻子奧爾嘉寫信。這些信件都要經過監獄審查部門，因此他不得不使用了一些形而上的哲學術語，比如「朝向存在」、「異化」、「在世界中的在」等。
被關押了3年10個月之後，哈維爾的這兩封信表達了一個相同的主題：一個人只有真正立足於自身，才不至於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跌入從激情澎湃到灰心喪氣的循環。他說得多好啊：「使得一個人看到處處道德衰敗並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引證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在我自身迷失的範圍之內。」
崔衛平
2021年10月13日
1995年崔衛平翻譯製作的samizdat版本。
（一）
我不時地聽到某個人的災難性消息，告誡說在我們圈子裡每個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沒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們喝得太多，移居國外——當他們在國外時，只是製造更大的醜聞。人們只在乎他們自己，去弄不屬於他們的錢，有人更是僅僅為了獵取名聲而無視他人等等，諸如此類。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屬實，我對此持謹慎態度；然而，我知道將兩三個表面的偶然事件加以普遍化，是多麼地容易；特別是當我們關注的對象，在整體上是如此複雜多變，如此嘈雜混亂和難以理解。
我現在不想寫這些，是因為我對這些或類似的消息還沒有把握——它們是否令我擔心——我還沒有從中得出任何結論。等我出獄後我將自己來看，或許事情並不那麼壞；或許它們甚至更壞。而現在，我只是擔心其他事情。
……………
當一個人選擇某種立場之後，當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些意義，這將給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標。當他抵達某種真理並決定「生活於其中」，這是他獨自一人的選擇，是一項存在的，道德的並最終是形而上的行動，是從他自己的心靈深處生長出來並以此充實他自己的存在。這樣的立場給他帶來內心充實和自足，尤其能夠獨立於周圍環境中的變化和趨勢，獨立於被稱之為社會的普遍狀況，而不管它們在某些瞬間會出現什麼。如果這樣一種立場是真實的和深刻的，那麼任何外在的條件和環境都將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礎上改變他的選擇——至多，僅僅可以改變他的行為方式。
一個不能從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內部發現其生命意義的人，將依賴於他周圍的環境，將在他自身之外尋找方位——在某種意識形態，團體組織或社會中去尋找。這樣，儘管看上去他在行動，但事實上他僅僅在等待、在依賴。他等著看其他人將要做什麼，或者他們將指派給他什麼角色，他依賴他們。如果這些人什麼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則屈從於幻滅，他將像一隻戳破了的皮球一樣，自身崩潰。
這本質上是一種狂熱盲從的態度。由於不能獨立地面對世界的異化，狂熱者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與之結為一體。但是，一旦出現某種跡象，不能滿足他所想像的必然如此，他便開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義，很快，他變得想要去做多年來他曾經猛烈(從根本上，他是一個狂熱者)抨擊的那些：他開始僅僅關心他自己，移居國外並適應一切。
這樣一種人是不幸的：他總是慷慨激昂，而同時又始終失望，他只是廉價的樂觀主義者，甚至一個外在的偶然事件就足以將他推入最深的懷疑主義深淵，他可以非常輕易、非常快、非常熱烈和沒有一點內在保留地獻身於一項事業(同時激烈地抱怨那些沒有投入這項事業的其他人)。但是當事情變糟的瞬間，他同樣有能力對這項事業感到厭惡，屈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意義的悲觀主義，直到他重新發現——毋寧說是直到另外有人發現——某種新的他可以與之認同的東西，可以將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責任再一次推諉給它。
真正的堅定不移僅僅表現在這個人能夠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嚴肅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製和看待世界獨特的、不加偽飾的立場。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只有能夠保持這樣一種持久的總體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這種信仰是作為一種富有靈魂的、朝向存在的狀態，不是對由外部提供的某些東西的盲目認同。
換句話說，甚至每個人都出國，每個人都放棄，每個人都屈從於「在世界中的在「，這也不是一個人做同樣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個人不是出於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採取某個立場，因此，他也不可能因為其他人已經放棄了那種可憐的理由而放棄。
當每件事開展得挺順利，我們周圍的每個人為了他的理想都很堅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終寬容、互相熱愛，我們當然很高興；而一旦反過來，我們便意氣消沉。然而，不管怎樣，這種高興和沮喪，都沒有觸及事情的核心部分，即那道路是我們為自己選擇的，我們已經選擇了它。
回到開頭所說的事情來：
對我來說，這些災難性的報導，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這些消息的頭腦狀態，而不是對待事情的客觀態度。它們暴露了這種人無力依賴於他們自身，暴露了他尋求同盟者的需要，這種需要導致了對於同盟者的不幸依賴，這些同盟者包括他所要拯救的人，到他整個兒為之獻身的人。而伴隨著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動崩坍。
同時，我覺得這種精神狀態——說到底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堅定、獨立，缺乏高瞻遠矚、寬容和富有同情地理解，最終導致痛苦的自怨自艾和放棄，這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一定會出現，那麼它最初已經不易察覺地出現在所有外在報導之前，並對外在情勢產生影響，直到決定其立場、事實的選擇和評估。使得一個人看到處處道德衰敗並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引證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在我自身迷失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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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聽上去也許奇怪，但是每當我聽說我們的事業處於危機之中時，我對此欣然接受，並將其作為這項事業仍然存在的證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會處於危機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數人更少幻想，因為我更不需要它們，因為我信仰。信仰什麼?很難說。信仰生活，也許。
1983年1月22日
崔衛平1995年翻譯製作的samizdat版本。
（二）
一年總有兩三次，一些災難性的消息傳到我耳中來，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報怨：「什麼也沒有發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人們也許指望我對這樣的消息特別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壓抑，或在絕望中大聲抱怨：為什麼我呆在這裡?如果什麼都沒有發生，這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想把事情簡單化，但是我必須承認，有時我對這種消息的反應，與人們想像的完全相反：我經常生氣地反問：想要發生什麼?為什麼非得要有什麼事情發生?為什麼總要「做」呢？到底應該做什麼？
當然，我的生氣不是對這樣一些個別消息的反應，而是針對這種理解事物的反常方式——它建立在一種對待事情的幻覺之上：每件事情取決於「去做」；說到底，當事情在「做」時，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換句話來說，這是一種為行動而行動、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讓某件事發生；而發生了什麼行動，誰在做和為什麼做，它的意義是什麼，將會有怎樣的反響，引起的結果如何，則是不重要和整個沒有意義的。事件的開始或結束的意義，僅僅在於它曾經發生的事實；如果不考慮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那麼，儘可能多並儘可能經常有事件發生，則成為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的數目和頻率成了生活的尺度。
「如果沒有什麼發生，那麼就什麼也沒有發生」，這種推論是一種空洞的信仰。生活由此成為一種事實上的持續死亡，成為被這兒或那兒的一些事件所中斷。似乎事件越多，我們越存在；而事件少了，則不可避免地死亡。我卻不認為——是否有多少事情發生，會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認為事件的數量本身會告訴我們任何本質的東西。
對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所發生的事情有沒有意義。那種認為「如果沒有什麼發生，那就什麼也沒有發生」的感情，是一種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見，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終屈服於時代，僅僅通過不斷編織偽事件的數量來證明自身的優秀，像一隻蜂那樣，走向自己的結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辯的言詞來得更有說服力。一個精心選擇、安置恰當的詞彙，往往比一百頁處心積慮的空談，更為有效地淨化空氣。
顯然，存在過一個非常混亂和鬧哄哄行為的英雄時期。每個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對待他人，愉快地分擔事情，互相幫助而無人拒絕，每一個團體都有過這麼一個年輕時期。顯然，人們偶然地會對此懷念，並且藉助於這個背景，現在確實好像「無事可做」。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警覺，回顧那種從激情澎湃到虛無主義熟悉而危險的循環。在那個時代，它曾經席捲了我們同胞中的大批人，他們並不比我們年長多少。想到這一點確實悲哀，因為那些人曾經這樣堅決地反對盲從主義和幻想，他們似乎能夠擺除這種立場，結果卻以這種方式告終。
換句話來說，我並不在乎發生事情的多少。我僅僅對所發生的——或沒有發生的——是否有意義和有什麼意義感興趣。我喜歡這樣的事情：確實可靠的，有根基的、獨創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趣的、富有交流性、挑戰性的，在時間上是中肯的——簡言之，帶來意義的事件。一樁這樣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單調乏味，儘管其動機也許是高尚的，而其僅有的理由是有事可做而來得有價值得多。這種沒有意義的行為通常僅僅使所採取的立場貶值，勞民傷神，結果落得個無補於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個人的立場，比將它們大聲喊出卻很快放棄，要有意思得多。一個沉默的夥伴，儘管你敢肯定當他開口時將像洪鐘一樣清晰，但卻從來不能預言他什麼時候開口和他將要說什麼，他將比任何事先算計好的人，遠遠有能力攪動這個世界。
198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