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趙思樂｜美國喬治城大學中國法研究員、前時政記者
趙思樂，1990年生人，前中國時政記者。自幼在政治空氣相對開放的南方都市廣州長大，天真地以為自己和香港電視裡那些可以上街遊行、抗議、選舉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直到考入南京大學學習金融工程時，她才意識到，原來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在學期間去台灣交換半年，時值2011年台灣大選。民主社會的自由氛圍讓她感受到巨大的衝擊，也點燃了她從小心懷的媒體人夢想。大學期間，她開始為設在香港的媒體撰寫深度報導，從烏坎村選舉、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遭遇的幾近覆滅式的打壓，到「709家屬」艱難跋涉的維權抗爭。二十出頭的她以超乎年齡的冷靜、細膩的文字記錄中國紛繁複雜的社會運動和被強權碾壓的個人，曾多次獲得香港人權新聞獎和亞洲出版業協會頒發的卓越新聞獎。
2017年，趙思樂在台灣出版《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本書「通過五位女性抗爭者的笑、淚、痛、愛的成長故事，透視中國近30年來複雜跌宕的社會運動，如何興起，又如何落敗。」該書榮獲《亞洲周刊》評選的2017年非虛構類「十大好書」。
2018年趙思樂赴美留學，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攻讀全球政治與安全的碩士項目，畢業後留任該校亞洲法中心研究員。
從一開始懵懵懂懂的，到烏坎的時候覺得很不忿，到後來做很多報導，包括薄熙來事件、對NGO的打壓、最後是709，我意識到這個國家機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壓制社會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嘗試和抗爭意向。
我在廣州長大，那裡可以看到香港電視台、TVB之類的電視節目。各種各樣的新聞時事節目經常報導遊行示威，討論各種政策議題，在立法會裡面辯論啊，質詢高官啊，都是特別正常的事情。我在電視機里可以看到台灣的選舉是多麼轟轟烈烈，我以為選舉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總統選舉什麼的。因為當時年紀很小，你從電視中接收到的東西，你就認為是自己的社會就是長這個樣子的。
在我9歲的時候，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美國轟炸了中國的駐南斯拉夫使館，廣州街頭上出現了愛國主義遊行。我爸爸就在街邊上看。我覺得特別無聊，就跟我爸說：「我們回家吧，你為什麼在看這個？」我爸就說：「這個在中國很少見。」當時我就困惑了，就覺得這不是很常見嗎？電視機里一天到晚都在遊行什麼的。但是我也沒有問我爸，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去政治化的家庭。直到上大學的時候才理解到原來我身處的社會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我去了比較北方的地方讀大學，就覺得，哦，原來大家都想入黨，原來大家從小都看《新聞聯播》。我覺得《新聞聯播》特別無聊，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想要當公務員，想要入黨，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好像都是特別正常的事情。
有一年我暑假回廣州的時候，廣州的一些學生正在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競選人大代表，途中就遇到了種種阻礙。我去做了一個調查報導，完全就是出於興趣。當時的微博啊、討論啊，包括整個社會還是有一點點公民社會的空間的。
真正意識到香港、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政治制度的區別，以及這些區別是怎麼來的，可能是我去台灣交換那個半年時間裡。當時台灣正在舉行總統大選。剛剛目睹中國搞基層的人大代表選舉受到種種阻礙，你可以想像我到台灣後感受到的那種衝擊和對比，當時特別的興奮。現在想起來是一段很瘋狂的歲月。沒有錢住在台北，我會睡在台北街頭，為了到處去採訪政治人物。他們也特別開放，願意跟我聊。
我在微博上面直播我的台北觀察，今天去了哪裡，採訪了誰，有什麼有趣的想法。這些東西被注意到了。《陽光時務周刊》是一個設在香港，但是有很多比較自由化的中國媒體人包括長平老師、張潔平、賈葭他們組成的一個小小的媒體。他們好像特別缺人手，就問我：「你要不要來給我們寫稿？」我就記得當時一個21歲的學生跟這些老師坐在一起，參與政治討論，一直聊到凌晨兩三點。那是一個非常興奮地、狂飆似的體驗，對我愛上公共生活和公共討論其實是有特別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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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參與到記者的工作當中，經受社會運動的洗禮應該是烏坎事件。我從台灣一回到中國大陸就發生了這個事件。又是一個選舉，我就覺得特別興奮，我要去。我當時作為一個大學生進入那個環境說實話是很危險的。現在想起來就是所謂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烏坎事件也讓我第一次開始接觸複雜的、大專題的政治報導。幸運的是，我在那裡遇到了張潔平小姐。她長得特別顯小，我還問她是不是也是實習生，幾天以後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陽光時務周刊》的採訪主任。她帶著我到處採訪。我們共同寫的封面專題獲得了2012年香港人權新聞獎——我的第一個人權新聞獎。當時我才22歲。我剛開始的媒體經驗其實是很多人的支持、關愛和社會環境結合起來的吧。
烏坎可能是開始，但709家屬的報導可能是結束。709家屬是我報導過的抗爭群體裡我最欣賞的一群。她們有非常純粹的理念，成長得非常快，從一開始只是為了自己丈夫的釋放去聲援或者去抗爭，到後來變成一群非常核心的人權捍衛者，參與到各種各樣的抗爭裡面、支持各種各樣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人。從妻子成長到人權活動家。她們有很多創意型的行動，會把社會生活、個人感情、家庭和對社會、國家所謂的責任感都結合在一起。她們的視角和行動力特別讓我讚嘆，但是她們的境況也特別讓人難過。她們的丈夫也是好幾年才能被釋放，和她們重聚。但是即使是那麼優秀，那麼有行動力和抗爭力的抗爭者，在那個系統里的角色也幾乎是被碾壓的情況。她們勉強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卻沒有辦法真正地改變這個結構，或者推進自己的議題。
我會覺得我所了解到的社會運動本身可能已經到了一個瓶頸。709家屬其實對我來說也是成長過程的一個節點。做完那個報導，我覺得我可能見過最美麗的一群人，我現在要去了解一些別的東西，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2018我年到美國喬治城大學的外交學院留學，專業是全球政治與安全。我目前在喬治城大學的法學院工作，是亞洲法中心的中國法研究員。
從一開始懵懵懂懂的，到烏坎的時候覺得很不忿——為什麼這群人合法要求自己的權利要被打壓？到後來的很多報導：包括薄熙來事件、對NGO的打壓、最後是709，我會覺得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東西。我意識到這個國家機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和壓制社會的活力和抗爭力。你可以看到，它是方方面面全面地壓制一個社會的活力跟它民主精神、民主嘗試和抗爭意向，以及它是如何非常精妙的，或者是非常有策略的在設計如何壓制和控制這個社會以維持政權的安全。
很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同的領導人上台，習近平也好，胡錦濤也好就變一變。其實中國共產黨非常有邏輯一致性，他們在各個時期選擇對維持自己的政權有利的政策和表現，在國際上的表現也好，對人民的表現也好。在整個報導的過程當中，我對這個政權的了解一步一步地清晰化了。
我寫書、做記者，看起來比較多人知道，但其實在經濟收入方面是入不敷出的，要自己想很多辦法去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我覺得人是可以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一種不那麼被社會認可，但是自己更相信的，更符合自己的認知、自己的良心、責任感的這樣一種生活。比如說我是讀金融工程的，我可以不進銀行，我可以不去華爾街，我可以不賺很多很多的錢，但我選擇一種更符合我自己價值觀的一種生活和工作。
因為種種原因，我已經好幾年沒有辦法回中國和家人團聚。但是我已經是非常幸運地處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比其他人有理由在一些必須的時候承擔責任，做一些該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個人的擔憂和抱怨其實都是特別微不足道的。很多人在中國，哪怕在更加危險的環境當中，也在做著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我只能每走一步去看下一步怎麼走，去選擇最符合我內心渴望和相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