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到農村以後，類似小王那樣沒做過工、什麼都幹不了的人有的是，類似我這樣沒有別的指望，只好拼命乾的人也有的是。
還有一種人更加有的是：平時不干農活，冬天穿件小破襖（當時農村人穿的棉襖很大，知青與之形成反差，凡見到穿小破襖的，農民離半里路遠都可斷定此人是知青），夏天穿件煤礦工人的工作服（多是從父親那裡要來的）。三五成群，今天到這個村子找知青吃一頓，明天到那個村子找知青吃一頓，都吃遍了，回淮南吃老爸老媽的。家裡口糧定量，父母受不了，弟弟妹妹忍無可忍了，再回到農村，再找著吃。
有的甚至偷雞摸狗，讓農村人不厭其煩。農村老太太養幾隻母雞，是為了賣雞蛋買油鹽、換針頭線腦，被「下放學生」偷去吃掉了，等於斷了財路，當然氣不過，有的就在知青門口罵，罵的嘴角都是白沫。
在1959、1960、1961年飽嘗過「共產風」滋味的農村群眾最善於斤斤兩兩的計較。「上山下鄉」時節，生產隊堅決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制，對任何人都不客氣。大家勞動，平時按個人勞動能力制定工分待遇，一個勞動日最高給十個工分，以下九分、八分、七分不等，最低三分。最低分一般是針對十一、二歲的小孩。
生產隊給我九分八厘的待遇，沒給滿分的理由是我不會撒種子——在糧食緊缺的年月，這是農村最過硬的技術活兒。小王給七分五厘，隊裡還說照顧他了，否則，按實際能力算，只能給他三分。有的知青分數比他還要低，我們鄰村只給那裡的兩個知青每人六分。1969年年底結帳，我掙了2100分，小王掙了800分（別的知青最高的掙了2200分，最低的甚至連100分沒有）。
按勞分配製度的原則當然是按工分分紅。類如我這樣的工分等級，分到了近400斤稻子，總計100多斤其他雜糧，還有200多斤山芋和20多元錢。一般來說，如果不浪費，平時計劃好一些，在以後的1970年一年間我不會挨餓。然而，小王就不行了，他得到的糧食不及我的一半，有的知青比他更少。鄰大隊有個知青總共只分了小半口袋糧食，當時扛在肩上很輕鬆地一蹦一跳地在路上走，大家一起鬨笑，順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半口袋」，好心的人則為之擔憂道：以後這一年的日子怎麼過呀！
1970年，是我們這些下放到壽縣地區的淮南知青最艱難的一年。缺糧是最為普遍、最為嚴重的問題。家境好的可以依靠父母接濟，不好的叫天天不應，呼地地無聲。到了這時候大家才明白，所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其實就是離開了父母的翼護、被剝奪了享受市民定量口糧的一幫人，現在必須勞動，必須自己來掙口糧養活自己了。有的境況過於艱難的女知青只好選擇了嫁給當地人的這條路，可是男知青卻沒人肯要。愁苦、鬱悶的氣息籠罩著大多數人，有的情緒低落，有的歸咎於當政者，開始「思想反動」。
對於知青們的窘境，農村群眾有人同情也有人譏笑。我們這個村有個鄉痞叫薛宜芳，出去見過世面，方圓幾十里很有名氣，他最早在農村群眾中散布說：「什麼『下放學生』、毛主席派他們來的？還不是因為前兩年他們造共產黨的反、在城裡鬧事，現在共產黨找他們算帳了，罰他們到農村來受罪，餓餓他們。這幫傢伙，不知死的鬼！」假如說地獄有十八層，我當時可能處在最底一層。雖然我努力勞動，可以自食其力，但是家裡已經難以維持。父親仍被「專政」，他已經六十多歲，成天在河堤上和一些「走資派」、「牛鬼蛇神」抬土墊堤，被傳染了肝炎病，且被扣減了工資。家裡錢少，甚至買不起口糧，母親、弟弟、妹妹在飢餓、絕望中掙扎。
因為「九大」閉幕，劉少奇終於被徹底整垮，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最最偉大的勝利」，淮南市要放焰火慶祝。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下放中的知青們歡呼雀躍，紛紛相約返城。我被幾個朋友挾裹著回到淮南，到了家裡一看情況，腦袋當時就麻木了。我只好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二十元錢交給母親，叫她趕快去買口糧。這錢，我一直寶貝似地藏在身上，準備買幾件衣服、鞋子的。
有一個好心的「走資派」把父親生病的事反映給了有關方面，有關方面下了「特赦令」，於是「專政隊」放回了父親。父親對我說：「『九大』開過了，問題解決了，下一步可能就要好一點了。」我家的世交馬士友前來看望父親，給我傳達了一個好消息：下一步，下放知青都要返城參加「抓革命、促生產」。
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會有這樣的好事，我只希望不要再把好好的人分成「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希望這個由某種人特意製造的人與人之間的殘酷迫害、無情壓榨的時代早早結束，給勞苦大眾一個太平世界。
回到農村以後，不久果然傳出了招工的消息。這次招工的名額比例是15%，由大隊推薦。條件是：只要家庭成分、個人出身全優就行。實際上，這次招工目標全是「紅五類」，根本不論下放期間的表現，只要父母現在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或是其他吃得開的人群就行。「一石激起千層浪」，所有家庭條件好的知青與其父母都興奮起來，城裡跑，農村跑，能跑到的一定跑，一時間鄉里城裡都在轟動這次招工的事情。
一向以無能著稱的小王卻有一個正在吃香的爸爸。他的父母來到農村，上上下下打點了一番，於是他被招走了。至於我，當然是想都不要想，因為我的父親是「反動軍官」，小王早已幫助公開，大隊沒有辦法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為我考慮。待到九月份，第二次招工又開始了，這次是60%，條件依然與第一次相同。這一次，生產隊以我的插隊以後的傑出表現百分九十以上的村民推薦了我，大隊又積極地向公社推薦了我。
體檢，我每一項都合格，政審，我規規矩矩地填下了父親的「問題」。十月份，通知下來，我被刷掉了，理由是：政治條件不夠。
在我來說，當時的感覺除了極度黑暗，別的什麼都沒有。我在黑暗中離開農村，在黑暗中步行七十華里，在黑暗中敲開家門。我對於光明已經絕望，準備看一看生我養我的父母，然後決然地離開這黑暗的世界。我不想如此恥辱地活下來，繼續做黑暗的點綴，做它的陪襯，被它愚弄了。
就在這時，父親的「問題」有了轉機。「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單位，對我父親進行調查。結果證實，我的父親是個抗日英雄、愛國軍人。他曾經和自己的部隊血戰古北口、激戰太原，與日本強盜拼過大刀片；在內戰剛剛興起的時候，為了民族大義，毅然隨部起義，避免了傷亡。工宣隊給了一個結論，把父親定性為「舊軍官」，「人民內部矛盾」。
這個結論拯救了已經決意自殺的我。單位出了一紙證明，證明我不屬於「黑五類」子弟。我拿著這份證明找到招工組，招工組立即把我補上了應招名額。當時還有另外八個人，情況與我一樣，也一一補上了。冬天，我們打點好行裝，懷著有生以來最最歡悅的心情踏上了返城之路。
農村還留下了近30%的同期下放的知青，他們大都是因為「黑五類」家庭牽連。1975年，我到省會精神病醫院去看望一個女知青，她因為父親是「右派」而一直沒能返城。她瘋了，天天哭呀、罵呀，罵歧視她的人、欺負她的人，也罵她自己的父親。她父親除了流淚，別無他策。當我離開她的時候，她突然指著天罵道：「我日你十八代祖宗，當初動員下放的時候，為什麼不強調家庭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