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Reed是一名來自英國海濱小城貝克斯西爾（Bexhill）的攝影師。小城附近的比奇角（Beachy Head）有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同時也是「自殺聖地」：英國最高的海岸懸崖多佛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Reed開玩笑說，「如果一個地方因美麗和死亡而聞名，那一定有它特別的原因。」
2022年4月，Reed離開了上海。
他曾在紹興和青島有過短暫的停留和學習，隨後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漲幅過高，搬到了愚園路一處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業拍攝項目，Reed喜歡扛著相機在上海的街頭閒逛，拍攝那些在巨型都市裡孤獨的人。今年3月中下旬，他開始拍攝疫情下的上海。雖然彼時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遊人如織的外灘、南京東路行人徒步區、城隍廟、靜安寺，已初現「空城」的氣質。
以下是 Reed的自述：
2008年來中國以前，我對中國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時代，我對亞洲，尤其是東亞有著一些幻想——這促使我來到中國。我並不是衝著北京奧運會來的，但奧運會確實給我留下了一個印象：中國在變得越來越開放，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那時我24歲，剛畢業，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這一年，我的雙胞胎哥哥去了倫敦（他也是攝影師），而我來到了中國。我離開英國還有一個原因：柴契爾夫人雖然1990年就卸任了，但柴契爾主義的經濟模式依舊影響著英國的方方面面，離開英國算是一種消極反抗吧。
在中國的這14年裡，從焦慮如何靠商業拍攝來養活自己的藝術創作，到擔憂商業拍攝過多會影響我的藝術創作——每天的生活都是過山車式的。如果說起起落落是任何一個人都會經歷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說「落大於起」了。
每年1月是我常規續簽工作簽證、遞交材料的時期，這樣，大約2月或者3月就會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簽證。在上海，我註冊了自己的工作室，簽證事宜我都親自去做，以往都很順利，但2022年，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簽。我跑到窗口去詢問，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理由，別再問了」，哪怕我的「工作許可」到2023年都有效。這意味著：3月9號之前，我必須離開中國。
雖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國待一輩子，總有一天會離開，但在原先的構想中，我希望是在準備好的情況下離開，而不是被強迫、被通知。突然之間，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亂了。我陷入了慌張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攝影器材還要想辦法賣掉……還有機票，昂貴的機票。
我怕時間來不及，於是2月份的時候，又去了一次簽證中心，希望爭取一個緩衝期。他們奇蹟般地同意了，於是我的離境日期變成了4月9日。緊迫感有了緩解，但又一個變化來了：3月初，上海爆發了奧米克戎疫情，已經有局部的小區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慮。我的航班會不會取消？新的航班會不會更貴？我會不會被封在家裡？我原計劃賣掉的東西怎麼運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麼辦？人在家中，但是簽證已經過期了怎麼辦？我會被居留嗎？
果然事情朝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了，被封禁的小區越來越多，商店和公共場所也陸續關張。我意識到，我的小區離封禁也不遠了。於是，在還沒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機，去拍攝上海街景。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像是一次「場景重現」。
2020年1月，疫情剛剛擴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對病毒和（飛漲的確診）數字很恐懼，口罩也搶不到。當時離境沒什麼困難。2月1號我飛去紐約，和哥哥團聚了一下。我以為疫情會很快被控制住——2003年的 SARS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但是沒想到，病毒擴散到了歐洲，然後是美國。4月份，紐約經歷了 Lockdown。Lockdown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樣。在紐約，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議性」的，並不強制。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並非空無一人。4月5號，我和哥哥拿起相機，用兩天時間拍攝素材，製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紐約》（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讓我詫異的是，有些人嘲諷戴口罩的行為，各種陰謀論也開始傳播。
美琪大戲院，攝於2022年3月下旬
兩年多過去了，病毒不斷變異。我總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樣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結束。在上海空蕩的街頭拍攝時，那種感覺很微妙，甚至有點詭異。我在歐洲的朋友全都感染過奧米克戎，有的人還不止一次，但他們並沒有什麼大礙。這給我造成了一個印象：病毒變弱了，人類可以鬆口氣了。但（上海）對更弱的病毒變體，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這讓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發生什麼。我只想著趕快離開。
從「不得不離開」到期待著趕快離開，這前後的心理變化應該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個地方待十幾年，都會有很複雜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來的朋友；我的收入雖然遠未達到「舒適」的程度，但豐富了我的經歷和創作。這裡的生活確實便利，但（我）也會想起幾年前就消失不見的午夜路邊攤炒麵、烤串，越來越少的 Club和周末夜晚倒在路邊喝醉的人……還有不斷遠去的朋友。這裡有太多的回憶，不是買一張機票就可以馬上切斷的——但突然間發生的事情太多，我應付不來。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page]4月1號浦西開始封控之前，我在周邊的市場、路邊（竟然看到了路邊賣菜的）買了大量的蔬菜和方便麵、餅乾。旁邊的幾家便利店幾乎被搶空了——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當時的說法是，預計封到5號，而我是9號的飛機去紐約。我想，或許還有機會和朋友們做最後的道別，但朋友都告訴我要多準備一些（物資），也別期望最後的道別了，有機會總能再見面的。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5號沒有解封。我開始擔心食物不夠，以及9號不能走。我在微信上問了居委的人，這是我第一次和他們打交道。我從來不知道小區還有一個「居民委員會」，十幾年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概念，但現在的出入都要經由他們許可。他們告訴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簽證馬上過期，我要離開中國了。於是，我一面聯繫英國領事館，一面又和居委會商量，我該怎麼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訴我怎麼在 App上買菜——我下載了好幾個，一次都沒有買到過。我這棟樓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鄰居算是「年輕人」，他是個義大利人。我倆都不知道怎麼去問鄰居買菜的辦法，老人也都不太會用那些 App。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我很崩潰。食物的話，如果省著點吃，應該可以撐到9號。但最緊迫的問題是，怎麼出去。領事館聯繫到了我所在轄區的警局，但警局表示他們和我的居委會沒有直接的關係。最後是我的一個鄰居通過各種方式聯繫了居委會，允許我9號離開。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抵達浦東機場。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過在微信上向各種人緊急求助，最終聯繫到了幾台可以提供這種服務的「合法車輛」。有一輛「黑車」說可以帶我去機場，要3000塊的車費，我拒絕了。為了萬無一失，我預定了三輛車，都付了定金，最終選擇了一輛大巴。出發前幾天還要不斷地做核酸，我反覆確認手機里最新的核酸報告、疫苗證明，還有機票信息、護照、健康碼、行程碼——所有這些能讓我「通關」的證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們展示出來。
離開小區之前，保全還反覆和我確認：「你出去了就不回來了是吧？保證不回來了吧？」我笑了笑：「對，保證不回來了。不給你添麻煩。」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間不要再回來了，否則流程很麻煩。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整輛大巴車，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車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燈都還亮著，但幾乎沒有什麼人和車。我拿出手機拍攝窗外的景象，這或許是我能拍到的、經歷的最後的上海了。司機穿著全套防護服，看不到他的樣子，他一句話也沒說——這很好，因為我也不知道說什麼。他可能每天要負責好幾次這樣的機場之旅，帶著和我同樣遭遇的人離開上海。從我家到浦東機場只用了36分鐘，從來沒這麼快過。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過了各個關卡和安檢。在登機門候機時，放眼望去，空蕩蕩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沒有幾個人，燈光也很暗，我感覺像在電影院，電影已經散場，人都走空了。
飛機起飛後，我才真正地放鬆下來，其他乘客也是同樣的神態。我開始思考我在中國的經歷。我有一個中國朋友說過，「你永遠也不知道，你和某個人的見面是不是你們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現在，我對這句話開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換成國家，也一樣。我童年離開波札那（Botswana，Reed兒時曾隨父工作在此居住），現在離開中國，可能以後不會再回來了。
上海街頭，攝於2022年3月下旬
在中國十幾年，2010年左右，拿著相機在路上並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訝：無論是拍攝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遷的工地，還是在最繁忙的商業街，頂多會引人多看一眼。大概從2018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後，我帶著相機，哪怕什麼都沒有做，總有保全過來問我在拍什麼、我是哪裡人、為什麼要拍攝，有時候甚至被呵斥、趕走。曾經與保全、年長的居民暢快閒聊，聽他們自豪地講述背後建築的零星歷史和故事——這樣的經歷已經消失了。2022年初，因為商業項目我去了濟南，工作結束後，在濟南的火車站，當我拿出相機準備拍攝新蓋好的車站建築時，被保全攔住。他抓著我的胳膊，沖對講機說著什麼（我沒聽懂）。之後來了兩個警察。那個保全情緒很激動，對警察說著什麼，我只聽到了「美國間諜」四個字，圍觀的人開始越來越多。警察看了我的護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國人，讓我刪除了照片之後就放我走了。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為什麼我會被當作「美國間諜」？分不清白人的國籍我還能理解，但「間諜」？
紫金路，攝於2022年3月下旬
2020年，我從紐約輾轉到英國老家待了一段時間，7月回到上海，經歷了14天的隔離後，終於可以出門了。那時候的上海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樣子，很多人在戶外不戴口罩了。而當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鬆口氣的時候，會有人走過來告訴我要戴上。我覺得他們說得沒有錯，我立刻會把口罩戴上，但同時也發現這些人不會對不戴口罩的中國人提出同樣的要求。我越來越覺得，我，一個外國人，一個「他們」，正變得越來越「異化」。「白人=美國人=病毒」這樣的想法也越來越多。在對方喊出「口罩！」並作出一個手擋住臉的手勢時，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解釋「我不是美國人，我核酸陰性，我打了三針疫苗」。我覺得很無辜，也很無奈。
外灘招商銀行，攝於2022年3月下旬
2021年3月的時候，美國開始「反對亞裔歧視」的遊行和運動。針對亞裔的系統性歧視在美國一直都有，但隨著新冠疫情而變本加厲了，針對亞裔的仇恨、甚至謀殺越來越頻繁。我不理解為什麼大家會把對於病毒的負面情緒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滅了外族就可以消滅病毒一樣。
外灘附近，攝於2022年3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經歷，如果用情緒的波瀾作為衡量標準：從逐漸增多的不快經歷，到開始質疑、懷疑、自我懷疑，再到最後一個月幾近崩潰的「沸騰」——這個過程並不是由一個個事件節點構成的，好像我們學歷史的時候，總是說「某某事件導致了某某某」——但在真實的生活中，你並不能看到這些節點，那是一個緩慢加速的過程。很多時候，事件也並不是「砰」地一聲開始或結束的。只是當你回顧的時候，你會去追溯，某時、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賦予了象徵的意味。
現在我已經抵達了紐約，和哥哥、嫂子還有他們的家人團聚了。如今的紐約和我上次來的時候完全不一樣，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氣的人，我還是會習慣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這裡已經不是主流。我哥哥繼續拿起相機，準備在路上邊逛邊隨便拍拍。我和他說，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著臉，太多的臉，還有那麼點不適應。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認知習慣，這確實是一個值得多多討論的現象。等時差調好了，我想聯繫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戶，看看它們有沒有拍攝需求。最近的花銷確實有點多，是時候開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