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在網上熱傳。文章的結論是，傳統「閉關鎖國導致中國近代落後」的觀點是過時的、站不住腳的，是「特定時代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的文化產物」。
恰恰相反，該政策起到過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敵對勢力干涉、反文化滲透的積極作用。
文章原文稱，「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查了下這篇文章刊登於今年6月底，當時並未翻起多大浪花，但8月24日，歷史研究院將全文發到了網上，一石激起千層浪。考慮到當下的局勢，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過美化、讚揚、合理化「閉關鎖國」政策，打造理論和歷史經緯支撐。
不過，將寫進歷史教科書多年的「閉關鎖國論」翻案，美化成正面的「自主限關」，勢必需要堅實有力的史實支撐。但將此文通篇讀完，基本沒有發現任何新穎、有說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歷史學家認為」「某學者指出」這樣的「論據」。
邏輯學上有一個常見的謬誤是「訴諸權威」或者「訴諸專家」，即以某個專家的言論去判斷事物，而不是依據事實本身。全文拉出了不少學者專家為觀點背書，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邏輯還是事實，都無法佐證文章的論點。
除了「訴諸專家」外，此文常見的一種手段是將已有史實進行扭曲、利用，或者「爭奪詞語解釋權」，比如稱中國原本並無「閉關鎖國」一詞，該詞是一個外來嫁接詞，本身就含有人為和主觀色彩，是西方的「中傷」，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
將不好的解釋為好的，或者將不好的解釋為「被誤解」「被施加」的。可謂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現在。
這裡簡舉幾例進行批駁：
引言中稱，「學術界占據主流的一種觀點是，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即被迫實施全面關閉國門的政策」。
首先，學術界主流觀點是閉關是滿清統治者主動採取的政策，而非「被迫」。其次，「被迫」論從何而來？西方國家恰恰想要的是開口岸通商，一個毫無來由的「被迫」，卻表現閉關是出於無奈的為國之舉。
第一段稱，「王宏斌通過細緻考證，提出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第四段進一步稱，「事實上，限定廣州一口通商，並未禁止西方各國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那麼，「細緻考證」了什麼，「事實」是什麼，一字未提。
1757年，乾隆明確下詔，「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即便對廣州口岸，清廷也設立了嚴格苛刻的管制條令。
《防範夷商規條》等條例規定，洋商只能住在劃定的十三行區，由清兵嚴密把守，不得自由出入，且冬天需搬離，洋人不得隨意和中國人交流，不得攜帶家眷，不得學習漢語，不得踢球，洋商還需要向各級官員送禮行賄，才被允許上岸。
對這些限制措施，此文解釋為，「在經濟上限制對外貿易區域，以便有效管轄」，「為了防範外國商船及商人的不法行為」，乾脆別讓外國人來了多好。
第四段稱，「明代的海禁政策針對的是本國人民，目的是切斷敵對勢力從大陸獲得後勤補給和情報，並不是針對海外各國，更不是有意識地閉關鎖國」，這樣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海禁目的是為了保護百姓不受侵擾，那為什麼還要像防賊一樣防範本國人民？
該文稱，「「限關」是自主行為，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但無論是「閉關」還是「限關」，其目的究竟是維護國家安全，還是維護愛新覺羅一家的統治，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分辨出來。
實際上，清廷「防漢甚於防夷」，清廷千方百計阻止國人與西方交流，就是害怕西方的思想、宗教、科技文化傳到國內，會開拓國人的眼界，產生自由思想，滋生反抗情緒。
鴉片戰爭爆發時，清廷雖然有80萬常備軍，為世界規模之最，而英軍連同海軍不過2萬人。但清朝的軍隊，大部分用來防範、監視、威懾本國百姓，使得清廷根本不敢抽調大量兵力迎戰英軍。
兵力不足的清廷只能臨時招募鄉勇作戰，但臨時拼湊的鄉勇如何和裝備先進的英軍作戰？更諷刺的是，對這些鄉勇，道光皇帝更為恐慌，今天你用武器趕跑了英國侵略者，明天你就有可能用武器趕跑作威作福的滿人統治者，因此，只要英軍退去，道光第一道命令就是裁撤鄉勇。
「國不知有民，乃民不知有國」，清朝閉關鎖國，維護的只是愛新覺羅和滿人權貴的利益。這種結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願意維護清廷，一個聽上去頗為荒誕的真實例子是，英軍進犯江浙時，有地方鄉紳組織武裝自衛隊，目的卻並不是反抗英軍，而是防範清軍路過時搶劫。
清廷非但給不了他們安全、權利和尊嚴，反而帶來的是無窮的盤剝和壓榨。這樣的清廷，失敗是怎麼閉關鎖國都避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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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閉關鎖國」延緩了西方血腥東擴的步伐，是與時代相適應的對外政策
微信：資訊深一度2022-08-28
「2019年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下設12個部門，包含了6個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高翔兼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
據了解，該研究院是世界上最權威、最具影響力的中國歷史研究機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中國史學的智慧和力量。」
成立剛滿3年半時間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近日發表萬字雄文，從政策和實踐兩個層面剖析當時中國是否實行過嚴格意義上的「閉關鎖國」政策，論證「閉關鎖國」是應對西方正確的對外政策。
閉關鎖國是與時代相適應的對外政策
文章說，任何政策都是時代的產物。明清時期，面對國際環境前所未有的巨變，面對洶湧東來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了與之相適應的對外政策。
然而，自民國時期以來，學術界占據主流的一種觀點是，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即被迫實施全面關閉國門的政策。
這一學術觀點背後隱藏的核心文化觀念是封閉與開放、野蠻與文明的二元對立，是特定時代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的文化產物。
文章列舉史料指出，「國外貿易自由與閉關主義之爭，自宋曆元，以及明清，綿亘至千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後，史學界對清朝的外貿政策有所反思。
【清朝採取對外貿易限制政策的原因是維護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也是在政治上採取的一種戒備措施。】
【肯定了馬克思等人的觀點，認為清朝閉關不是完全閉關，與防禦資本主義侵略直接相關。】
然而，到了1979年3月13日，戴逸發表《閉關政策歷史教訓》一文，【討論清代閉關政策得失。該文認為清朝閉關政策是落後的封建經濟的產物，它不僅限制國人出海，同時也限制洋人經商，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阻礙。】
此文很快得到學術界關注，引發了學者對清代外交政策、外貿關係問題的研討。
至此，一些學者一改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觀點，【即從強調清代閉關政策具有抗擊侵略、保衛民族的意義，轉而認為閉關政策是落後封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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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相關研究在概念和事實層面，都比以往有所深化。王宏斌通過細緻考證，提出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趙軼峰研究明清兩代對外政策，認為明代不應被認定為「閉關鎖國」，而是「有限開放」。清前期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格局既不是閉關鎖國，也不是全面開放，同樣是「有限制的開放」。
研究指出，【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在古代文獻中找到「閉關鎖國」的表述，它不是中國傳統的歷史概念。】中國古代文獻中「閉關」一詞，最初是「關閉城門」之意，歷代對「閉關」一詞的使用，都是中性表達，不具有封閉、保守的含義，不是貶義詞。
文章舉例說，明肅州巡撫陳九疇為防範「土番」侵擾邊境，上疏說「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
此處，「閉關」被視為一種軍事防禦手段。
到了晚清，「閉關」才逐漸具有「保守」之意。
但在涉及國家利益時，「閉關」又被視作與敵國抗爭的手段或方式，被賦予濃厚的正面政治含義。
中文的「閉關鎖國」是近代嫁接詞組
文章說，【中文的「閉關鎖國」是近代嫁接詞組，是中國既有的「閉關」與19世紀初在日本出現的「鎖國」相結合的產物。】
「鎖國」概念被清末留日學人接納，傳至國內。這批留日學人大多是當時領國內風氣之先的人物，影響自然很大。
然而，中文「閉關鎖國」則強調人為的政策選擇或主觀上的保守與封閉。
1978年以後，基於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出於對「文革」的反思，我國史學界在闡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時，主張用「閉關鎖國」概括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
康乾時期熱衷科技
文章認為，【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
如實行的海禁政策並不等於「閉關鎖國」。實際上，明代的海禁政策針對的是本國人民，目的是切斷敵對勢力從大陸獲得後勤補給和情報，並不是針對海外各國，更不是有意識地閉關鎖國。
文章指出，明朝和清朝政府的上述舉措，並非完全出於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保守思想（事實上，傳統的自然經濟同樣不可能完全離開市場交易），主要緣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因此，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研究認為：「自主限關」政策具有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圖，無論是形成還是發展，都有其歷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關」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外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互鑒。自主限關」政策的局限性
對於科技進步，文章也拿出例證：事實上，康熙帝熱衷於學習、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許多地方優於中國；
18世紀後期，清廷已經深悉西方科學技術遠超中國。乾隆帝知道英國人「諳悉海道，善於駕駛」，他「詳細問到當時在場幫助安裝的使節團人員關於軍艦上許多零件的問題，以及有關英國造船事業的一般問題」。乾隆帝的皇子也「喜歡詢問外國事物，對外國的科學發明俱感興趣」。
「閉關鎖國」延緩了西方血腥東擴的步伐
衡量歷史是非須置於當時的特定環境，後人不能苛求前人。
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
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
在16—18世紀不少西方社會精英看來，中國首先是一個擁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禮儀之邦，是文明智慧與道德秩序的典範，東方文化價值體系對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成為他們闡揚新思想、批判舊制度的重要武器。此外，茶葉、瓷器等中國商品，也對歐洲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
至於19世紀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改變，既是雙方力量對比的結果，也是西方政客、文人、學者出於偏見刻意操作的結果。
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