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解釋中國歷史的時候，可能需要改變一個固有認知，那就是中國是漢儒（漢族+儒學）為絕對主流的單一結構帝國，即「中原中心論」，而要嘗試用另一個更加開闊的多視角去詮釋和觀察。
當我們這麼去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古代史可能更為準確的說，是由中原漢族、草原民族、西域以及雪域高原民族共同博弈和融合，相互深刻塑造出來的一個多元一體的大陸帝國。
此即「多元互構論」。
在這種視角下，中國的近歷史則可以詮釋為，「多元互構」的中央帝國在近代跟西方海洋民族的短兵相接中，或被動或主動融入了世界秩序，慢慢從一個大陸帝國切換成了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之仲介的身份。
同時，在世紀之交，因為西方向創新經濟轉型，製造業因緣巧合被中國承接，形成了超大規模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從而讓中國順利成為「經貿雙循環結構」中的仲介樞紐。
這是我們看待中國之於世界秩序的一種全新解釋框架。
我們先用這套框架來重新詮釋中國歷史。
01
如果我們拋棄漢儒正統的中國歷史觀，把草原、西域、高原、海洋這些之前很少關注的亞區域也納入構建中國概念的宏大視野中時，我們會洞見到：
中原漢族王朝和草原遊牧民族之間，不再是侵略與反侵略的單一關係，而更多是相互嵌入和融合的過程。
雖然這個過程中不免有非常殘酷的戰爭和殺戮，但公正的說，這並非中國歷史獨有的現象，而是充斥在世界所有民族的早期歷史中。
一定要提醒注意的是，承認這個構建中國的過程，並非是對其做一個價值肯定，而是承認一個歷史事實的存在：
那就是，所謂「中國」，並非僅僅是指中原漢儒的中國，他同樣是蒙、滿、回、藏等所有民族共同塑造出來的政治存續實體。
不承認這個現實，就無法解釋歷代中國政治秩序上的諸多合法性問題。
這裡插一句，所謂歷史觀，說到底，就是一種解釋框架。
我之前說過，一個好的解釋框架並不要求，它是個完美的框架，能夠解釋所有的歷史現象，它只是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它打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解釋力較強。
在梳理中國歷史的內在邏輯時，我們必須認識到財政體制、地理氣候以及技術變遷，這些約束性因素在影響中國歷史走向上的重要性。
比如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之間的「相殺關係」，可能並不像我們之前所認為的，僅僅是文明發展水平上的不同，一個野蠻，一個文明，野蠻民族就是靠搶劫過日子，沒錢了就南下去搶劫文明地區。
這樣的理解可能過於武斷和簡單化了。
實際上，中原和草原的相處模式，都受到地理、氣候和財政體制的巨大影響。
首先，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會知道，人需要吃飯，中原漢人要吃飯，遊牧民族也要吃飯，只是大家的生產方式和生存邏輯不同而已。
農耕民族的優勢在於自給自足，只要風調雨順，沒有自然災害，漢人吃個飽飯是沒有太大問題的，而遊牧民族就不同了，地理條件造成他們的生活資料非常匱乏。
我們知道，有一條神奇的400毫米等降水線，把中國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南面就是農耕地區，這條線以北就是草原地區。
有趣的是，長城的線路走向，也幾乎與400毫米等降水線重合。雖然沒有現代技術，也說不出具體原因，中國古人依然僅憑長期的生活常識洞察出了其中玄機。
這條等降水線天然的分割了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活動區域，它不是按照基因和血統來區分，而是因為地理氣候的原因，造成了生產方式上的巨大差異。
南方的農民越過這條線，時間久了就變成了牧民；而原來的牧民南下進入中原，久而久之，也就變成了農民。
漢人和遊牧民族真有那麼大分別嗎？事實可能並不如我們之前想像的那麼大。
有了這個基本認知，我們再來具體看看，遊牧民族南下的真正原因和動力是什麼：
當氣候變化或生活資料匱乏時，北方遊牧民族要生存，就只能通過貿易或者戰爭來解決。
這兩者，很顯然貿易的成本更低，也更符合趨利避害的人性。
可是悲催在於，當中原地區諸侯割據時，各個小國處於相互征伐的原因，還會競相和草原民族做生意，以換取戰馬，一旦中原統一強大，就往往干涉交易，甚至關閉貿易通道。
依靠貿易生存的人群，一旦貿易關閉，是什麼結果？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
比如，明朝所謂「倭寇」猖獗，其實倭寇大多數都是依靠海外貿易生存的沿海中國人。其內在邏輯非常清晰，你不讓他貿易，他如何生存？
最後倭寇是如何消失的呢？不是靠戚繼光，而是靠開放海禁！能做合法商人，傻子才會提著腦袋去玩命。
所以，中原統一強大之時，往往成為草原民族大舉入侵中原之日，這仿佛成了中原王朝無法擺脫的魔咒。
這怪誰？歷史的誤會？
不知道。也許歷史就是這麼弔詭吧，當生產力低下，技術落後，生存方式單一，就註定無法避免相互戕害？
但是，我們至少能夠肯定一點，隨著文明的普適，技術進步和生產方式的拓展，大規模的生存危機已經基本被人類解決。
02
再把話題拉回來。
這條神奇的降水線隔開了草原民族和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卻阻止不了他們在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上的相互塑造和整合。
歷史上，草原民族的軍事力量常常注入中原，成為拱衛帝國政治秩序的重要來源。
我們應該認識到，純漢族王朝從來沒有建立過跨越長城南北的帝國，只有草原民族做到了。
原因有二：
1、草原帝國的戰鬥力強於中原帝國；
2、中原帝國的財政能力足以供養草原軍事力量，形成正循環。
在草原沿用聯盟制的政治秩序，統治者身份是大可汗；在中原地區使用儒家的方式統治，統治者身份是皇帝。只有同時精通這兩種治理模式才能建立起橫跨長城南北的龐大帝國。
一手軍事，一手財政，缺乏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導致秩序崩潰。
所以，大清之所以能夠打破「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把統治持續了268年，就在於他們擁有高超的二元帝國的治理手段：
即精通草原模式，也懂中原模式。
然而，僅僅擁有高超的政治手段也是無法持續的。
要擁有持續穩定的社會秩序，最終依然需要穩定的經濟秩序，這裡就需要技術革命，而這恰恰是古代中國這樣的「內卷化」社會，無法實現的。
什麼是「內卷化」呢？
簡單理解就是僧多肉少，勞動力超級多，導致沒有內生動力去推動技術革命。而沒有技術革命催生的工業經濟，光靠農業經濟是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的。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整個社會就被鎖死在低水平的發展狀態。
這就是內卷化。
而這似乎是大陸帝國自身無法擺脫的宿命。
不過，地球總歸是圓的，隨著近代地理大發現，有著另一套邏輯的海洋秩序迅速拓展到了中央帝國的邊緣，開啟了中央帝國融入全球秩序的進程。
03
和大陸秩序嚴重依賴土地不同的是，海洋秩序遵循的是另一套生存邏輯：商業貿易。
毫不誇張的說，近代世界秩序完全是在英國主導的全球經貿體系之下建立起來的。
肯定有很多人會好奇：英國一個區區島國，為何有這樣巨大的能量？
不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有足夠碾壓全球的軍事力量，這種力量他們從來就沒有過，而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具備跟全球做生意的秩序儲備。
一是大社會小政府的民間自治形態；
二是擁有普通法的法律框架。
我下面分別來說明下，為什麼這兩點對於海洋秩序的拓展至關重要。
大陸帝國之所以總會遇到周期性的衰敗，是因為要維護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和軍事力量，需要什麼？錢啊！而且需要龐大的源源不斷的錢進入國庫，一旦財政體系崩潰，大陸帝國就會陷入危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以前的大陸帝國的拓展都有極限，就是因為管理成本太高，它們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做到長期維繫。
而英國這樣的海洋帝國是如何運作的呢？
在農牧經濟時期，因為島國狹窄，無需跟大陸帝國一樣，維持一支強大的陸軍來抵禦外敵。所以整體的政治秩序處於國王與地方貴族共治的結構之中，大多數公共議題，都是由民間發起，通過議會決策，中央無法建立起集權，社會自治組織無論從組織能力和財政能力都異常強大。
關於農牧經濟時期，中世紀歐洲的普遍社會形態，參見我之前的文章。（「野蠻」的日耳曼人，締造了西方文明）
所以，在近代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後，這些強大的社會力量迅速開始開拓海外市場。也就是說，英國在近代的海外擴張，並非政府行為，而是民間行為。這些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並不需要政府來負擔，而基本是依靠民間力量在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英國近代的殖民地大多也沿用自治的模式，能不占領就儘量不占領，只控制一些港口城市或海上交通據點，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羅陀等等，為什麼？保證貿易啊！
能扶持當地人統治就絕不派官員過去，為什麼？省錢啊！
海洋邏輯和大陸邏輯非常不一樣的就在於他們的目的完全不同：
海洋秩序的關鍵詞是貿易，而大陸秩序的關鍵詞是土地。
不管你用什麼天花亂墜的政治理論，你會發現決定性因素最後都會歸到人性的兩大訴求上：
生存和自由。
大陸的生存模式依賴土地，所以對土地極為看重，海洋的生存模式是貿易，所以對開放極為看重。
國際政治的衝突大多由此衍生。
如果你對此沒有深度的洞見，那你只配擁有庸俗的世界觀和對歷史毫無解釋力的沮喪感。
除了大社會小政府的自治傳統，英國人還有一套很能打的秩序武器——普通法。
對通行於世的兩套法律體系——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施展用了兩個非常簡明精準的詞來加以區分。
他說，普通法是「發現」出來的，而大陸法是「發明」出來的。
因為中國沿用的是大陸法系，同時對「制定法律，規範臣民」的法家傳統耳熟能詳，所以對英美普通法的思路非常陌生，中國人大多都不太明白，法律明明是被人「發明」、「制定」出來的，如何能是被「發現」出來的呢？
這就要回到西方歷史中去找答案了。
我之前在論述中世紀日耳曼蠻族的傳統時說過，中世紀眾多封建王國的權力結構，是合伙人關係，以契約為基礎。原因就在於，中世紀犬牙交錯的權力格局，沒有任何一個勢力能夠占到壓倒性的優勢。
封建割據，王權和教權長期博弈的結果，就是博弈各方都深知大家如果不遵守契約，遊戲就玩不下去，國王的實力有時候還不如大貴族，所以久而久之自覺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潛規則，這不是國王願意服從法律，而是力不從心的無奈。
而普通法就是在這些契約的基礎上，不斷演化出來的法律體系，由一個個的案例所組成。
所謂「發現」，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這些案例和法律表達不是某個人、某幾個人預先白紙黑字寫下來的，而是由一份份互動博弈後的契約，在歷史長河中慢慢抽象出來的。
反觀大陸法的出現，就是伴隨著歐陸國王的日益強大，用羅馬法的方式以立法的名義，實際上傳達的就是國王的意志，因為這個時候的歐陸國王已經擁有強大的陸軍來壓制不服的貴族，形成君主專制。
而英國恰好因為島國的地理條件，並沒有形成強大的王權，還是延續了日耳曼大社會小政府的傳統，很好的保存了普通法系。
那麼，為什麼說普通法就有利於英國的海外擴張呢？
這恰恰是因為普通法是「發現」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互動博弈的產物，天然帶有普適性和擴張性，它最擅長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文化習俗之上尋找共通規則了。
英國商人走到哪兒，英國法律就會被帶到哪兒，而且他們並不要求對方國家接受英國法律，而是保留各自的法律，去找到超越於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規則，讓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則。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大陸法就好比強買強賣，我說多少就是多少，而普通法就是自由交易，允許討價還價。
那你說，誰會更受歡迎？誰更具備普適性和實操性呢？
當然是普通法了。
於是，英國各種民間組織和商人就靠著這兩套秩序武器，把英國的政治秩序和經貿秩序迅速擴展到了全世界，誤打誤撞的形成了一個遍及全球的龐大帝國。
要知道，英國政府自身可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它可沒有那麼大的本錢，這完全是依靠英國商人的冒險和投資行為，自發形成的。
然而，正是因為擴張發自民間，也讓這個擴張成本最低，效率卻最高。
04
如前所訴，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技術躍遷，海洋秩序很快就擴展到了中央帝國的邊境。
「內卷化」的中央帝國在經受了被列強壓制的痛苦過程中，也在不斷醞釀擺脫「內卷化」的新出路。
在歷史機遇面前，中國的最佳定位，即不是海洋秩序，也不從屬於大陸秩序，而應該是這兩種秩序的仲介和樞紐。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讓中國內部本身就同時具備海洋、大陸以及海陸仲介這三大部分。
東部沿海地區是海洋秩序，西部地區是大陸秩序，而中原腹地就是仲介連接，負責把東部產生的巨大財富轉化為向大陸地區投放的秩序。
這三大部分本身自成體系，是中國無法替代的核心實力。
中國在融入並重構世界秩序中，香港和新疆是兩個關鍵節點。
香港的二元性，使得中國得以和全球秩序有效連接，獲得來自海洋秩序的強大資本；
新疆（與歐亞內陸密不可分的歷史關聯）的二元性，讓中國得以和歐亞內陸無縫連接。
香港和新疆本身具備的無可替代的二元性，不但可以讓中國獲取來自兩種秩序的資源，也可以藉以向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投放影響力，從而進退自如，這是最符合中國特點和國家利益的定位。
05
根據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的理論框架，之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中心-外圍」的結構，這個「中心」毋庸置疑指的是西方已開發國家，而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是外圍。
從工業革命以來，作為中心的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著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技術等等幾乎所有秩序，外圍國家只能成為中心國家的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
因為西方國家的強大的綜合實力和秩序覆蓋能力，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個結構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世紀之交，西方國家開始了創新經濟的轉型，其製造業開始大量外包。而恰巧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施行分稅制和土地財政，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空白工業開發區。
於是，借著這個因緣巧合，中國以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迅速崛起，成為這場西方製造業大轉移中的最大贏家。
中國本身具有的巨量人口和超大體量最終導致，全球的製造業在環中國海地區形成了足以供應全球的集聚區，這就是經常見諸媒體的「世界工廠」的由來。
全球製造業的大轉移導致的結果是：
西方國家與亞非拉的開發中國家在事實上，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經貿隔離。
什麼意思呢？
因為亞非拉這些開發中國家工業基礎落後，缺乏形成製造業基地的各種條件，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只能處於提供原材料的最低端地位。
在之前的「中心-外圍」結構中，研發、製造、銷售基本為西方國家所壟斷和支配。西方國家需要和這些原材料來源地國家打交道，來獲取原材料。
然而，隨著製造業中心轉移到了中國，那麼情況變了，跟他們直接打交道的國家變成了中國，西方國家只需要跟外包方——中國打交道，這些開發中國家也只需要跟上游環節——中國打交道。
這就是所謂的「經貿雙循環結構」：
第一循環：中國對西方出口製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端服務業；
第二循環：中國對開發中國家出口製成品，從開發中國家進口原材料。
在這兩個循環中，中國都處於仲介樞紐地位。
雖然全球經濟的推動力依然在西方，這是因為製造業的根本需求和驅動力在於創新經濟的拉動，這很好理解，沒有需求，何來製造呢？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全球製造業秩序中，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占據了重要一環，也是美國催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深層憂慮所在。
美國意識到，不把握製造業，必然受制於中國。
製造業大量外包，雖然卸下了包袱，提高了效率，也同時增加了風險。
在中美目前政治較勁的關係背後，實際上有著經濟、貿易、供應鏈和高科技上的全方位考量。
以上所有判斷，都是源自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解構，以及中國在古代與近現代與世界的真實連接方式的梳理之上。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全新的解構拋棄了很多可能束縛我們的陳舊觀念，使用的工具不老套、不空洞，具備強大的解釋力，並拓展了我們在面對未來與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雖然當今的世界並不太平，各國正在激烈對抗並形成針鋒相對的陣營，部分脫鉤的現實，讓曾經賺的盆滿缽滿的中國的「經貿雙循環樞紐」的最佳定位已不復存在。
目前問題已非我們還想不想站穩這個最佳定位的問題，而是美西方已經達成共識不讓中國站穩「經貿雙循環樞紐」的最佳定位，而試圖在自己的價值陣營內自建供應鏈。
未來的世界將不可抑制的重新走向分崩離析，由全球統一市場進入分割市場的年代，由雙循環走向數個內循環。
這是讓人遺憾的現實，卻也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我們可能不得不需要重新找到另一條路來建立與世界的通路。
在全體化正在走向終結，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關口，我們將如何抉擇和應對，考驗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