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一名個人和兩個組織。其中一個組織名為「紀念」，Memorial。
10月8日，公布獲獎者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名比我年輕很多的北京大學校友的簡訊。她告訴我，俄國的Memorial組織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她以為我們做的Memorial也一樣好和有意義。
我告訴她，在2004年，14年以前，我寫過文章，介紹俄國人做的關於受難者的工作，文中寫到這個組織。
英文名字是一樣的，都是「紀念」。他們主要收集和整理蘇聯的受難者資料。我們的網頁則收集和記錄中國受難者的名字和生平。他們做這項工作的時間長得多，他們搜集和整理出來的資料也多得多。
他們在2004年就整理出一百三十萬名受難者的資料。我只整理出了一千人的。這是有原因的，在蘇聯，大量迫害通過法律審判進行，受害者被處死或者被送往遙遠的勞改營服刑。這些審判不是真的審判，所以被稱為「ShowTrial」，可稱為「演戲性的審判」或者「表演性的審判」。可是法院留下了記錄。在中國，則用了所謂「群眾專政」，受害者在他們的工作單位被他們認識的人侮辱打罵和虐殺。毛澤東沒費心組織哪怕是假的審判。例如，連文革前的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年死於關押中，死亡十年後普通人民才被告知他早已經死了。要找中國受難者，得到各個工作單位去找，而那些工作單位往往不准查看他們的內部記錄。在我們的網頁上和書里，一千個受難者是一個一個地找出來的，所以緩慢。
但是應該說，俄國的「紀念」組織做了長期的大量的不懈不止的努力，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令人欽佩。下面是我在2004年寫的一篇有關短文。希望我們的中國「紀念」會發展擴大。
王友琴寫於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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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發表於香港《開放》2004年10月號，後長期存放於我的網頁ywang.uchicago.edu和ccrhm.org。（這兩個網頁在2002年和2022年被中共當局在中國國內禁止了。在中國之外都能看到。我們也在繼續增加內容。）
記載1,345,796名受難者
——介紹俄國的兩張光碟
王友琴
我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里有659個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悲慘故事。
出版前曾經有人提出，這麼多名字，缺乏可讀性，刪掉一些吧。我斷然拒絕了，雖然我平常不是個喜歡拒絕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堅持。書出版後，很多位讀者說，這本用小號字密密排印的50萬字的書，讓他們讀起來就「放不下」。這使我對自己當初拒絕刪去名字的決定感到放心。「可讀性」不是這本書的主要目標，但是顯然，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對讀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種批評意見正相反。有人問，文革的受難者那麼多，你只寫了659個不是太少了嗎？對這種批評，我全部接收。我總是說，是啊，我做得很不夠，應該做得更多。有時候，我還會誠心邀請說：您可以幫助來做嗎？我從不反對這種批評，因為我知道這項工作還差得有多遠。
今年3月25日，俄國出版了兩張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萬個名字，是史達林恐怖政治的受難者。看到報紙上的這個消息，儘管先前已經讀過不少有關書籍，知道史達林的迫害規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還是深感震動。一百三十萬，多麼大的數字。這是一百三十萬個人，曾經像我們一樣存在過的生命。
大學圖書館的俄文採購應我的請求去訂這套光碟。遠在俄國的製作人回信說，他們不收費，只是經費有限，不能用快件寄來。好多個星期之後，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進電腦打開。在首頁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數字。這個數字長得讓人感到像一個身份證或者書本出版的編號，而不是一個實數。頓了一頓，我才意識到這就是報紙說的「一百三十萬」受難者數字。光碟里有他們的名字，履歷，還有照片。一個人一個人地陳列出來，總數當然就是要準確到個位的。人的單位本來就是「個」，而不是「萬」。
在數字如此浩大的受難者中，有四萬四千五百人是由史達林和政治局委員們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單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領導人們手寫的批准和簽名。光碟上有這些名單和批示的一頁一頁的照片。史達林用紅色鉛筆寫下了大而潦草的「照辦」以及他的簽名。他真是把他自己當成了閻王，可以批點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獄。在歷史上，在他之前，還沒有哪個統治者有這樣的權力和用這樣的方式來剝奪千萬人的命運。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人。有的時候，史達林還會從長長的名單中勾去一個或者兩個名字，比如，他曾經把一位女士Lily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對專管捕人關人處死人的內務部長葉若夫說：「我們不碰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明顯可以看出史達林其實並不在意名單上的人有什麼罪狀，因為他知道那都是為了治罪而編織出來的。馬雅科夫斯基那時已經死亡，他是著名詩人，曾經熱情歌頌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國1950年代的中學語文課本里收有他的詩。
至於一百三十萬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會送給史達林閱讀的。對史達林來說，一百三十萬隻是一個統計數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殺人、判刑和送勞改營的數字。他寫過一張字條：「我把Krasnoyask地區的第一類囚犯人數提高到6,600。」當時的逮捕和處罰「反革命」的命令列印出來，好像財政預算書一樣，其中把人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槍斃，「第二類」是送勞改營。只有對地位很高或者比較特別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審批名單。在史達林筆下，處死一個地區的6,600人，比殺死此數的雞或狗還輕鬆簡單。
這套光碟的標記，是一支燃燒的蠟燭。這個構圖意味著紀念和追思。這個標記線條簡單而含義明晰，是很好的設計。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們建立的受難者紀念碑。從照片看，這些紀念碑都不是高大華麗的那種，但是樸素的樣子和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們實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記憶。
在光碟的資料來源介紹中，有一些書籍的封面。這些封面設計中，有多個以一截帶刺鉤的鐵絲網為主要構圖部分。這是勞改營和壓迫、監禁的象徵。1967年，當俄國作家索忍尼辛第一部關於政治迫害系統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島》的時候，他在「後記」中指出，那一年是兩個周年紀念的年頭，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島的革命取得勝利五十周年和發明鐵絲網一百周年。正是鐵絲網在建立勞改營方面的使用和勞改營前所未有地廣泛建立，把兩個本來並不相干的周年聯繫在一起。鐵絲網成為那段恐怖歷史的象徵物。
數位化技術使得光碟的承載能力及其可觀。一張光碟上可以裝載的資料非常之多。我買過一套大英百科全書光碟。在書架上，大英百科全書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書，數位化後，也只是兩張光碟。而蘇聯政治恐怖的受難者，因其浩大的人數，竟然也要裝滿兩張光碟。這是多麼巨大的人類的慘劇。兩張光碟，很小很輕。但是這兩張光碟，裝載的是多麼沉重的痛苦，如此眾多的生命，實在是太重太重。
這兩張光碟記錄了俄國人遭受規模空前的政治恐怖，從另一方面說，這兩張光碟的製作也是一項令人驚訝的人權和歷史工程。這是俄國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在索忍尼辛的三卷《古拉格群島》中，描寫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和227個人提供的口述、回憶錄和書信，勾勒出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輪廓。因為這本書1970年他被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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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記載受難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續。有一個年輕人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DimaYurasov生於1964年，像其他同齡孩子一樣，當局不提過去的政策，使他們對史達林時代的歷史一無所知。他在高中時偶然讀到關於迫害殺戮以及史達林死後的「平反」。但是當時正是新史達林主義氣氛籠罩的時候，連他的母親也不跟他談過去的事情。他立志學習歷史。他成績優異，卻沒有去考名牌大學，而是進了歷史檔案館，查找事實記錄。後來他被徵兵，他寫的歷史小說手稿被人告發了，手稿被沒收，他被迫「檢討」。離開軍隊後他考入最高法院當了一名職員。他設計了一張關於受難者的標準表格，包括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死亡時間，民族，黨派，社會背景，最後的工作地點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實，平反狀況。在18個月裡，他做出了十萬張受難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發現後，他被開除。後來他當了卡車司機。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個集會上，開始的發言者們都只是用一些隱喻和拐彎抹角的話來談論過去。老一代的人慣於用這種方式說話，他們最直接的抱怨僅僅是得不到信息。Dima產生了受挫感。在散會之前，這個23歲的年輕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說他已經收集了123，000張受難者卡片。他告訴聽眾，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長給赫魯雪夫的機密信件，從1953年到1957年，60萬人得到了平反，從1963到1967年，又有61萬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聽眾被深深震動。主持會的一位年老的歷史學者，激動地說：「這個年輕人知道得比我們都多。我對他非常感激。」
在這12萬3千名字之後，名字繼續增加。2000年，發行了上面有60萬個受難者的光碟。然後，經過努力，這個數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國出版的一部近700頁的英文書《古拉格：一個歷史》，對整個迫害制度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記載。這本書的作者AnneApplebaum是美國人，她沒有俄國人的親身經歷，但她做了29個採訪，閱讀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檔案資料和發表物。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有一個以上的引文，關於材料出處的註解就有49頁，引用過的文章有三百多篇。這本書寫得紮實，細緻，清楚，條理分明，是一本優秀的著作。今年看到這本書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聞報導，我開玩笑說：好像我在評獎委員會裡面似的。同時我也意識到，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材料，顯然是來自俄國人已經完成的大量的有關工作。
「種族滅絕」,「大宗謀殺」，這些詞語現在被用來描述二十世紀發生的反人類罪行。到底「種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幾百，不是幾千，也不是幾萬。這兩張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萬多個人。而且，這不是全部受難者，只是有記錄的經過法庭審訊的人。光碟製作者說，受難者總數有十倍於此。他們還在繼續作。
誰是做這項受難者名字工程的人？報紙介紹說是一個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獻精神的群體。光碟發行時，他們的一名發言人說，作這項工程是為了記錄歷史真相，揭露史達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關於最後一點，我想他們自己就是一個典範。這不是一項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寬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觸的材料只有令人悲傷的內容。長年累月致力於此，必需要克服內心的恐懼和軟弱。只有在很強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堅持。
閱讀史達林時代的故事，對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會有雙重的痛苦：既為俄國人的悲慘遭遇，也為在中國發生過的極其類似的事情：迫害的規模、性質和手段，甚至一些細節。
在史達林時代發生過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也發生過。中國也有過最高領導人簽名大批逮捕關押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過為紅衛兵打死數千老百姓歡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過指導如何進行「群眾專政」、召開「鬥爭會」和建立「牛棚」的各種高層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國也有過千千萬萬的政治恐怖的受難者，人數不會少於俄國。
而這裡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俄國人已經把130萬個受難者的名字書寫出來了。他們沒有覺得名單太長、沒有人會感興趣。他們堅持努力，不但為受難者平反，也記載他們的名字和遭遇。他們堅持要還給死者名字和尊嚴，實際上也是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們所完成的，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的偉大人文傳統。
寫於2004年9月
附記：
這篇短文寫完不久以後，有一天，一個年輕人來到我的辦公室。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的樣子，二十來歲，穿牛仔褲和體恤衫，只是說英文有口音。他是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數學系讀了本科後，到芝加哥大學來讀研究生。他對中文這樣一種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語言感到非常好奇，於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電話，來談談中文是怎樣一種語言。我很高興和這樣一個聰明而有求知心的學生談話。談了一陣語言問題，我拿出了這兩張光碟。我說我的俄文知識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幫助解釋一些東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國人怎麼看這樣的歷史。
他說：聽說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時候被殺害的。
我說：那我們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
他在我的電腦前坐下來操作，一邊卻猶豫著說：我怕會有拼寫錯誤。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說的「曾祖父」，實際上是他的媽媽那一邊的，而且是他的母親的母親的父親。儘管都是父系社會，孩子們都用父親的姓，但是英語親屬稱呼不區分是父親的還是母親的父輩和祖輩，不像中文把母親的父母稱為「外公外婆」以示區別。因為這個原因，他有點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親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光碟上的文字，說：不會錯。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職務。他說，那是他外婆外公的老家所在地，他的曾外公是那裡的一個礦上的視察員。那是一個小地方，不會有同名者。
我讀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1938年2月處決，根據法律58條之二和之四。
我在索忍尼辛的三卷大書《古拉格群島》書里讀到過這個法律「58條」。這是關於所謂「反蘇維埃罪」的法律條文，其中有14個分條。第十分條「包括號召推翻、顛覆或削弱蘇維埃政權內容的宣傳獲鼓動，以及傳播或製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內容的文字材料。」索忍尼辛支出，這個條目的但書只規定了在和平時期的最低刑（不能低於！不輕於！），而最高刑罰則是沒有限制的。
這名數學研究生說：「這個人的女兒，是我媽媽的媽媽，她還活著。」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說，這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太久以前，跟活著的人依然緊密相關。
於是，我建議他複製光碟，寄給他的媽媽和媽媽的媽媽。我們馬上就動手複製。應該說，這也正是光碟的製作者的願望。後來，我也給別的人複製過這兩張光碟。
我受到的震動至少是在兩個層面上的。一個是俄國受難者的廣度和密度。自從收到這兩個光碟之後，我只和僅僅一個從俄國來的人談起這個事情，他的媽媽的外公就在其中。這當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總人口和受難者的比例，就知道這是規模非常大的殺戮。第二是關於判處死刑的法律依據的。索忍尼辛多次指出這個「58條」的荒謬和殘忍，犯上這一條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如這名研究生的曾外公，就被判處了死刑。
不過還應該看到，在我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書中，有比史達林更殘酷的。
一份寫於1967年的死刑判決書寫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特判決如下：判處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執行。」在一份寫於1968年的15年的判決書中，只寫了「按照黨的政策，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判處現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寫於1970年的判處13人死刑的判決書里，寫的是「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顯然，從文革的第三年開始，判決書不再引用法律條文。
又過了一些時間，俄國人把受難者的名字列在了電腦網上，網址是www.memo.ru。他們的標誌是一支燃燒的蠟燭，意思是燃燭紀念。他們也建立了一個組織，名為「紀念」。他們搜集關於受難者的資料和物品如日記、書信等。歷史學者可以使用他們收集保存的資料寫現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