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那個狂熱的20年代，知識分子和政界瘋狂迷戀蘇俄。而徐志摩卻能洞穿時代的迷霧。
在我們的印象中，徐志摩是一位浪漫的詩人。而這種詩人的特質是簡單、純淨。也許是徐志摩這種單純而健康的人性，使得他不同於20年代的其他知識分子，在洞察方面，這種特質就是一種絕對的優勢和天賦。除了詩人的標籤，徐志摩也是一位英美式的保守自由主義者。
徐志摩是羅素的信徒。羅素是深深影響近代中國20年代知識界的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徐志摩利用上哥倫比亞大學的機會，跨越大西洋去拜訪羅素。羅素曾隨英國工黨訪問蘇俄，去之前，羅素也是蘇俄的擁護者和崇拜者，回來後，羅素立即轉向，成為尖銳批評蘇俄的堅定者。
羅素的態度也影響到了徐志摩，徐志摩曾在蘇俄呆了三天，面對革命之後的俄羅斯，他觀察地很細膩，除了拜訪托爾斯泰之女，大學教授和列寧墓外，甚至路上的行人的表情、街道旁的商定的商品和陳列都在他的觀察之內。徐志摩見識了新社會的新秩序。徐志摩和羅素一樣，也開始回歸保守的自由主義。
徐志摩也描述了羅素拒絕蘇俄的原因：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實現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能夠實現，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殘酷；就後者而言，它太虛幻。為了實現那個虛幻的烏托邦，採用慘烈的暴力手段，讓人類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羅素害怕的。羅素不滿於人類生存現狀，但他拒絕流血。他也致力於救渡人類，但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和平的。
除了羅素，韋爾斯也和羅素持同樣的態度。他看穿了「原來一切都是演戲。」而徐志摩也肯定：「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
1925年秋天，作為《晨報副刊》主編的徐志摩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討論。徐志摩把這場大討論看的很重：「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他計劃通過這場討論來打消青年學生中那個「人類美好的未來」和「人類的天堂」。
在「仇友」討論中，最厲害的要數清華大學張奚若的文章《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他直抒胸臆：蘇俄是敵而不是友。他認定蘇俄對中國的危害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還要大：「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聯竟然毫無原故的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對於好友胡適認為「偉大的政治實驗」，徐志摩更是批評尖銳並提醒胡適：一、「蘇俄所懸的那個『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沒有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二、「認清了他們的目標，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研究他們的方法對不對？這過程中所包含的犧牲值得與否」；三、「蘇俄有否權利到中國來宣傳他們單獨發明的『政治福音』。而這些問題，胡適也表示自己確實尚未思考，他對徐志摩的反駁中，與他自由主義者的許多價值確實不太相符。
張象鼎曾致信徐志摩，蘇俄的黨化教育是新教育。徐志摩連夜致信張象鼎——《對張象鼎來函的按語及答覆》，並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報副刊》上：
這種教育，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出現過，那就是中世紀的教會專政。「它不僅劃定思想的出發點與方向，不容絲毫的含糊，並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體」，在這種專政之下，人們的信仰是規定的，知識範圍是圈定的，習慣種種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說懷疑上帝或懷疑教會，就是有一點非正宗的見解，被看作異端，也要被活活燒死。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時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經爭得幾百年後的歐洲人，回望那黑暗時代的嶙峋劌目，沒有不打寒噤的。」自從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才一步步獲得了自由。
這也表明，面對複雜的國運，有人這樣提醒過——它至少證明，當時的知識界並非全都犯糊塗，甚至頭腦發熱。而徐志摩的見解，也被後來的歷史一一驗證，造成了幾代人的苦難，可惜徐志摩死的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