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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鐐銬的無聲中國
三年來，中共以「防疫」之名在整個中國⼤搞封城、封口、挪騰⼈的「⽇常⽣活恐怖主義」，「弱民」、「貧民」、「疲民」之術⽤到登峰造極，其本質是進⾏⼤規模服從訓練，為習近平「復辟」帝制登上獨裁專制的「皇帝」寶座掃除障礙。⾼壓下的中國，民不聊⽣，百業凋敝，萬馬齊喑，民企閉戶，外企跑路，中產盡鏟，⽆產倒懸。天怒⼈怨，⼈神共憤之際，儘管抗爭此起彼伏，層出不窮，但規模都較⼩，並很快被中共⽡解，未能形成雷霆萬鈞之勢。
彭載⾈四通橋壯舉，道義薄雲天，從歷史經驗來說，本會是⽕⼭爆發的引爆點，儘管⼈們不斷衝破禁錮以各種⽅式傳播彭載⾈的壯舉及其所揭⽰的真理，但依然沒有出現⼤規模的反極權運動。⼆⼗⼤開幕式的調⼦更是把改⾰開放積累的⽂明成果徹底清零，把百年來中國⼏代⼈追求民主⾃由的艱苦卓絕奮⽃之路打回原點。這本是已經睜眼看過世界精彩的國⼈的承壓極限，本可以是壓⼒鍋⽯破天驚拼死⼀爆的時刻，但依然沒有產⽣如伊朗般撼動獨裁基⽯的⼤規模抗議⾏動。
鐐銬中國，何以⽆聲？
故國夢斷，⼭河破碎之際，避⾛他鄉的有識之⼠與海外民主運動的各個陣營扛起了反極權爭⾃由求憲政的⼤旗，在提出策論的同時，對國內死⽔⽆瀾的狀況感到「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甚⾄把中國⼈當做⼀個整體辱罵為「奴才慣了「活該」。為了⾃由中國之奮⽃有成效，我們必須去深刻省察⽆法產⽣⼤規模抗爭的複雜遠因與近因，才能爭取、聚合國內外更多的民主⼒量，才能見招拆招，功不唐捐。
二、作為遠因之結果的近因
其⼀，社會抗爭的領導、組織⼒量被徹底⽡解。縱觀近現代史上⼤⼤⼩⼩的社會抗爭運動，青年學⽣、知識分⼦、社會精英都是領導與組織⼒量。在今年4、5⽉份開始的對上海展開的最為嚴厲的封控期間，學⽣被嚴厲禁⾜於單⼈3-4平⽶或4⼈10多平⽶的宿舍促狹空間⾥，「牢飯」由志願者送上門，上廁所都要換牌⼦。對學⽣⽣理、思想、意志的摧殘之酷，史⽆前例！以⾄於不斷有上海⾼校教師⼤聲疾呼「這是世界上最殘酷的服刑，因為就是囚犯也有放風時間。學⽣們在逼仄的空間⾥連呼吸都困難！」知識分⼦與社會精英也被禁⾜家中，在⼀⽇兩次披星戴⽉的核（酸）試驗、⽇夜搶團購⾷物、以及不准鬆懈的在線⼯作（包括加碼的政治會議）中早就耗盡了精⽓神。
其⼆，社會抗爭的成員⼒量⽆法整合。封控期間，所有被禁⾜家中的市民成為原⼦化個體，⾷物購買與核酸試驗被要求以樓棟為單元進⾏，每個⼈編隊於⼀個樓棟編碼（正如葉普蓋尼⾦反烏托邦作品《我們》中揭⽰的情形），被⽹格化為⽆數碎⽚。⽽且，「⼀⼈陽，全樓棟進⽅艙」的連坐制讓市民既不敢也不願異動——怕連累鄰居。再有，封控伊始，每⼀個樓棟中的中共基層黨員都被組織賦予監控使命，作為封控單元的⼀個樓棟的微信聊天群都⽆法產⽣「妄議」語⾔，更別說⾏動。其三，抗爭的動員機制被⽹絡監控徹底破壞。⼀般的社會動員都需要通過信息傳遞來進⾏成員招募、⾏動規劃以及實施⾏動。物理空間被封控、隔絕的同時，信息傳遞的重要渠道——微信等社交媒介平台的封控也不斷升級。各種號召抗議、表達抗議的聲⾳⼏乎是「見光死」。⽐如，筆者的朋友——⼀名在滬上頗有影響⼒的憲法學教授，撰⽂表⽰封控是嚴重違法⾏為，很快⽂章被404，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的聲⾳。包括為學⽣「減刑」（讓學⽣可以在校園活動）吶喊的微博帖⼦也是秒刪。現代傳播技術的使⽤是道⾼⼀尺、魔⾼⼀丈，當整個社會在信息⽹絡⾥被分割、隔絕，⽆法守望相助時，控制者的信息⽹絡與⼈⼒⽹絡卻是⾼度整合的、更技⾼⼀籌的。（附帶說明，美國思考中國問題的邏輯還是太正常，認為青年失業率是中國⾯臨的危機。獨裁者之所以是獨裁者，他根本不按邏輯出牌——⼤量⽆業、失業青年被招募為⽹監專門刪帖，其餘的也許將送往既定的侵台戰場上。分化社會團結，解決青年就業，為稱霸野⼼輸送炮灰，⼀舉三得，他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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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數字極權主義」將抗爭⾏動的物理空間幽靈化。這些年在產、學、研、政界吵得極熱的⼤數據、⼈⼯智能、元宇宙等概念，還沒來得及運⽤到造福社會、民⽣上（⼀直這麼⿎吹的），率先成為控制社會的完美⼿段。當極權主義與數位技術聯盟時，其邪惡性遠超納粹時代，且難以識別。⾏程碼、核酸碼就是⼀個個如影隨形的監控器與電⼦鐐銬！每個⼈同時就是⼀座「移動的監獄」。數字時代之前的社會監控，監控所處的地點與時間是相對固定的，⼈是移動的，⼈們總能夠在監控不可見及的時空找到⾏動的機會；之前的監獄是固定的、針對特定⼈的，現在的監獄是與⼈⼀起流動的、並針對所有⼈的。在解封後⽆死⾓的監控下，被封控早已被耗盡⼼⼒的⼈們，再難以產⽣⾏動。
其五，⽅艙——作為集中營象徵符號，成為⾼懸於⼈們頭上的達摩克⾥斯劍，「也許明天就輪到⾃⼰」的恐懼感，摧毀了⼈們的精神與意識世界。封控之初，⽅艙是征⽤學校、體育館、醫院等設施，是臨時場所。其惡劣的條件，以及被強⾏帶往不知何處的執⾏狀況，讓⼈們在恐懼中⽇夜警惕，把家庭作為嚴防死守的單元，又談何社會抗爭？近⽇，各⼤城市啟動了天⽂數字招標的「⽅艙」隔離點固化建築項⽬，這⽆疑是在建「集中營」——把固化⽅艙作為⼀種精神與⼼理恐嚇符號，將進⼀步培養順民，把法西斯統治「常態化」「合法化」「長期化」。說來黯然，如果制度不改，將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將難以產⽣社會抗爭運動。
其六，不同城市採取差異化封控，分化、⽡解了抗爭的團結性：通過長期（尤其是亂政⼗年）的信息封閉洗腦和奴化教育，中國社會已分化為三類⼈——蠢⼈，壞⼈，有獨⽴思考與判斷能⼒的⼈。蠢⼈，就是只接受官⽅信息來源與渠道的⼈，占中國⼈⼜的絕⼤多數，⽂化程度不⾼者占⼤多數，是⽑左、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溫床，主要分布在鄉鎮、⼆三四線城市，這⼀類⼈又分為沉默的⼤多數與「民間戰狼」——前者只是默默⽣活，⽆⼒影響社會，後者成為數字極權主義統治的擁躉與基礎。
壞⼈，又可以稱為騎牆派，精緻的利⼰主義者，「平庸的惡」的艾希曼。他們什麼都明⽩，知道極權社會的惡，但裝糊塗，附逆諂媚。他們貌似忠厚，卻壞到⾻⼦，時刻準備為極權者獻投名狀。各種社會階層都有這樣的⼈，也是極權控制的基礎。
有獨⽴思考能⼒者主要是中產階級——接受過良好教育，有多元信息來源與渠道，持有更包容、開放的現代觀念，主要分布在北上⼴深這類⼤都市中，他們更有反抗精神、願望與能⼒，更妨礙「皇帝」登基。因此，中共對這些城市進⾏極端殘酷、嚴厲的封控（上海2500萬⼈近2/3⼈⼜是⾼學歷專業技術⼈員，兩個⽉⾜不出戶，被⾷物短缺、不減的在線勞動強度與半夜三更做核酸折騰到暗⽆天⽇），摧毀了這些⼈的個⼈⽣活理想與公共理想。這也就意味著變⾰⼒量的中堅——中產階級被鏟跪。⾄此，中共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原理運⽤到登峰造極——隨時封，隨時放；⼀陣緊，⼀陣松；長⼀陣，短⼀陣。⽣活、⼯作被⽆數次、⽆規律中斷、且隨時需要重新調整⽣活、⼯作以及⼼理秩序的上海⼈，飽受蹂躪、磋磨、疲於奔命的上海⼈，不得不「感恩」——我受不了了，你痛快給我⼀⼑吧！我已經繳械服從了，你放過我吧！這種慘烈⽆道的酷刑，前⽆古⼈，後⽆來者，是中共「偉⼤」「光榮」「正確」的發明！
對成都等⼀些相對重要的省會城市封控就「⼈道」了些——⼀家每天可以出去⼀個⼈買⽣活⽤品（上海是任何⼈任何時間都不准出⼊家門），且封控時間為⼀兩周，分區塊輪流封控（⽽⾮全城）。即便⽣活不⽅便，怨⾔四起，尤其地震不准出門避難的措施引起公憤，但由於⼈們體會到的⽣活、⼯作秩序的中斷是相對溫和的，基本採取配合的態度，認為配合國家防疫政策是光榮的，甚⾄對於那些有固定⼯資的⼈群來說，封控等於休了「⼀個黃⾦假」且還可盡享官⽅送上門的免費「愛⼼蔬菜」。由此，上海⼈被嘲笑不懂得休假享受，不懂得對政府提供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活感恩，過於矯情，⽆病呻吟。
中共對⼀些⼆三四線城市（民族地區另當別論）⼀般封控兩三天，這些城市的市民普遍感覺興奮，「排隊做核酸挺好玩」，「別的城市⽃輪到了，也該輪到我們了「（似乎是⼀種被重視的榮譽），他們⽆法對上海這種城市在和平年代、在最富庶繁榮的地⽅卻挨餓⽆法有共情能⼒。封控對這些城市製造了「嘉年華」的⼼理效果——⼈們從平庸、按部就班的⽣活中短暫超脫出來過⼀會⼉「超常」⽣活，參與「戲劇性奇觀」與「儀式性」活動，會產⽣愉悅感、興奮感，並把創造這種狂歡效果的⼈當做偉⼈——對⼤多數⼈來說，這種「超常」⽣活的獲得是千載難逢的。
始作俑者，斷⽆後乎？如此陰險⽼道的下三濫分裂⼈群之術，⾮⼗惡不赦的壞⼈是想不到的！獨裁者從來不缺乏擁躉，法西斯主義有著⼴泛的群眾基礎。在這種分裂中，⼤多數省份、地區、城市（除了有獨⽴判斷⼒的⼈，有悲憫情懷的宗教⼈⼠）都在看其他城市的笑話，都在炫耀⾃⼰的配合、感恩以及即便有困難也能夠克服的勇敢。這樣的被⽤⼼險惡的獨裁者操控、分化的社會，又怎麼可能產⽣⼤規模的社會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