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白紙抗議拆分為三個"平行"的運動——工人階級的抗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的抗爭以及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同時提出當下中國海內外社會運動面臨的三個困境：本土民間社會長期缺乏基礎建設、海外運動如何與本土議題聯結和社會運動缺乏對工人階級抗爭力量的重視和聯合。
此為針對2022年底白紙運動的反思長文，簡略版本由報導者由刊發，題為"白紙抗議集結的三股力量：理解中國2022社運抗爭局限與革命性"。因簡略版本刪減了針對整個封控抗議潮發生的背景分析，獲作者左玥授權，故在此分享原文供讀者討論。
隨著各地政府開始悄無聲息地大規模傳喚/羈押白紙運動抗議者，不可否認，因三年嚴苛封控而激發的"白紙運動"已經迅速走入了尾聲。這一波被稱為"八九"後絕無僅有的全國封控抗議潮，在工人、市民和學生間短期內跨區域地自發地迅速聯動，政治化的口號在跨階層群體中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這場運動浪潮無疑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是具有革命性的，或者說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問題蓄積而發生質變的直接呈現，完全刷新了我們對於國內群體抗爭的想像。
即便如今在解封的大趨勢下，民眾的訴求似乎已經得到一定的滿足（儘管陷入了另一種政府極端躺平的"混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波抗議的政治積累將如以往的群體運動般再次煙消雲散。可是為什麼這波抗議潮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褪去？除了政治打壓的常態困境外，我們該如何理解和反思這場運動浪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作為一個長期在國內從事NGO和基層組織工作的行動者，我試圖拆解白紙抗議潮中出現的三個"平行"運動，釐清彼此的互動和張力，提供一些實踐性的運動反思。
1.封控抗議潮為什麼會發生？
白紙抗議縱然是由新疆烏魯木齊大火悲劇而激發，但若回溯這場運動的本質，我們必然無法忽略三年"清零政策"造成的系統性的人道災難和政治經濟性危機。正如網民所評論，"清零政策"幾乎成了新時代的"基本國策"，民眾的經濟、生活、醫療、文化、心理等民生需求都毫無協商餘地、被迫地讓步於這一政治任務。因應新冠變種omicron極高的傳播性和難控性，僅2022年上半年，全國就有超過4億人口都處於被封控的停滯狀態，尤其以上海和新疆、西藏、雲南等邊境地區為甚。封控下衍生的次生災害、經濟民生和政治危機成了這場抗議浪潮中最為核心的激發因素。
封控下的疫情次生災害。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吉祥苑大火因封控措施而造成的至少十人死亡（均為維吾爾人）和當晚新聞發布會官方指責遇難者的言辭——"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是點燃群眾憤怒最後一把火。但事實上，這把火從武漢封城後一直就沒停過，經歷2021年南京揚州等地封城、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期間絕望自殺的居民不計其事，亦有數不清突發疾病卻得不到任何及時救治而死亡的悲劇；2022年更是全國集體創傷的一年：9月18日貴州轉運巴士側翻27人遇難，11月1日蘭州三歲小孩一氧化碳中毒卻因疫情防控遭阻而耽誤搶救，11月11日深圳大學封控1個月無合理安置致後勤女工跳樓自殺，11月18日廣州外來工感染新冠後在方艙集中隔離期間自縊，再到11月21日湖南安陽一廠房大火致38人死亡（多為女工）……我們幾乎無法全面記錄封控下發生的每一件人道悲劇，因為每天各地類似的悲劇都層出不窮——這是全體民眾共同的疫情創傷，每個人都是其中的親歷者。正如西北政法大學一男生背著的抗議紙板所書，"大巴車翻車的是我，生病拒診的是我，崩潰跳樓的是我，火災被困的是我。如果這些不是我，那麼接下來就是我"。
封控下的經濟民生危機。在官方看來，封控三年似乎很好地減少了新冠對經濟生活的中斷，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2022年全年期間大量的失業、裁員、金融糾紛等事件，甚至整體消費力的疲軟，無不預兆民生危機正在急劇積累。一方面，疫情期間政府的紓困方案主要聚焦在為企業提供社保補助和減稅，而勞動者幾乎沒享受到政府的任何經濟性支援，完全靠自力更生[1]；另一方面，長期的隨機性、突發性封控措施令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者收入變得極不穩定，失業人數驟增，部分勞動者加入非正規就業行列，如外賣行業[2]，但長時間間隔性封控和資本不斷進化的算法剝削，並沒有令勞動者獲得穩定的經濟收入。遺憾的是，我們難以獲得最真實的失業數據，但從2022年兩個公開數據足以窺見封控下民眾處境的急迫性。一個是，年輕人和受教育群體失業率/待業比例驟增。2022年7月份政府的官方數據顯示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為19.9%；另有民間商業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4月，全國應屆高校畢業生去向落實率僅為23.61%。另一個是，全國GDP增長目標的不可及。政府原定全年全國GDP增長目標為5.5%，但實際上前三個季度增長僅3％，當下第四季度疫情大爆發亦使GDP增長完全不可能實現。大量的勞動者失業或收入中斷是封控政治下必然的經濟代價。
因此，在11月26-27日白紙抗議浪潮發生之前，整個11月甚至過去的半年裡，全國各地的城中村或流動人口聚集的社群都零星不斷地爆發反對封控、自發拆圍欄的以"生計訴求"為驅動力的抗爭，尤其是以11月14日數百上千廣州海珠區康樂村外來務工者[3]和11月22/23日上萬鄭州富士康工人大規模抗議為代表。這一波城中村社區的抗爭甚至在白紙運動被打壓之後仍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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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性的防疫疲倦和政府不信任度增加。中國社會管治的合法性危機顯然在疫情前已經悄然醞釀。近年來，經濟發展的疲軟和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的渺茫已經令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勞動者感受到了生存的迫切感。從社畜到內卷，從躺平到"潤"學，甚至到"最後一代"，這都代表了新一代年輕人對資本主義嚴重分配不公的消極反抗；遞進的絕望感都可以從這些每年"新發明"的文化詞彙中真切感受到。各類社會危機事件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應，而是一律以"境外勢力"為由的拒絕對話式和污名化的方式進行壓制，民眾愈加清楚公權力的獨裁本質，如成都49中案、弦子"反性騷擾案"、豐縣"鐵鏈女"和烏衣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概如此。
再者，普通民眾意識政治化覺醒自2018年的修憲取消"主席任期限制"開始，終於在今年"二十大"前夕，由彭立發（網名彭載舟）在北京四通橋一把火點燃。雖然這一孤勇抗議在網絡空間轉瞬即逝，彭立發亦隨後被徹底人間消失，但直到他的那句"不要核酸要自由"[4]在白紙抗議中廣泛呼喊，我們才覺察到民間的政治反抗意識已經悄然形成。這一新的民間政治反抗的圖景，在疫情前已經鋪墊，非人道封控舉措導致的次生傷害和經濟民生危機只不過進一步加劇民眾對整個體系的不信任。此外，"二十大"後封控不僅沒有如預期放開反而各地層層加碼，民眾渴望解封的期盼落空；國務院新出"二十條"形成了放開和封鎖並舉的張力，產生了更多地方和中央政策上的衝突和混亂，這更是直接給後續的反封控浪潮埋下重要的政策伏筆。
2.為什麼這是"三個運動"？
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事故後，次日即在當地引發大規模的群眾反封控遊行抗議。火災引起的悲憤迅速傳遍了整個網際網路，而後於11月26日下午南京傳播學院和晚上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手持白紙的悼念抗議，直接拉開了整個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地華人的白紙抗議浪潮。短暫的周末兩天內，全國各地超過200所大學學生在校園表達抗議，十幾座大城市均出現市民上街抗議，隨後世界各地數百個城市有離散中國人社群發起上千次抗議響應國內的抗爭。
這場以"白紙"為象徵的抗議潮，從"反抗封控"到提出更為激進的政治性訴求，看似是連貫的、跨區域、跨領域的全民性政治運動。但實質上，這其中糅合著三個"平行"的運動——工人階級的抗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的抗爭以及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我將這三個運動從封控抗議潮中拆解，並非是要強調三者的獨立性，恰恰是想突出這三個運動中在封控抗議潮中的相互交融；而三個運動的平行共存間的張力，又幫助我們理解這股抗議潮中的複雜性和局限性。
當"白紙"作為整體運動的象徵在海內外被廣為引用時，整一個運動的討論核心基本只聚焦於國內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議和海外離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但這一敘事完全忽略了發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來務工社群的工人抗爭。工人階級的抗爭在此次白紙浪潮中的作用為何應被重視？我們無法忽略富士康工人鬥爭經驗對整個後續白紙運動的啟發。10月底鄭州富士康疫情失控導致工人翻越廠牆鐵網的"大逃亡"，11月底因違反合同獎勵承諾再次導致上萬富士康工人抗議，直接與資方和大量鎮暴警察暴力對抗。這兩次的富士康工人抗議有別於長期以來缺乏可見度的工人維權[5]，大量衝突性的視頻/圖片藉助抖音、快手等在各個平台現象級地傳播，這一反抗暴力封控和資本剝削的工人行動幾乎引起了全民的共鳴——腐敗、混亂、非人處境都是集體經歷。
一定程度上，富士康工人的直接行動給後續的白紙街頭抗議潮提供了重要的抗爭行動資源——網絡的呼喊不再被聆聽，而街頭才是發聲的主場。實際上，城市中此類工人社群反封控的抗爭幾乎貫穿了整個2022年。據"異言網"不完全統計，在白紙運動潮前，今年6月份以來就有近80起反封控的抗議，多數發生在城中村/工人社區。工人是疫情封控下最敏感的群體，無形的病毒和有形的生計危機倒逼著他們的反抗，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一波工人抗爭甚至在白紙運動被打壓之後仍在各地持續[6]。
新疆大火無疑是促發群眾憤怒閾值的"最後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為參與主體的"悼念式"的城市街頭和高校抗爭由此揭開。這一波各地同時自發的抗爭，實際上是整個封控政治問題的系統性呈現：疫情次生傷害和集體創傷的情感積累、封控下的生計危機形成的政治經濟結構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爭提供的行動破口、"二十大"後民眾對防疫政策預期的落空和政策張力、以及四通橋孤勇抗議提供的政治化話語資源，這些共同成為這波城市/高校運動潮的重要動員資源。而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也正是在這樣背景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新生代海外離散中國社群，在過去數年迅速經歷激進化的政治演變。2018年任期修憲在海外高校引發了小規模的#NotMyPresident校園海報運動，今年"二十大"換屆前夕彭立發四通橋抗議事件激發了新的校園海報運動，四通橋的標語幾乎在全球主要大學隨處可見，規模甚大。隨後，國內各大城市白紙運動的爆發，新生代中國離散社群被大規模直接動員，自發地組織和參與到本地的線下抗議。這種海外團結行動規模和形式完全是在（八九後）過去三十年來從未有過的。
本次抗議潮中，海外的團結運動與國內本土的白紙抗議縱然是相互呼應的運動整體，但是兩者間不同的運動主體和議程設置，和政治訴求上的張力，必然決定了他們在中國反對運動中將扮演的不同角色。這也是本文區分兩者關係的緣由。我們亦將本土的封控抗議潮進一步區分出工人主體和城市居民/學生主體兩部分的運動，並不是為了區隔兩者的關係，而恰恰是要提醒運動參與者不能忽視長期以來工人社群為中國民間反抗運動提供的運動資源和意識啟發——根植於經濟體系的社會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運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同時也要強調其韌性特質和團結工人運動的必要性（下文講述）。而在本次封控抗議潮中，兩者也不是天然在時間、空間上絕對區隔的——11月27日下午持續到晚上，武漢各區數萬民眾（包括外來務工者和居民）沿街拆圍欄的抗爭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3.封控抗議潮的革命性
如今，整個封控抗議潮隨著政府"躺平"式的突然放開進入尾聲，當局亦循常態開始對示威參與者進行秋後算帳。運動高潮的轉瞬即逝且未見任何結構性的政治改變，我不認為需要將這場運動抬高到"革命"的位置上，儘管這種論述有助於在國際社群的傳播。但這場封控抗議潮所呈現出來的革命性，或者說進步性，仍然需要被深入討論。
中國工人群體長期以來的激進抗爭傳統無需在此多加贅述。從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潮伴隨的成千上萬工人的集體維權潮，到本世紀初以來（尤其是2010年前後）市場經濟下農民工爭取合法權益而爆發的各種野貓式罷工，封廠門、上街、堵高速路等都是工人維權的常態範式。工人群體的邊緣性和政府對工人運動的高度敏感性和高強度維穩，都令工人的激進抗爭長期以來都不為民眾所知，但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國社會所引發的廣大迴響，其為本次白紙抗議所提供的運動資源，再次啟示了未來中國反對運動必須將工人運動視為重要核心部分。
以城市居民/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在"八九"之後並非不存在，但這次封控抗議潮中集體呈現出來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趨勢，卻是完全一副新的運動圖景。以往的城市抗爭，多數只是聚焦在特定議題下的集體行動，如2007年廈門與2014年廣東茂名市民的反PX環保示威、2016年深圳與江蘇崑山呼籲"公平教育"的家長集體維權、或2010年廣州"撐粵語"的文化保育抗議等，又或者零散的民運/維權人士主導的小規模、缺乏影響力的抗爭。這次的白紙抗議，名義上絕大多數人的直接訴求仍然圍繞在反對嚴苛封控，但在人群中夾雜的政治性口號——"習近平下台"、"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開始在抗議中被群眾接納和共同喊叫。
"四通橋抗議"可能是催生這系列政治性口號關鍵的一把"火"，但絕不是這一政治質變的源頭。過去數年（追溯到在疫情之前），我們在網絡空間已經明顯觀察到，中產或受教育群體對於財富積累和向上流動性的日漸絕望，從社畜、"躺平"到"潤"學的意識跨度，已經逐漸顯現民眾對於當下政治經濟體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致使政府不得不出用國家宣傳機器來駁斥"躺平""潤"等"糟粕"的反資本文化。過去，這些生活的"失落"並未真正轉化為實際的反抗行動，而這次發生在城市的白紙抗爭則是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這一革命性的政治質變。當下，我們未必可以預料未來的中國群體運動會如何組織和發展，但至少這場白紙運動已經開拓了民間運動新的政治化想像，完全顛覆了以往城市抗爭以孤立的去政治化議題為訴求或以維權人士為核心的動員模式。
這一波響應國內白紙抗議的全球數百座城市/高校的團結行動，突破了"八九"以來傳統民運以政治領袖為核心的政黨式動員和政府遊說/倡議的抗議範式，以留學生為主體的離散社群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反抗政治。傳統的中國海外民運在過去備受詬病。這種以海外民運領袖為主體的、強調直接的政治反對姿態的政治倡議，夾帶著強烈父權化和保守主義傾向，完全無法凝聚和組織起海外廣泛的離散中國社群，更難以連接國內本土的社會議題和跨階層社群，甚至令新生代離散社群主動遠離。但這一次響應白紙抗議的海外聲援，卻多數是由新生代離散社群作為核心組織者進行議程設置和社會動員，側重於與國內運動的聯動和支援，並主動與海外不同公民團體進行對話以放大團結運動的影響力和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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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很多地區（如紐約、倫敦、多倫多、溫哥華等地）的團結運動中，現場抗議不僅出現了大量涵蓋國內女性、性少數、勞工、新疆等多元議題的口號或示威板，在活動組織方面也強化了對多元群體/議題的尊重和關注，這尤其體現在對新疆集中營議題的特別關注。在各地爆發白紙抗議後，海外的離散中國留學生社群曾根據國內多地的抗議，整理出相對溫和且可令國內運動更為聚焦的"4個訴求"──（1）允許公開悼念（2）結束清零政策（3）釋放維權人士（4）保障公民權利──這些溫和訴求希望給國內的抗爭者爭取更多的安全空間，因此並沒有強烈的政治化傾向，這也看出這波海外團結運動以國內運動為中心的取向。但隨著海外中國社群更多的討論和社群間對新疆議題的相互教育，作為運動起點、烏魯木齊大火里受害最重者，維吾爾人遭遇與聲音也開始在集會上被重點強調，因此海外抗爭者社群也出現了增加第5個訴求的倡議："停止種族迫害"或"關閉新疆集中營"。
這一系列進步性的新生實踐，或許暫時代表不了整個海外團結運動的全貌，但這種與國內議題相聯結的進步性動員和倡議，顯然正在重塑一種新的海外離散社群的反抗政治。
4.封控抗議潮的局限性
回到本文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和回應本次封控抗議潮的局限性，又如何看待本次運動潮的迅速褪去？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將這場抗議潮理解為三個運動的原因：即便這是一個起初有著共同訴求——反封控——的跨階級跨地域的運動，但是自運動發生後，其後續發展和動員完全是三種不同的模式，而這恰恰是封控抗議潮的運動困境所在。
以城市廣場或高校為基地的城市居民/學生運動，在後續發展中基本不再與工人社區的反抗產生聯結。這並不是要否認前者在運動上政治化或激進化轉向的價值，而是這種脫節凸顯了當下中國整個民間運動完全缺乏跨階層跨群體間有效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這場封控抗議潮確實展現了中國民眾新生反抗運動革命性的一面，但民間社會整體長期存在的碎片化、孤立性並沒有在這場運動看到有實質解決方案。自2013年以來，公民社會和NGO團體加倍遭受重創，多數民間網絡分崩瓦解，整個維穩體制也在不斷地完善和加強。即便當下社會危機正在不斷累積，但是群體間的聯動對話和政治動員的基礎建設並不存在。在彼此獨立的本土抗爭中，不同社群或許仍可從彼此中吸收運動資源；但若跨群體、甚至本社群內部都缺乏對話、沒有協同的聯動機制──尤其是城市受教育群體與工人階級之間若沒有連動，彼此就無法互為呼應、作為可持續的組織力量介入政治對話──在面對當局動用成熟且極具針對性的維穩機器打壓下，整個運動浪潮並不樂見能夠持續多久。
缺乏政治基礎建設和民間網路的連結，並不是只在此次抗議潮中才出現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希望未來能延續這次抗議潮所打開的新政治圖景，所有行動者都有必要嚴肅面對和反思民間社會基礎建設的困境，在本土試圖建立跨階層的對話和協同網路，在海外開拓新的團結實踐──否則中國永遠不會缺少"抗議"，但社會卻難以凝聚出足以改變時代的"運動"機會。所以，關於民間基礎建設的問題——如何在本土民間社群中建立不再以NGO為主體（已被嚴重打壓和限制）的社群網絡和跨階層的對話/協同體制，必須在未來的政治化運動中重點考量。
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額外特別強調工人群體動員的重要性，並非是從道義或策略上的一廂情願，而是從中國農民工激進的抗爭歷史和背後所映射的社會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體制問題看到，缺乏對民生議題的關注和對工人階級的動員和聯合，任何中國反抗運動都難以抵抗日愈加固的維穩體制和國家主義霸權意識，並形成有效的運動積累。
此外，支援和強化新生代離散社群的組織工作也將是未來海外團結運動的核心。儘管此次海外聲援運動，跳出了傳統民運的動員和倡議模式，開啟了一些新的進步性探索，但是困境依舊存在——當下以留學生為主的新生代離散社群，缺乏在國內生活的經驗和國內本土運動社群的聯結，而海外的運動範式和話語框架與國內運動處境存在一定的政治張力。海外新生代離散社群如何定義自身相對於國內本土抗爭的運動位置仍然是個未解難題，這是八九一代的海外民運與國內運動漸行漸遠的核心原因之一。尤其是當下西方大國整體與中國對立的國際環境下，如何減少對他國政黨的政治依賴和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議模式，同時又能對海內外的中國社群進行充分的草根賦權，這顯然是擺在新生代海外離散社群面前核心的困境。
當下，我們著實很難斷定一個真正有效的海外團結運動應該如何發展，但這次抗議潮至少提出了個另一個新的問題：海外離散社群未來應如何建立一個以中國新生代進步行動者為主體、以中國本土議題為倡議核心、聯結國內運動且串聯海外民間社會團體為側重的團結運動？
左玥（2022.12.23）
注釋
[1]個別城市推出的消費券政策，也對勞動者處境幾無改善。消費券額度小、以消費為導向且需要滿足一定門檻。
[2]以美團為例，據美團財報顯示，2019年末，美團註冊騎手總數398萬，2020年底，通過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數量更是達到950萬。
[3]事實上，康樂村等地的"沖卡"反封控的抗爭自11月5日開始就零星不斷的發生，在11月14日晚達到高潮，數百上千外來務工者衝出封控區上街抗議，衝出警戒線，集體上街抗議管控措施，並推翻警車。
[4]彭立發的完整口號為"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在實際抗議時，有地區是呼喊完整口號，也有基於其口號範式縮略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同城市也進行創新，如廣州的口號"不要圍觀要加入，不要躺平要上班，不要躺平要上學"等。
[5]中國工人維權和罷工長期存在，但是由於政治審查和官方打壓等緣故，也包括工人議題本身缺乏可見度的問題，這些抗議長期處於不可見的處境，儘管在數量上並不少。幾乎在全國各個城市或工業區長期都有零散自發的工人抗議。
[6]廣州海珠廣場的白紙抗議消匿後，11月28日後，在海珠區多個城中村，如瀝滘村、後滘村等城中村，均繼續出現了集體性的工人反封控抗議，甚至掀翻警察，警方發射催淚彈，部分抗議工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