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的春夏之際，舒州太湖縣發生了一宗震動朝野的投毒謀殺案。
這一年，前國子監博士、太湖縣知縣陳世儒的庶母去世了，陳在呈報朝廷的丁憂條陳中稱母親死於突發心口痛。本來這事也尋常，陳家發喪還歸京師，世儒按慣例丁憂守制。誰知六月份，一名從陳府逃了出來的奴婢，跑到開封府衙門，檢控陳母並非死於急病，而是中毒而亡。
當時的開封府尹是蘇頌，一位正直、持穩的官員（他也是北宋最有智慧的科學家），馬上組織軍巡院（京師法院）的法官推鞫此案。按照宋代「鞫讞分司」的司法程序，應該先由「推司」進行「事實審」。經法醫檢驗，陳母確有中毒跡象，更嚇人的是，其胸口還釘著一根致命的大鐵釘，死於謀殺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到底是誰謀殺了她？
陳府的奴婢們供稱，「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胸骨以喪」。但事情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審訊下去，案情露出了一個可怕的線索：陳世儒之妻李氏與家婆一貫不合，曾跟眾婢說：「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這顯然是在暗示婢女殺了陳母領賞，隨後陳母果然被殺，李氏自然難逃主謀之嫌疑。現在的問題是，陳世儒知不知情？有沒有參與弒母？
這宗駭人聽聞的人倫大案在開封府審了大半年，還是未能結案。按程序，「事實審」完畢之後，便由「法司」檢法量刑，即進行「法律審」，軍巡院的法吏認為，李氏並未「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蘇頌也傾向於認為陳世儒並不知情。而這時候，整個京城已在傳播陳世儒合謀殺母的小道消息，流言四起，說開封府長官蘇頌意欲包庇陳世儒夫婦。連神宗皇帝也被驚動了，召見蘇頌，交待說：「此人倫大惡，當窮竟。」蘇頌答道：「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表明了他將不偏不倚對待此案、不干預法庭（有司）審訊的立場。
也難怪流言紛起。陳世儒夫婦的家庭背景絕非尋常。世儒之父陳執中乃是兩朝元老，深得宋真宗的寵信，又是仁宗朝的宰相；李氏的家世更不簡單，她的父親是龍圖閣直學士李中師，母親呂氏則是仁宗朝另一位宰相呂夷簡的孫女，現在呂夷簡的兒子呂公著又是同知樞密院，屬於副宰相級別的人物。陳氏夫婦具有如此顯赫的身世，誰敢保證他們不會動用關係請託說項、干預司法？
事實上，案發之後，陳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親呂氏：開封府快要抓我了，請母親快跟公著叔公說說，請他去跟蘇頌疏通疏通。呂氏「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不過呂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絕了她的請託：「不可。比相州獄，正坐請求耳，逮系者數百人。況此豈可干人？」意思是說，這個案子，朝廷正在查處請託之人，已抓了數百人。況且這種事，我避嫌尚來不及，豈可插手？呂氏只好「涕泣而退」。但呂公著雖沒有出面，他的侄子、大理寺評事（最高法院的低級法官）呂希亞，以及陳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一個京官）卻是過問了案情。更何況，京城之中，誰人不知道陳呂兩家的顯赫家世？也許不需要呂家人親自出面，法官就會主動賣一個人情。
可能正因為牽涉到如此龐大的政治勢力，陳世儒案出現了「獄久不決」的局面。元豐二年正月，有御史提出，開封府的法官「所鞫不盡」，沒有認定陳世儒知情弒母，不能再讓他們審下去了。所以案子移交給大理寺別勘。這時，蘇頌也因為另外一個小案，被御史彈劾「故縱」，貶到濠州當知府。陳世儒案進入由大理寺重審的階段。大理寺發現，本案在初審時存在徇私包庇的嫌疑：陳世儒的岳母呂氏「因緣請求」，致使軍巡院原勘官「改易情節，變移首從」，為陳世儒夫婦脫罪。
恰好大理寺丞（分管審訊的法官）賈種民是支持新黨的人，時人評價他「諂事章惇，陰陷良善」，現在天上掉下一個陳世儒案來，正好可以用來狠狠打擊舊黨（呂公著是舊黨領袖），因此，賈種民便以「陳氏姻黨干求府政」為由，「欲蔓其獄」，先後將呂希亞、晏靖，還有呂公著的女婿都逮捕了。已經被貶到濠州的蘇頌也受牽連入獄，賈種民要蘇頌指控呂公著曾經向他請託，蘇頌堅決不幹這種事，說，「誣人死，不可為已。」後來證明，呂公著本人並未干預司法，不過蘇頌因為向別人透露過案情，被罷去濠州知府之職。
案子至此已經滲入了政治鬥爭的因素，這樣審下去，只會越扯越亂。所以元豐二年八月，神宗下詔，又將陳世儒案從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從開封府軍巡院，到大理寺，再到御史台，這個情節離奇、背景複雜的謀殺案，前前後後審了好幾回，其間李氏數度翻異，依宋朝司法制度，犯人一翻異就須「移推別勘」，即換一批法官重審，以免造成冤案。
到了九月份，御史台終於宣布結案：認定陳世儒夫婦合謀殺害陳母的事實，因陳世儒不願意待在太湖縣當知縣，便默許妻子教唆婢女毒殺母親，以借丁憂的機會回到京城——真令人難以置信，世間竟然有這樣的兒子？宋神宗倒是感念陳世儒之父陳執中，想要留世儒一命，說：「（陳執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但御史中丞蔡確不答應，反問道：陳世儒大逆不道之罪，「可赦邪？」最後，陳家夫婦以及參與謀殺案的婢女，共十九人均被判死刑；開封府原勘官因故縱人罪，皆受處罰；大理寺的法官藉故擴大打擊面，也被罰銅，次年賈種民又被降職；呂希亞、晏靖也因交涉司法而貶官。
現在也有人認為，陳世儒其實對眾婢毒殺陳母一事並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是神宗朝新舊黨黨爭的犧牲品。不過我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為後來舊黨執政了，陳世儒的後人也重新在政壇上崛起，如果陳世儒確有冤情，平反並不難，但陳案一直都沒有人提出平反。
當然在這個案子的審理過程中，確實可以看到黨爭的陰影，而且宋代的司法系統，也做不到完全獨立於政治之外，免不了要受黨爭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在那個時候，顯赫門第之內發生了這麼一樁謀殺案，疑兇的政治勢力再大，畢竟還不可能將案子壓下來，還是要走上司法審判的程序。即使出現了「陳氏姻黨干求府政」的情況，也立即就遭到另一派的抵制與抗議。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宋代的政治保持著明顯的競爭性與制衡性，不僅表現為派系性的黨爭，還體現在「執政—台諫」的二權分立結構上。當時盯著陳世儒案審理經過、防止呂家人介入與司法官徇私的，正是台諫官與新黨中人。被拖入陳世儒案的呂公著珍惜名節、操守，始終不敢濫用權力干涉司法，這樣一種由儒家理想薰陶出來的傳統士大夫品質，無疑值得稱道——而話說回來，在富有競爭性與權力制衡的政治場中，假如呂公著插手了他不該插手的司法，則馬上就會被政治對手或者台諫官抓住把柄，最終身敗名裂的還是他自己。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