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到成年進入自己的事業發端的時代飽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歲以後開始結識了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進步力量，才意識到我們的國家有了轉機，有了脫離苦難的希望。於是我不再遲疑地進入他們的行列，使我從1937年20歲的創作生涯開始以後便認準了自己的奮鬥目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興的中國共產黨，認為她是民族和國家的希望，前途無限光明，必然戰勝當時已經十分腐朽的國民黨，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那時我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在日暮途窮日本投降後的上海開始作報紙副刊的主編工作，並且在上海連續編寫新的話劇劇本對國民黨當局和舊上海的黑暗落後現象作了尖銳的諷刺，終於遭到了當局的威脅，在朋友的關懷和幫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做起了電影編導的工作，並且在兩年編導了四部電影。兩年中我最為縈繞於心的還是祖國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國民黨的崩潰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烏雲散盡，中國出現了光輝的太陽，百年的奇恥大辱一旦洗雪。雖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給我優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絲毫沒有猶豫，匆匆結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輪迴大陸，一心要趕回來參加開國大典。然而那時還沒有空航，通過儘可能的關係，才買到了船票，緊趕快趕，終於趕到祖國大陸；然而10月1日北京的開國大典已到，海輪靠岸才到青島。新中國建國大慶我是在青島參加的，趕回北京已經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願的電影編導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劇本寫作，我始終認為電影導演太過煩瑣，雜事太多，我一心嚮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寫作，不受別人、更不願被別人管束。我在香港兩年做電影導演的目的是為了熟悉一下電影，為以後寫電影劇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國，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組織決定、必須遵守"的"制度"。這在以前我是沒有經歷過的，我從不妨礙別人，也從不願受別人的管束。
但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全中國則是懷抱無限的感激之情，也確實尊重我當時的領導。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談我的今後工作任務時，和我談話的是當時中央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陳波兒女士，她是局長袁牧之的夫人，這兩夫婦在以前的中國左翼電影就很有成就了。見面之後，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願做電影導演，但波兒立刻對我說："當前我們所缺的就是導演，譬如說某某人，過去根本對電影從未接觸過，剛從延安進城，電影不過只看過幾部，現在不是已做了導演嗎？何況你已經在香港拍過四部電影，很有經驗和成就了；請你做導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務已經定了，先去拍一部紗廠女工為主角的《紅旗歌》……"我嚇了一跳，搖手說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兒說："任何事物都是從不理解到理解的，現在就應開始去工廠體驗一下生活……"口氣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認識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麼也沒有預料到，我突然變成一個"革命者"了。
當然，半年之後，我自己就看見這部《紅旗歌》是一部到半個世紀後我想起來便滿面通紅，慚愧無地的影片。
然而，我對於共產黨還是滿懷敬愛感激之情的，這首先是驅除了我青少年時代縈繞難休的滿腔憂憤，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對國民黨的憎惡。我的工作既然是出於國家的需要，也就是這樣接受任務吧！但我對這個任務始終是勉強的，情緒不高的。
手邊的工作不是十分緊張的，加上對於別來多年的北京有無限離情別緒；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個常常領著同志尋找失去的記憶的嚮導。此外就是關心家裡的老親和對自己的小家庭作長久建設的打算，我首先用兩年在香港做電影工作掙來的錢買了一所有十八間平房，位置又在東城繁華地帶的舒適的四合院。把年邁患病的父親和高年的母親，從上海接來北京；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的職務早經我的勸告辭去，現在便由我負擔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費用了。1954年全家從南方遷來，第一件事我就是動員父親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我對父親和母親說："我家是經歷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腐朽的統治，直到現在才撥雲見日，看到了近百年來、真正愛國、真正廉潔、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歷經劫難收集到的一批珍貴文物，又多年臥病全依靠母親和弟妹們的辛苦收揀保護，從北京到南京輾轉到四川再回南方，運回北京。不應該留給孩子們繼承，我想最好是獻給國家。"父親點頭。第二天我便打電話通知父親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識的老伯、新中國的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鑑定專家楊蘭教授到我家來，儘可能地請他們一一鑑定，看了兩三天才大致看完，兩人都對我說："真是珠玉滿堂，這可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不知你家想要國家出多少錢收購？"我當時就回答說：不要提這個，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獻給國家。"父親那時由於右肢中風癱瘓，說話十分吃力，但聽覺尚可，聽我說完只是連連點頭，而且滿面笑容。因為捐獻的話我根本沒有同父親商量過，也沒有同任何一個弟妹談過，遠在台灣的長姐也全未與聞。
由於我離家日久，這批文物跟著父親的蹤跡，搬遷多次歷盡辛苦，都是母親帶著一群弟妹們包紮呵護，還曾經有一個時期要躲日機轟炸，抱著幾件特別珍貴的字畫、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艱苦備嘗。事後回想，我竟也沒有和任何一個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徵得他們的同意，未免太過主觀了。241件文物拉了幾車到故宮博物院，母親嘆口氣說："總算卸下了負擔，放了心，不再發愁了。"
為了國家，只有獻出，不計得失，多年的積鬱得申，祖國江山如畫，前路一片光明；我對生活、對環境、對前途，都是無限歡樂和安慰的。然而不過3年，毛澤東發出號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而且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激發了我愛黨愛國之心，假如說對黨有意見，我唯一的意見就是黨員領導，這主要是延安來的某些黨員領導，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領導立即指手劃腳，指導寫作；而且在文藝界這種風氣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戲曲界：不懂裝懂，指手劃腳的情況更為嚴重。而我是一向主張創作、寫作自由的，對這種低水平領導高水平的現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張就是，政治要有領導，軍隊更要領導；然而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平常談論、討論、寫作、理論都是這樣……國家和黨的領導者毛澤東正在這時號召整風，而且從文藝界首先整起，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態度十分誠懇，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在此時紛紛提出意見，響應"黨的號召"……誰也想不到忽然從"提意見"變成了"向党進攻"。而且把這種顯然的"陰謀"公開說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從而展開了一個成為向全國廣大知識分子展開的"反右派運動"。而我由於在戲劇家協會的一次發言中談了我反對戲劇審查的意見，被當時劇協的領導者田漢，把我的發言加一個標題為：《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這樣，田漢就擺脫了自身發表過的一切類似意見，揪出了一個專門與"黨"作對的吳祖光，為戲劇界、甚至擴大為整個文藝界，第一個大右派！震動全國，立了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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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的是整個戲劇界，以至文藝界進行了對吳祖光的大批判，在以後的很長時間對我的批判大會、小會開了不知有多少，現在回憶，至少不下五六十次，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文××的在青年團召開的一次會上，發言批判我，發言很長，內容全是吳祖光貪淫好色：如何看淫書淫畫，如何搞女人、玩女人，如何引誘年青人搞下流事……而到1960年我從北大荒經歷三年"改造"，回到北京家裡的時候，他聽說我已經回來，又很快地來看我，告訴我他當時發言的目的全是為了我好，其內容全是他從各方面搜集到的對我的"揭發"材料中提出來的，為了向我"通風報信"，便於我寫交代材料。這樣說他倒是對我的"真誠幫助"了，但是誰都知道，這位當年自稱是我的表兄的文某恰恰是以玩弄女性著名，至今從不諱言自己是好色成癖的名家。使我認識了我一世交遊，什麼樣的"狐朋狗友"都有。
受了幾個月的"批判"之後，我這個一心一意熱愛祖國、不借中斷在香港的事業與生活，並把家庭全部收藏捐獻祖國的愛黨愛國者，於1958年被發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和屈辱之後才回到北京。
什麼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倒都經受過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首先說我的妻子新鳳霞，說她是這些年來眾所周知的戲曲舞台上最紅最亮的、廣大觀念最喜愛的演員，這樣的評價決不為過。然而由於我戴上右派帽子，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劉××威脅迫使她和我離婚，被她斷然拒絕之後，立即給她也戴上右派帽子，從此這個晶光透體的"評劇皇后"便立即變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憐蟲；到了"文革"時代竟然在病中被曾經受過她的恩惠的年輕評劇院演員劉敏庚打傷成殘廢直到今日。再說我們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鋼去近郊農村"鍛鍊"，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裡。至於我的父母，父親病已垂危時刻，被我夸譽為有史以來"最好、最廉潔的黨和政府"將我放逐萬里冰荒，去世之時竟不知他的兒子到了什麼地方。以後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擔一切責任的我的母親擔負起所有全家以及三個年青孫兒孫女的教養之責，雖然他還有許多兒子、女兒，但她一天也不離開這個"闖了大禍"兒子的家，把應當由大兒媳承擔的一切責任背到老人的身上……不能不說，我的原該是最幸福美滿的家庭，為黨為國家獻出最大貢獻的忠心耿耿的文藝工作者，毫無愧色的幹部就這樣被摧毀掉了。
回想1949年我從香港滿腔熱情投奔黨和新中國的懷抱是懷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認為選擇自己事業的最大自由都義無反顧的交給了中國共產黨。怎麼會想到號召提意見原來是一個騙局。把"陰謀"說是"陽謀"，從而發展到"大躍進"後，三年困難時期，廬舍成墟，弄虛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虛報產量，大事謊騙，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後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搶"，把祖國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殺人場；使城市一片血海，農田遍野荒蕪。有史以來，以彌天大謊惑世惑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將昔日戰友甚至一一殺戮，真乃"史無前例"。"文革"開始，我曾有一年行動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門不遠的王府井大街上時見街心鑼鼓齊鳴、口號聲震天震地，原來是一輛人拉的大車上反手捆綁了四個赤膊老人，白布橫標上大書反革命分子"彭羅陸楊"；乃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個"欽犯"。當年不都是赤膽忠心忠於偉大領袖的嗎！現在就都落到這種地步，蓬頭垢面，非復人形。片中說明，這位國家主席被折磨得慘不能睹，沒吃沒喝，長期不能洗臉漱口，頭髮里長滿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沒有見過劉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來，"劉主席"被折磨成這付慘象真是難以想像。
這使我多年已經忘記"文革"當年的一些經歷重又出現：我在我的"工作單位"被"管制"的當時，開始只能留在家裡，不准自由行動，而所謂造反派則可任意聞來為所欲為，譬如從上海來了一夥青年到北京來串連，自稱是我弟弟吳祖昌任校長的"上海市北中學"的學生，故意找到我家來"造反"，這就說明祖昌目前顯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學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來造他哥哥--這個"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罵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動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劉挺身而出，制止了這群野蠻的上海青年造派，從而保護了我，使我至今感激這個工人階級的見義勇為好人。可惜我現在也全然忘記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華樓黨委書記老薑更好得多了。還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鄰近不遠一所大紅門大四合院的人家，是當時一位國家部長的公館，部長本人待人和善可親，在街上偶爾接觸都熱情招呼，而"文革"開始時他的兒子，一個中學學生，參加了當時的一群學生組織的造反派的"東城糾察隊"，卻多次闖入我家來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裡一樣，嘴裡還罵罵咧咧的，在我家大門上用白粉筆寫著"大右派反革命吳祖光"字樣，上面還劃著大叉子，他曾多次來抄東西，又摔又打，對許多精巧好玩的東西要把玩半日然後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許多人同時對一把美國貨的尺把長的刀把玩甚久，又給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個人又來闖進北屋逕直取走這把刀高興地拿回去了。看來這位貴公子是何等喜歡這個"文革"世界啊！
1960年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後，過了半年，被"組織"分配到中國戲曲研究院從事戲曲劇本寫作。這個工作我從內心是喜歡的，亦能勝任的，而且寫了不少劇本。還帶著一個當時最年青精銳的國家京劇團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轟動一時，戲研院的許多年青的專業研究人員也都對我十分友好並且尊重我，但幾年後"文革"開始，立即起了變化。到了打、砸、搶的混亂時刻，我就從"老師"一降成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關閉在一間小屋裡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到家一看，原來全家一片混亂，我的書，我家大客廳的桌椅擺設全部像遭了搶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殘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殘破的屋裡發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滿身是汗地件件撿起這些破爛東西，客廳里連地磚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訴我造反派說地下埋有軍火，所以挖開的，屋頂也挖開了一角……
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兩個兒子都已離家，只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兒在家，兩個外來的"房客"那時還沒有來。這一陣北京真是個恐怖世界，隨時都會有妖魔鬼怪闖進家來。戲曲研究院的一個青年工作者（原來對我執弟子禮甚恭的陳湘），有一次居然一個人騎了輛平板三輪車來到我家，進屋之後把我的書大量搬到車上裝了一車，然後用繩子捆好，騎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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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是他"造反"之後，成為"領導同志"），聲色俱厲地責罵我，說得到新鳳霞的單位"中國評劇院"的通知，是我偷寫給鳳霞的紙條，被"革命同志"發現了，並把紙條給我看，原來我寫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聽黨的話。"（大意如此）那時我已很久沒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約有幾個月我倆不曾見面，我有一次遇見中國評劇院的一位青年演員，我托他帶去這張便條。李大聲責罵我違犯紀律，越說越氣，竟伸手打了我一個耳光！應當說，由於我一向待人好，沒有得罪過什麼人，所以從來沒有結過什麼仇，李振玉平時也很和善，與我也一向友好，這次可能是當了"領導"，所以擺一擺"威風"。在一群年青惡棍"造反派"手裡受這樣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綁在車上遊街示眾的四位"高幹"心裡是什麼滋味，他們還能歡呼"毛主席萬歲"嗎？現在唯獨楊老依然健在，他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未來是怎麼看？怎麼評價？
不能說後來毫無覺悟和改進，不是現在就消失了"萬歲"的稱呼了嗎？但是我想，假如發一個聲明公開宣布不該有這個反動封建意識，向人民群眾作一次公開的承認錯誤豈不更好。
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慘非人的受難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個人全部儲蓄買下來的十八間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協和醫院旁邊，"文革"一開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闖進抄家，接著就占據住房，第一個人竟是東城萃華樓飯莊黨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帶著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著百熾大燈泡，為所欲為。相反，作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卻只能吞聲受氣，後來我聽了京劇演員老朋友葉盛蘭的話，把我一家還住著的十間南北房換到和平里的兩套四間樓房，卻在不久之後，又被當地街道一個女幹部來說："你們家人口不多"；不該占有四間居室，而搶去中單元的一大間。時間已過去近30年，應該至今還占著吧……難道這樣的巧取豪奪能認為中國是個有法制的國家嗎？而且據我知道，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華樓的黨委書記由於今年四合院面臨政府拆遷，要求換個大房子，賴著不走，終於賴得了他理想的住宅。這位黨委書記拿搶到的我的房子換取高級享受，真是無恥！是騙子，無賴！
寫到這裡，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戲曲、詩詞大家宋詞的來信，信末附了一筆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漢傳》如實寫了反右時，田漢為保全自己而誣您為右派事，忠於歷史，可一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萬字的這本書。這使我忽然想起：這本書自己就有，果然在一個書櫃裡找到了，是約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漢基金委員會"送給我的，由於書太厚太重，田漢這個人我又十分憎惡，所以根本沒有看便放在一邊了。這本不久前出版的65萬字的大書從第788頁到790頁完整地敘述了田漢移禍於我陰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後後，使我明白而且證實他和周揚等人一致行動陰謀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脫身，反而全部由他對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鬥爭會的全部過程。而這一場陰謀陷害，幾乎害得我家破人亡，還把一個天才的、得到全國廣大觀念熱愛歡迎的新鳳霞凌虐備至，趕下舞台，使病殘集於一身，世人都看見這顆明星的殞滅！
感謝宋詞介紹我這本董鍵寫的《田漢傳》，雖然只占全書將近900頁之中的3頁，卻用文字記下我受害的全過程，他們的陰謀詭計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曉。難得年輕的戲劇史家董健掌握了當年的真實史料，並被他記載於史冊，我對他深深感激。
也感謝戲曲和詩詞家宋詞為我提供了這部真實的史籍，宋詞的一生也充滿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個一切訴之於哀怨的詩人，讀他的詩作，我只感到他這般痛苦；橫逆之來，他只有悲傷、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罵，完全走的兩條道路；我也感謝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場反右鬥爭，視知識分子為仇敵，以凌虐知識分子，為最大娛樂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製造無數冤假借案，死傷枕籍，真是千千萬萬。仗勢欺人的"四人幫"製造的數不盡的血腥罪行，對人民、對國家欠下多少血債！
至今記得清楚的是毛澤東作宣傳工作會議報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聽會，而且遇見演員石揮坐在一起。毛表現得太虛心、太民主了，聽講的人一個個心情舒暢，動員大家給黨提意見是如此謙恭朗爽、胸襟開闊。開完會大家都非常高興，出門時遇見艾青，我們三人在一家小飯館興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認為未來的中國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誰也不能想像，不久發表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的"記錄"完全作了改變。石揮被打為右派之後，不堪凌辱，隻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說是死於鐵路軌道，一說是跳海自殺。艾青的苦難得到了王震的保護，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條命。
10年過去了，"文革"居然結束了，殘破的國家逐漸進入恢復階段，一切漸漸上了軌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來我家拜訪，告訴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打過我一個"耳光"；必須得到我的原諒，才能工作，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覺得好笑，但我告訴他，文革十年雖然受盡折磨，全家損失不可謂不巨大；但是挨打確是只有這一次，而且記得十分清楚，你那個"耳光"打得是一點力氣也沒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從這個災難中完整生還下來，主要的原因還是我經歷過"反右"之難；而"文革"的主要對象乃是整"當權派"也。譬如那田漢，我看了《田漢傳》知道他的死事之慘，血肉淋漓，就是因為他是"領導"之故，不知他臨死之前可回憶到當年為擺脫自己而把我當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難以忘記的還有我當年的鄰居馬大媽的一家，馬大媽的兒子馬小弟當年是我家兒女的同學，在那個人鬼不分的苦難時代，是我們全家的保護神。只要街上有一點風吹草動，立即跑到我家通風報信，多次救我於危難之頃，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裡，救我的次數我今天已經記不清了，至今一別有幾十年了，我終生忘不了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災難，完全起源於當年的劃為"右派"，我的幾個弟妹受了牽連，現在回想都是離奇古怪不可思議的：譬如五妹遠遣福建，七妹遠戍雲南，八妹畢業於外交學院，她的同班同學後來都做了大使，代辦等等的外交官，她卻遠在內蒙古默默無聞。六弟在蘇聯留學被抽調歸國，狠狠進行批判改造，經再三考核才得過關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爭氣，奮發。半個世紀過去了，都能掙扎求生，一個個都作出各自的成績。但總的說來，這個曾作為"右派"的大哥對每個弟妹後輩都欠了一筆冤枉債。
至於國家、民族的災難，加給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歷史的孽債，是不是會像哲人所說的，由"社會的進步"來補償呢！？
（補註：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協報"第四版載有《20萬件文物回歸記》一文，其中有一個三百位捐獻者中的30人名單，第一人即我父吳景洲先生，並有"捐獻的都是一級品文物……"的說明。又於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吳景洲捐獻文物圖集》一冊，為至今的捐獻者唯一的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