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有人攜一幅絹本水墨畫到故宮出售，要價一萬元，自言是祖上傳承下來的蘇東坡的竹石圖。博物院專家鑑定後，認為是一幅贗品。
鄧拓聽說後，從賣畫人手裡把畫借回家中仔細研究，發現應該是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於是願意出價三千元收購此畫。賣畫人不嫌錢少，還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
鄧拓慧眼識珠，讓一些所謂專家失了顏面，這些人聯絡起來，舉報鄧拓搞文物投機，一時間掀起軒然大波。有個高層領導偏聽偏信，親自批示，要嚴肅處理鄧拓。
康生得知此事後，用紅筆批示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這些專家長期把持文物陣地，容不得別人插足。
康生之所以能替鄧拓主持公道，是因為他也酷愛文物，其做法比起鄧拓來，那叫不擇手段。他藉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常常以借閱的方式，有借無還，侵占文物。
他看中了故宮博物館的唐代陶龜硯，便借回家中，據為己有，將其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
故宮博物館無法收回陶龜硯，只好記在帳上，不再追討。
對於收藏於民間的文物，不能像故宮那樣予取予求，康生的辦法是煽動歹徒前去抄家，然後趁火打劫。
1969年，得知國子監藏書閣收藏了抄來的傅惜華的藏書之後，71歲的康生不顧寒冷，第一時間便驅車前往國子監藏書庫，在藏書閣里待了整整三個小時，把自己想要的書籍挑選出來，全部運回家中。
康生對於公私文物的掠奪，幾近到了無孔不入的境地。1980年代初，曾彥修拿到了一張到故宮內某處秘密參觀的門票，印象中地點在故宮東北部一個較小的院落內。整個下午參觀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個，由一位女專家替大家介紹。女專家說，今天是看四人幫個人盜竊的國家文物。女專家的介紹很詳細，這些直接從故宮調出的文物，無論數量和質量，康生均排第一，姚文元排在第四，張春橋沒有。
康生在喜好文物的同時，也沒忘了整人。文革中，他作為許多專案組的負責者和指揮者，迫害了成百上千的高級幹部。「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殘致病的，則無法統計。」像這樣一個整人狂魔，偶爾也有良心未泯的時候，比如對待譚啟龍的處理批示。
譚啟龍在1967年1月前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政委。1967年11月，經周恩來同意，將原在北京受到保護的譚啟龍，送回山東接受批判。
因準備不足，第一次檢查未獲通過，被認為是假檢查，真反撲。隨後開展各種大、中、小會批鬥，要譚啟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譚只承認自己是執行錯誤，引起造反派義憤，於是對他反扭雙手，強迫下跪。譚說這樣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義憤，遭到拳打腳踢。
為此，譚啟龍給中央辦公廳負責與他聯繫的孫吉太寫了一封信，叫兒子帶到北京。信中請孫吉太轉告汪東興主任，自己處境困難，希望給予幫助。
這封信不久即轉到了汪東興手中。汪東興於1967年12月19日批示：「請總理閱。」周恩來在次日作出批示：「康生同志閱轉楊得志、王效禹兩同志閱。」
康生在看到譚啟龍這封信後，批示說：「請楊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確是坐噴氣式、下跪、毆打等違反政策的行動，應嚴加禁止，並耐心地向群眾進行教育。」
比較三個人的批示，康生的批示，不但具體，而且有明確的態度，要求「嚴加禁止」違反政策的行動。
這和汪東興批示的單純轉達，周恩來僅要楊、王二人閱信，並無個人表態相比，康生的批示是有明確要求的。
譚啟龍後來處境改善，每次批鬥，均有戰士保護，再沒有受到過武鬥。這說明康生的批示是起了作用的。
但縱觀康生的歷史，整人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最初，他是迎合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到了文革，便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願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只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搜集材料，很快就能證明某人不是特務就是叛徒。
而且，康生整人之無情，可以翻臉不認人。原中宣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1960年就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裡共事，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污衊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非但如此，康生還授意他的秘書到中宣部的一個會議上，傳達他的指示，把姚臻逼得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了。
康生整人，其實是比較隨意的，證據並不重要。師哲寫過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生》，其中講到一個細節。
1943年4月，有消息稱敵人可能進攻邊區，康生就把周興（邊區保全處處長）和師哲（保全處一局局長）叫去，布置兩人抓人。抓入的理由，康生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要防備有問題的人與胡「聯絡」。康生手裡拿著名單，一邊同師哲兩人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圈圈點點，嘴裡不停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圈點完後，要師哲兩人把打了「。」號的人都抓起來，打了「.」號的人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接受審查。
師哲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發現打了「。」號的人中，有個名字是「師樹德」，他驚訝地叫道：「這是我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呀？」接著把這個名字下的「。」號劃掉。師哲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就把「。」號換成了「.」號。兩天以後，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汪金祥也奉命在中央直屬機關抓了不少「嫌疑分子」。
抓人之後，即正式宣布審干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人都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
1980年，死後的康生被重新評價，鑑於他所犯罪行，被開除黨籍，骨灰從八寶山公墓移出。領取骨灰時，康生的第一任妻子陳宜沒去，是由她兒子張子石同康生的第二任妻子曹軼歐前去領走的。
由於康生的原因，張子石受到牽連，被撤去杭州市長的職務，進行隔離審查。審查結束後張子石回到山東老家，從此隱居不問世事。
2023-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