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註：本文作者為經濟學家許成鋼，科爾奈為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2021年10月18日去世，享年93歲。該文是許成鋼以學生角度撰寫的一篇紀念導師的文章，節選自《比較》，特此分享，以供閱讀。
1、初遇科爾奈
我最初認識科爾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
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爾奈在哈佛授課。當時一起選修這門課的中國同學還有錢穎一、王一江、李稻葵。當時在NBER（"必記本"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做訪問學者的樊綱，也同我們一起旁聽了這門課。
我們一起聽科爾奈的課，下課以後也經常在一起討論相關題目。其間，我過去在農村的難友顧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國經濟學家顧准之女）曾專程慕名從夏威夷跑到哈佛來聽科爾奈的課。她向科爾奈解釋，自稱是我在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戰友"。科爾奈對學生中用"戰友"而不是"同學"的稱謂很感興趣，他覺得很中國特色。
科爾奈的課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傳中講的，他根本沒有受過正規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學術上的講解和境界，都不同於標準的在西方授受的經濟學課程。他當時講授的課程，就是他撰寫《社會主義體制》這本著作的過程。
他的課程讓我們這些中國學生學者感到非常親切。因為他除了分析東歐的經濟體制之外，還有大量對於東歐體制下社會現實的描述，那種感覺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經濟課程不僅抽象，而且大量內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經濟現象，讓我們這撥從剛改革開放的中國來的學生學者感覺格格不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這些西方經濟學關注的基本的經濟現象，中國當時都還沒有，當時其實中國連中央銀行都還沒有，別說貨幣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課我們總感覺對不上。而科爾奈講的投資饑渴症、住房怎麼分配等等，這些都和中國存在的問題一樣，所以感到特別親切。
科爾奈在自傳中說他的英語磕磕巴巴，其實他的英語並不磕巴，但確實不是他的母語，不是他最舒適的表達方式，這點確實很明顯。即便如此，他的聽眾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滿了。這在哈佛經濟係為博士生開的課程里很少見。絕大多數給博士生開的課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爾奈上課的教室總是坐滿了人，一些不是經濟系的人也跑來聽。一方面因為科爾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來。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在西方，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是一個非常引人關注的問題。科爾奈寫《社會主義體制》的過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寫好提綱和講義，然後在課堂上邊講邊錄音。他在我們這些同學中找母語是英語的同學做他的助理研究員，把錄音整理成文字，他在錄音整理的基礎上再去編輯和修訂。同時他還招聘了若干來自不同國家，比如中國（我和錢穎一）、德國，講俄語的其他同學做他的助理研究員。作為助研，我們的工作就是為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議題收集和整理各種語言的資料，把收集到的數據製作成圖表。最後按科爾奈的要求把這些變成統一的形式。
科爾奈有意識地不把自己的課程拘泥於經濟學主流的一些內容，而是有意識地讓他的課程面向更廣大的社會問題，同時涉及政治、體制、社會學的問題。所以他的書涉及的文獻範圍非常寬泛，有些文獻是經濟學家根本不會注意的。這些內容遠遠超出了東方和西方關於計劃經濟的研究。有的文獻之前我要麼不知道，要麼就是根本不會去讀的，比如關於威權主義、還有韋伯關於官僚體制的內容，都是科爾奈的課引起我極大興趣去讀的。
除了授課之外，科爾奈教授還負責每周組織一個研討會（seminar）。他組織的研討會跟他授課的風格一樣，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經濟學之內，而是跨學科的，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歷史學都融為一體。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曾經邀請柏格森（Bergson）來演講。
柏格森是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在所有的經濟學課程，即使本科生的課本里也會有社會福利函數的內容，這個函數就是柏格森發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獻中，社會福利函數經常被稱為柏格森社會福利函數，或者柏格森—薩繆爾森社會福利函數。因為柏格森和薩繆爾森是同學，後來薩繆爾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會福利函數。柏格森的第二個重大貢獻在於，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研究蘇聯。他是西方研究蘇聯問題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爾奈邀請來講的就是蘇聯問題。著名的理論經濟學家和蘇聯問題專家魏茨曼也曾應邀演講。
還有一個有趣的人物是社會學家魏昂德（"必記本"註：Andrew Walder），他是美國最著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對中國大量的研究是針對政治制度的。記得他當時受科爾奈之邀來講的是關於中國的鄉鎮企業。許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爾奈教授邀請來討論，這對我來講真是大開眼界。因為在別的討論會上你很難見到這麼多、範圍這麼寬、跨度這麼大的學者。
2、從老師到導師
自從為科爾奈做助理研究員，我和他的交往變得深入和親密，讓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許多特點。科爾奈非常嚴格，有時近乎苛刻。這種態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極其嚴格苛刻的。但是，科爾奈教授有時候"過分"地嚴格。比如幫他收集的數據，他認為我的表達和解釋不夠清楚，不夠充分，流於膚淺，或者是容易誤導，這種時候他會說出一些非常尖銳的話。那時，我會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感到沮喪和煩惱。但是現在來看，這些尖銳的批評對我長遠的學術生涯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這裡我特別想說的是，科爾奈的課是讓我受益最大的課，也是我成績最好的課程之一。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課不考試，而是要寫一篇短論文（term paper）。我寫的論文是比較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典社會主義。"經典社會主義"和中國的經濟改革都是他的《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中討論的內容。我這篇短論文是我自己收集的材料，關於我所知道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經典社會主義之間的對比。他給了我A+。這是我在哈佛念書期間成績最好的三門課之一。為了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我選擇科爾奈做我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個生涯中，科爾奈既是我的授課老師也是我的導師。在我論文答辯的時候，他作為我的導師、也作為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在我博士論文的簽名欄永久性地留下了他的署名。
作為導師的科爾奈教授很嚴厲，但是作為長輩，他對人非常親密，超出了和藹可親。比如他會時常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他太太親自做飯。在哈佛時他住的服務型公寓，是哈佛大學幫他安排的，離甘迺迪學院很近。我仍然記得第一次去他家時的情景，他家裡的布置很有匈牙利民族藝術的味道，他太太做的美味佳肴也是匈牙利風味。從此在我們的私人往來中都以朋友方式，稱呼他和他妻子為雅諾什和蘇薩。
後來我也請雅諾什和蘇薩到我家來吃晚飯。那其實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家裡請老師吃飯，以前在國內都沒有過。那次最讓我吃驚的是，他進我家的時間跟我們之前約定的時間是如此的精確！簡直匪夷所思。後來他告訴我，他對守時看得非常重。為了守時，他提前開車到我家門外，就在車裡等著，時間一到他就準時按門鈴。這讓我非常震動。因為我們是師生關係啊，他在學生面前，對自己的要求也如此嚴格。而且他還帶了禮物給我，是一本匈牙利文的小說。他當時講給我聽，為什麼這本小說是他最喜愛的。科爾奈的興趣非常寬泛。他非常喜歡古典音樂，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莫扎特，他們夫婦經常去聽古典音樂會。記得在我教書多年後，曾經同他們夫婦、馬斯金夫婦以及馬斯克雷爾（Andreu Mas-Colell）夫婦一起在波士頓音樂廳聽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中間休息時，他提起那天鋼琴演奏家在演奏時縱情歡唱的有趣情景。他還特別喜歡看電影。當時還沒有DVD，都是錄影帶。他就在哈佛廣場租很多錄影帶回家去看，什麼都看。他當時看了《霸王別姬》和《紅高粱》之後，還跟我們討論。他非常讚美鞏俐的演技、魅力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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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亦師亦友
科爾奈非常在意每人的為人，超出學術之外的為人。他在為學生寫推薦信時，除學術之外，只要有可能，他總還要評價這個學生的為人。大量的學術和非學術的交往使我們從師生變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大量地討論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以及我們各自的經歷和觀察。我向他談及我的個人經歷：我父親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經在農村勞動十年，包括作為反革命被勞改等等。他覺得所有這些悲劇都像他自己的國家，他的身邊發生的事件一樣熟悉。
在《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的序言裡，科爾奈教授寫到，他的一個中國學生曾經在農村經歷過折磨，現在坐在他的課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經歷，也不僅是我個人的經歷，那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的經歷。我們之間的親密交往和理解，還因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寫論文的時期，北京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兩個禮拜里，除了在辦公室談話外，科爾奈還請我們到家裡深談。跟我們一樣，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新聞。當時北京發生的一切把他帶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覺得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國曾發生的事情，深深地揪著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別的事情。
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當時這個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緒非常急躁，基本上荒廢了學業。直到後來科爾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認真地談話。他講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所做的決策。然後告訴我：你必須做一個選擇，要麼你就去做一個優秀的政治活動家，要麼做一名優秀的學者，你不能做半個學者半個政治活動家，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學術之間，你必須做一個選擇。這次談話對我非常重要。從此以後，這個忠告我一直記在心裡。到底我們該怎麼為社會做貢獻？怎樣做，才能夠最好地貢獻社會？我自己後來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的長處，我能夠為社會做貢獻的地方，是我的學術研究。這是他對我特別大的影響，超出了學術範圍，關乎我的人生選擇。當我從這本自傳中多次讀到相關的敘述時，我覺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猶如發生在昨夜。
我從哈佛畢業的時候，得到了幾個不同機構的聘請，包括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我去徵求科爾奈的意見。當他聽說倫敦經濟學院想要聘請我，他非常興奮，他說那是他在西方工作過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得益匪淺。這在我決定加入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講起他們同科爾奈教授的交往。
例如，已故的威爾斯教授(Peter Wiles)（他曾是當年大力推動倫敦經濟學院聘請科爾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蘭經濟學家哥穆爾卡（Stanislaw Gomulka），德賽勳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勳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我到倫敦經濟學院教書以後，一直和科爾奈保持著親密的聯繫。我曾多年在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兼職。那段時間，除了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每年有四五個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經常見到他。
記得大約在1994年，科爾奈曾請我在他的課堂上給他的研究生們講中國的經濟改革。我講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東歐、中歐和前蘇聯國家的巨大不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從中國的制度和歷史角度做了解釋。我講完之後，科爾奈表達了鼓勵，但同時當著所有學生對我提出了批評。他批評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內容。他說，雖然我省略這些內容的原因，對那些了解中國的年長者完全能夠理解。但這種忽略的方式，會讓不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包括中國的年輕人誤解，誤認為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這些事件對中國的發展起了好的作用。實際上，他對我各個方面的批評或提醒在二十幾年裡是一貫的，這一直是我們親密關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軟預算約束和金融危機
1998年1月是科爾奈的70歲生日。他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我的導師和合作者，馬斯金（Eric S. Maskin）發起編輯一本學術文集，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為他祝壽。文集的名字就叫做《計劃、短缺和轉軌——紀念科爾奈》(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anos Kornai, MIT Press)。
馬斯金希望我也能貢獻一篇論文。而我的合作者，錢穎一和羅蘭（Gérard Roland）也得到了邀請，於是我們決定把我們三人合寫的一篇論文放進去。這篇論文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東歐、中歐、前蘇聯國家不同的原因。當時馬斯金特別囑咐，在科爾奈生日之前這件事要保密。後來我在倫敦的時候，收到了科爾奈的一封信，他說馬斯金為他辦了一個生日晚宴，晚宴上馬斯金向他宣讀了這本書的目錄，包括我向科爾奈祝壽的傳真信，得知我的一篇論文也在其中，他說他非常感動，也非常驕傲。
在這個時間前後，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我的研究工作因此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發現韓國、日本也存在大量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由此導致了金融危機，尤其是韓國。軟預算約束這個問題是科爾奈提出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的。我作為他的學生，熟悉地掌握了這個概念以後，在這個時候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用來分析亞洲金融危機，證明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軟預算約束的問題。而且，市場經濟存在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會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同黃海洲合寫）。我認為，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遠遠超過了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也都基本存在的問題。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人們不熟悉這個概念，忽略了這個問題，因此導致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次又一次產生嚴重的問題，包括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場金融危機。
在這整個研究過程中，我跟科爾奈教授一直保持聯繫，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
記得在90年代末的時候，他接受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必記本"註：Olivier Blanchard，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採訪的時候，科爾奈專門提到了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後來，科爾奈同馬斯金和羅蘭合寫的關於軟預算約束的論文，再一次肯定了我在這方面工作的價值。1999年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組織了一個以軟預算約束為主題的特邀分會（invited session）。我又做了另一個關於軟預算約束與經濟增長的論文（同黃海洲合寫）。那篇論文把軟預算約束的理論運用到了增長理論上，用來解釋世界上不同國家長遠的經濟增長軌跡。當時科爾奈在場，也得到他的支持。最近，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同科爾奈有很多通信(email)來往。我擴展了軟預算約束的理論，來分析美國金融體制內在的基本問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是，起源於美國、擴展到全球的金融機構使用了"軟預算約束創新"的方式，從基礎上破壞了金融秩序。他們用創新的方式來系統地軟化金融機構及民眾的預算約束。那些金融創新把原本每一戶、每一個機構內在的預算約束，變成了外部問題。
科爾奈非常鼓勵我的研究思路。他也非常關注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的、空前規模的政府拯救倒台金融機構的行為，認為這種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的做法最終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因為興趣相投，我們甚至曾商討要合寫論文。後因時間精力所限，我們決定分頭工作。後來科爾奈很快就寫了一篇，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里的問題。他非常希望這篇文章能發在西方的主串流媒體上，曾經送到《經濟學家》雜誌。但是西方的主串流媒體看不到這篇文章的價值，被退稿了。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後來發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較》上，裡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
5、學者風範
我想特別介紹下科爾奈的學術態度。
在1999年的諾貝爾第五次經濟論壇上，科爾奈是唯一被邀請做主題演講的，集中討論經濟轉軌的問題。我最強烈的印象是，他在演講中非常嚴厲地批評了一些對轉軌國家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學家。具體而言，他批評的就是快速的、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對市場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比如說沒有適當的法律、沒有適當的執法機構、沒有適當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用免費贈送認股權證的方式私有化國有企業，使得採取這些政策的國家遭受了非常嚴重的經濟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羅斯、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和一些東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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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批評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膽識。因為被批評者本人就在場，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界是非常有影響的，是擁有很大權力和能量的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同大家評選相關。得罪了人，就會增加你評獎的風險。當時我們都盯著臉色鐵青的被批評者。在我們私下的交談中，科爾奈對經濟學期刊、特別是頂級期刊的評審制度也有非常尖銳的批評。許多頂級期刊的編輯，往往忽略在經濟學思想上有重大貢獻的前沿性工作，相反，沒有什麼重要思想、只是在技術上做了些改進的，更容易發表。他認為現在的很多評審，謬誤很嚴重，依賴這種謬誤進行的評選非常荒唐。而經濟學界年輕學者的前途，都是同這個評審制度綁在一起的，這種謬誤和荒唐對年輕學者的發展、對學科發展的負面影響，讓他非常擔憂。
一個學者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是他每一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嗎？關於這方面我們有過很多交談。他對經濟學界尤其是最頂尖的經濟學系招聘資深教授的標準，也表示擔憂。在哈佛這些年參加資深研究人員的招聘，他發現這個過程往往太過關注候選人發表論文的數量，以及在什麼雜誌上發表，而忽略了他們在思想上的貢獻，忽略了他們在學說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或者將有怎樣的貢獻。他舉例說，有一個特別著名且有非常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曾經被哈佛討論是否通過終身教職，結果否定了。否定的具體原因就是他在近期發表的東西少。科爾奈對此感到非常擔憂和不滿，他覺得這完全是一種荒唐的本末倒置的判斷方式。
6、從哈佛退休
2002年前後，科爾奈考慮從哈佛退休。那段時間我曾請他們夫婦到我在波士頓的家裡吃飯，我們在哈佛的最後一次深談是在哈佛廣場的咖啡館裡，我們聊了很久。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夫婦非常捨不得哈佛和在美國的朋友們，而且他們非常懷念《紐約時報》，覺得回到匈牙利就不能每天讀到《紐約時報》了。但同時，他們又非常渴望回到匈牙利，他們和匈牙利有著不能割捨的聯繫。2002年以後，科爾奈夫婦就全時回到匈牙利了，成為布達佩斯高等學術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的終身研究員。
在2002年的秋天，我接到科爾奈的邀請去布達佩斯特高等學術研究所參加一個會議。此會議是他退休之後組織的一個龐大的研究項目：如何建設一個可信任的國家，就是在後社會主義轉軌時期建設一個可信任的政府或者國家。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布達佩斯。我立即就被這個美麗的城市迷住了。布達佩斯特高等學術研究所地處皇家城堡附近的布達市前市政廳，儼然一所十九世紀的宮殿。門前就是建於十八世紀的集巴洛克和新哥德風格於一體的肅穆的馬加什教堂。從皇家城堡俯瞰多瑙河及對面的佩斯市，輝煌的國會大廈及鏈子橋盡收眼底。高等學術研究所旁的小飯館裡，吉普賽音樂家們熱情地演奏著包攬世界各地文化的歡樂曲調。寬廣無涯的壯麗景色和無處不在的浸透著思想的空氣，難怪為人才輩出之地。
為了他的研究題目，科爾奈從全世界邀請了十幾位跨學科的學者，去布達佩斯特一起探討。除了經濟學以外，還包括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我到那邊帶去的論文，是關於應用不完備法來討論中國和俄羅斯的金融體制治理的。這是我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合作的。在那裡，科爾奈向我引薦了兩位耶魯大學著名的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蘇姍•露絲-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夫婦。布魯斯是研究憲政憲法理論的，蘇姍在研究腐敗以及聯邦制問題方面特別著名。非常有趣的是，在科爾奈幫我們引薦認識之後，我就向布魯斯介紹我們的不完備法的理論。結果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論，爭論了一陣子，布魯斯表示對我們的理論很感興趣，也信服了。科爾奈非常高興，對我說，你得到他的首肯非常重要，因為他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在那次開會期間，一天傍晚，科爾奈邀請我到他家去做客，他的新家在一個半山腰，風景非常美麗。趕到他家的時候剛天黑，能看到布達佩斯特夜晚壯麗的燈火。他的新家布置的很優雅。暢敘一番之後，科爾奈親自駕車，帶我們去城裡一家小飯館吃飯，吃的是匈牙利名菜，漁夫之湯（fishman's soup）。
這裡我還想再提一點生活細節。科爾奈開的車總是相當破舊。在哈佛我們當學生時候就注意到，他的車是所有教授中最破舊的，是一輛大眾製造的rabbit，兔子車，哈哈，最低檔的車，而且還是二手的，像我們窮學生用的破車。當時我們以為因為他半年在匈牙利，所以在哈佛就買輛破車對付。結果到了布達佩斯特，他的永久性的家，他還是開輛特別破的車。但是他很自豪地跟我稱讚他的車有多麼好。我相信他一定不同意我關於他的車的評價。這些都是特別美好的回憶，都很有趣。那天飯後科爾奈夫婦帶我沿多瑙河遊覽夜景，他們很興奮地領我看江上的鏈子橋，國會大廈，還指給我看很多他們曾經工作過的政府建築物。當時還有個小插曲，我們從一個廣場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啟動車時，有根柱子科爾奈沒有看清差點撞上去，結果被他太太大聲訓斥了一番。
2006年，我參加位於布達佩斯特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個會議並演講。科爾奈也是那裡的教授。我們再一次在布達佩斯特相聚。他把我帶到布達佩斯特一個豪華的奧匈帝國時代留下來的咖啡館，可能是布達佩斯特最豪華的咖啡館。在那裡我們聊了很久，他給我講這個咖啡館的歷史，這個國家的歷史，當前的政治經濟問題。還問及若干我們共同的中國朋友，錢穎一、吳敬璉等。那天我們還談了技術革命，包括google等等IT技術革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因為他兒子安德魯斯(Andras Kornai)是相關方面的專家，數學博士和伯克利的語言學博士。
2009年9月，為了紀念推倒柏林圍牆20周年，也是東歐、中歐轉軌20周年，在赫爾辛基的聯合國大學發起了紀念柏林圍牆20周年的學術會。我同科爾奈在這個會議上又見面了。科爾奈又像十年前在斯德哥爾摩一樣，是那次會議唯一的特邀演講人。他講了關於技術革命，經濟轉軌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會議結束之後，我同他們夫婦乘船去赫爾辛基的一個小島，去看古蹟。在那個小島上走了幾個小時，除了欣賞古蹟，談生活、談一切之外，如同每一次一樣，科爾奈對我在這次會上講的關於中國改革的制度基礎的論文又有許多批評。這篇論文既是我的新的研究，又是我已經進行了很長時期的工作。他一方面對我的論文鼓勵和讚賞有加，同時也尖銳地批評，說我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
除學術之外，那天還討論了他計劃來北京，參加紀念吳敬璉教授八十壽辰的國際學術會議。他在過去半年裡身體一直嚴重不適。他妻子說，這段日子裡，他是靠研究工作的進展讓自己心情好些。因為準備接受手術，他對於能否親自前來北京預感不樂觀。但是，他已經為最壞況作好了詳細安排。他詳盡地詢問了會議的組織情況，以及會議的組織者，也是我們共同的朋友肖夢。
二十多年來，科爾奈是我的老師，我的導師，我的親密朋友。同時，他對我的精神深處的影響更像是父輩。我妻子常說，科爾奈的為人甚至性格都非常像我的父親。科爾奈對我也確實很像我父親對我的態度。我妻子在見到科爾奈的時候，曾跟他說，你對成鋼的影響，很像他父親對他的影響。
這可能是我學術生涯中的好運氣，能夠有一位嚴父一樣的老師和導師，不僅引導，而且一直監督和批評。在我與科爾奈四分之一世紀的親密交往中，我見到的科爾奈是一個從來不對政界、學術界和社會上任何歪風邪氣低頭的人，永遠不低頭，永遠都是勇敢、坦誠、直率的。他從來不會因為苟且小利而喪失原則，他是以他的人格來帶動學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