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徵是，還存在三種主要的分裂，即國家維度、政體維度與文明維度上的分裂。
▍國家維度的全球分裂
迄今為止，人類不同政治體在國家維度上依然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無論以和平基金會的國家脆弱指數來衡量，還是以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中的政府效能、控制暴力與政治穩定性兩個指標來衡量，全球不同政治體的分化還很嚴重，國家維度上的政治發展差距還非常大。上一章曾專門討論，許多後發展國家—特別是"脆弱國家三角"地區的後發展國家—在有效國家或國家構建上面對的挑戰還很大。
在理論上，有效國家構建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本書前面章節曾充分分析過這一問題。到底什麼是有效國家？不同政治體在有效國家問題上究竟存在何種差異？為什麼有些國家不能控制衝突與暴力，不能維持政治穩定，不能給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學術界在這些問題上已經貢獻了許多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解釋。
比如，本書前面討論過，查爾斯·蒂利認為，歐洲近現代民族國家是經由長期的軍事競爭、在國家與戰爭的長期互動過程中塑造的。而許多後發展國家經歷了完全不同的國家構建過程。特別是，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原先的許多部落社會來說，國家的出現不過是一個世紀或數十年的時間。在18—19世紀歐洲殖民者到來之時，非洲的許多地方還是較為原始的部落社會。這些地方既不同於近現代的歐洲，又不同於中國、印度這樣具有古老國家傳統的國家，因而在國家構建方面的挑戰往往是最大的。當然，即便是中國、印度這樣有著古老國家傳統的國家，當西方興起和現代世界被創造出來以後，它們在國家構建問題上又會遇到許多新的難題。因此，在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完全有可能在國家構建、國家能力維度上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由此導致了國家維度上的全球分裂。
進一步說，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相對有效的國家或能否完成有效國家構建，其實際影響會非常大。今天，有些國家如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基本上都擁有有效國家，總體上國家疆域穩固，整合程度較高，政治總體穩定，衝突與暴力程度較低。當然，即便是英國，在國家構建上仍然面臨著蘇格蘭問題的挑戰，即蘇格蘭部分政治力量試圖尋求政治獨立。如果這一訴求成為事實，英國就會面臨地理疆域上的國家分裂問題。這對英國的國家構建來說仍然是一個隱憂。相反，有效國家缺乏或國家構建程度低的許多後發展政治體—特別是在"脆弱國家三角"地區—政治秩序往往是高度不穩定的，暴力與武裝衝突普遍，政治高度碎片化，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甚至還面臨著內戰的巨大風險。這些後發展政治體的國家能力或政府效能自然是很低的。當然，這裡討論的只是不同政治體在國家構建問題上的兩個極端，還有許多政治體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某種中間狀態。它們的有效國家或國家構建程度不及第一類國家好，但又顯著優於第二類國家，在有效國家與國家構建維度上處於中間狀態。總之，不同國家在國家構建或有效國家維度上的全球分裂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政體維度的全球分裂
人類不同政治體在政體維度上也呈現顯著的差異性。如前所述，政體是政治權力在不同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分配與分享方式。衡量政體最重要的是兩個維度：國家或統治者的政治權力是否受到約束，究竟是哪些人掌握政治權力。前者是立憲主義的維度，後者是民主的維度。但由於現代民主是一種複合政體，包括了立憲、法治、分權、選舉等要素，學術界往往習慣用民主與否來衡量不同政體的差異。
較有影響力的政體研究項目將全球政治體分為三種類型：民主政體（democracy）、威權政體（autocracy）與中間政體（anocracy）。這裡的中間政體，是介於民主和威權之間的政體類型，學術界也常常稱為兩不像政體（hybrid regime）、半民主政體（semi-democracy）或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目前的民主—威權兩分法或民主—中間—威權三分法往往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立場傾向，因而不是最恰當的政體類型學標準。所以，筆者更建議採用競爭性政體（competitive regime）—非競爭性政體（non-competitive regime）的兩分法。1但這項研究並未發展出一套基於競爭性政體—非競爭性政體的評級方法，所以目前只能採用政體研究項目或其他國際主流評級機構的政體類型標準。
[page]
在政體研究項目給出的全球政體變化趨勢圖中，自19世紀以來的相當長時間裡，非民主政體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後來民主政體開始逐步增長，並呈現波浪式的前進模式，參見圖15.1。這也大體符合塞繆爾·亨廷頓關於三波民主化的論述。2到今天為止，在該機構評估的全球範圍內160多個政治體中，有90多個國家與地區可以歸入民主政體，約20個國家可以歸入威權政體，約50個國家可以歸入中間政體。按照該機構的評級，19世紀以來全球政體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第一，民主政體總體上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呈現出顯著的增長，人類的19—20世紀是名副其實的民主化世紀；第二，目前為止，人類政治體在政體維度上仍然呈現出顯著的分化，不同政治體在民主—威權的政體模式路徑選擇上並無充分的共識，而是維持著相當的多樣性與政體模式選擇上的全球分裂。
從政體演化的視角來看，人類不同政治體在這方面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有些國家在19世紀之前就實現了立憲主義的轉向，而後又在19—20世紀普及了投票權，完成了民主轉型與鞏固；有些國家甚至還沒有啟動向立憲政體與民主政體的轉型；有些國家儘管啟動了轉型，但並沒有實現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還有許多國家還在此過程中遭遇了民主轉型的挫敗或民主崩潰。對於不同國家在政體演化或民主轉型道路上的差異，上一章已經做過許多學理探討，學術界的理論解釋主要聚焦於社會條件、政治制度與精英行為三大解釋變量。但總的來說，迄今為止，不同國家在政體維度上仍然呈現出顯著的全球分裂。
需要說明的是，政體類型或政體模式的全球分裂，不僅涉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而且還涉及擁有不同政體類型的國家在價值觀念和政治秩序上的潛在衝突。其實，早在古希臘的城邦政治時期，雅典日益興盛的民主政體就被擁有寡頭政體的斯巴達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這或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後更重要的邏輯。如今，全球範圍政體模式類型差異較大的國家可能都將其他政體視為潛在的政治威脅，原因既有國際體系中不同政體之間的權力較量，又有國內政治秩序是否可能受到衝擊或影響的深刻憂慮。就20世紀的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二戰"中的英美與德意之間的衝突，還是冷戰體系中美國陣營與蘇聯陣營之間的對抗，背後都跟不同國家在政體類型上的全球分裂有關。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政體類型的全球分裂還將深刻地影響人類政治。
▍族群、宗教與文明維度的全球分裂
有學者認為，今天的全球政治地理版圖還可能因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而產生彼此區隔，乃至彼此撕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的相關研究中，把全球政治體大體上區分為8個主要文明，分別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Western）、東正教文明（Orthodox）、伊斯蘭文明（Islamic）、佛教文明（Buddhist）、印度教文明（Hindu）、非洲文明（African）、拉丁美洲文明（Latin American）、中華文明（Sinic）以及日本文明（Japanese）。亨廷頓以文明作為基本單位理解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政治與全球分裂，應該是受到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影響。在《歷史研究》這一鴻篇巨作中，湯因比就以文明興衰的視角來剖析人類歷史。當然，儘管同樣使用文明的概念，兩位著名學者對文明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
理解全球體系中的不同文明，一個重要視角是族群與民族因素。在中國先秦典籍《左傳》中，就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判斷。到了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中的許多重大衝突仍然有著很深刻的族群或民族背景。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原南斯拉夫境內發生的戰爭，就發生在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之間。1994年發生的盧安達大屠殺，就發生在該國的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原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長期內戰，主要發生在不同族群之間。在美國，這幾年興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是非洲裔美國人因不滿自己的社會待遇而發動的社會運動。所以，這仍然是以族群或種族為界線的政治。當然，就美國內政而言，以族群或種族為界限的政治並非其政治的主流。但在許多多族群的後發展國家，政治常常容易區分為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鬥爭，而族群、民族或種族身份是非常方便地區分我者與他者的社會標籤。
[page]
另一個視角是宗教因素。亨廷頓更多是基於不同宗教來界定文明的。就宗教而論，目前全球體系中的分裂因素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分裂，比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印度教與錫克教之間；二是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間的分裂，比如基督教內部有新教、天主教、東正教之爭，伊斯蘭教內部有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三是政教關係上的分裂，究竟是主張政教分離還是政教合一—目前儘管絕大部分國家或政治體都主張政教分離，但仍然還有少數國家或宗教派別主張政教合一或神權統治。以非洲人口最多國家的奈及利亞來說，其內部政治問題，既有族群問題，又有宗教問題，因為該國南方人口以信仰基督教為主，北方人口以信仰伊斯蘭教為主。所以，該國這些年的政治暴力事件，要麼是基於族群原因，要麼是基於宗教原因。族群與宗教因素的結合，大體上可以解釋奈及利亞的政治暴力與社會衝突。
到今天為止，全球政治版圖上分布著許多不同的族群、宗教與文明。就此而言，全球政治版圖的顏色應該是色彩斑斕的。從積極角度看，這種色彩斑斕呈現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也意味著人類社會內部的差異性。這些多樣性與差異性，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對於維繫人類社會的繁榮和存續可能還很重要。從長期觀點來說，人類政治演化的重要動力之一就是這種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以及它們之間可能的碰撞與競爭。在帝國政治支配歐亞大陸的時代，倘若不是西歐首先演化出了封建主義體制，或許今天的人類政治文明就無法達到現在的高度。
但從消極角度看，由於全球體系中的多樣性與差異性，當全球化不斷深入，當互動愈發密切，人們愈發能感覺到我者與他者的不同，乃至潛在的對抗與衝突。按照主流的政治學理論，不同人類群體的差異，往往也是社會分歧與政治分裂的主要來源，是觸發社會衝突與政治對抗的主要誘因。相反，假如人們彼此相似，他們之間就更不容易發生重大衝突。2總之，全球體系中基於族群、宗教和文明的政治分裂，仍將影響今天與未來的人類政治演化。
▍人類政治的未來：合流與分化
全球不同政治體在國家維度、政體維度與文明維度的差異和分化，最終導致了兩個層次意義上的全球分裂格局：一是國內層次的，二是國際層次的。在國內層次上，這意味著不同國家之間還有著差異很大的國內政治秩序。這種差異既客觀地呈現了不同國家的政治演化程度，又表明各國政治離全球整合與融合的目標尚有較大的距離。在國際層次上，這三個維度的關鍵差異有可能是國與國之間潛在分歧與衝突的重要來源，也更容易埋下國際政治格局不穩定的種子。由此可見，人類離國與國之間的長期和諧與永久和平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人類政治在此基礎上繼續向前進化，就有兩種可能的前景。第一種前景是合流（convergence），即人類社會的不同國家或政治體會變得越來越像。第二種前景是分化（divergence），即人類社會的不同國家或政治體繼續維持目前的分化格局，甚至這種分化格局會越來越明顯。那麼，全球政治將會走向合流與整合，還是繼續維持分化與分裂格局呢？大體來說，經濟全球化是推動全球整合的重要力量。一個顯而易見的生活經驗是，今天全球主要城市的購物中心已經變得越來越相似，全球富有購買力的年輕消費者常常使用同樣品牌的筆電、手機、手錶和行李箱，全球許多不同國家頂尖大學的經濟系與商學院甚至都使用同樣的教科書。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兩個世紀中，儘管人類社會發生了太多衝突，甚至屠殺與戰爭，但總的來說，人類社會的不同部分正在實現快速的整合與合流。經濟全球化也大大推動了價值觀念的全球性流動與整合。
那麼，這種經濟驅動的全球整合，是否會引發最終意義上的政治的全球整合？目前來看，這一前景恐怕還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儘管西方世界內部有著十分顯著的政治整合趨勢—特別是以歐盟為代表，但在西方世界與全球其他部分之間、全球其他部分內部之間的政治整合趨勢並不確定。至少在短期內，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之間、非西方世界的不同國家之間在政治上的分歧、對抗仍有可能加劇。正如上文討論的，全球不同政治體之間在國家維度、政體維度以及族群、宗教與文明維度上的差異與潛在衝突仍然還很大，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們對於政治的認知還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所以，人類政治的未來，究竟是各國合流的天下大同，還是繼續保持目前的全球分裂，目前看來仍然是一個未定之數。
本文選編自《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作者包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