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從北京乘火車南下的知青隊伍，在西安換慢車，到銅川換汽車。沿途所見，景色越來越荒涼。卡車到達延安後，我們被以學校為單位分到各個縣。去安塞和志丹的繼續向北，去延長、延川的向東，去富縣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我們這些向東的人都乘敞篷卡車。數九寒天的，也沒覺得太冷。總之一直到了公社，我們這群人還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說到了公社先開的歡迎會，我不記得，只記得吃飯，大米粥、鹹菜和豬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見的飯菜，很對我們的胃口。沒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幾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擺了一個方方正正的吃飯陣。
飯吃了一半，各生產隊來接學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隊幹部，大多是一些後生和女子。冷不丁地，這些人闖進了我們的飯陣，鬧鬧嚷嚷地尋自家的學生。只看到一張張紅撲撲急煎煎的面孔，我們也樂了。語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們就把手裡的包子、大米粥遞給他們吃。他們很不好意思，我看見許多年輕人羞紅了臉。公社食堂的管理員急得用馬勺「咣咣」地敲著他的大鍋，以示對我們慷慨的憤怒。
一會兒，各生產隊的人像約好了似的吆喝起來。一開始以為他們在吆喝牲口，後來才聽清楚是在喊我們：「相跟上，回啊。」
隊裡給我們準備了毛驢車，但那幾頭毛驢太瘦弱了，我們只把行李擱在車上，人都走著。也是這幾天實在是坐膩了各種車，想走走。
從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勢，蜿蜓曲折。剛剛下過一場雪，延河已經結了冰，地勢迭宕之處，碎裂的冰層下可以聽見流水淙淙。空氣潔淨而透明，天空高遠，紅日當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樣。藍天、冰河、白雪、黃土山，樣樣真切分明。
我們和後生女子們談得火熱。毛毛很有點語言才能，已經使用剛剛學到的陝北話和他們高聲交談了。要在北京，這種高聲叫喊早會吵亂了一條街。可在這兒，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門兒，可就是不大聽到自己的聲音。好像聲音都被周圍的黃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覺真怪極了。拐過一個山旮旯，有個叫「花」的女子大吼一聲：「看！咱村，楊家灣！」那聲音才叫鏗鏘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楊家灣像個漂亮的嬰兒靜靜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記我就是這樣寫的。現在回想起那一眼，還是得用這句話。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擠滿了男女老少。先還跟我們走著的後生女子們幾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們指指點點著，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鑼鼓嗩吶響了，放鞭炮，呼口號。我注意到幾個趕車的後生拉緊了他們的牲口。後生、漢子多是穿黑布棉襖，婆姨女子們穿得花，且各擁在道路一邊。所以我們像進了布店，一邊是黑布櫃檯，一邊是花布櫃檯。好幾個爽頭淨臉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櫃檯那邊的男人們也一個個濃眉大眼，皮膚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憊、蹩屈竟然一掃而光。知青中不知誰衝動地說：「可到了家了。」
進村後第一件事是分灶。楊家灣生產大隊一共三個小隊。楊家灣一隊、二隊與蓋頭坪隊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幾個學生依這三個隊分成三個灶。「灶」是伙食單位，一個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飯的。在這裡吃飯是頭等大事。時至今日，提起「一個灶上的」，在大多數插過隊的人來說還是一種簡練而強烈的感情標記。
我們灶上除了我們三個人還有五男四女。以性別區分為兩個窯洞。男生表示騎士風度，認為女性愛清潔，就把自己住的窯洞充作灶房，我們這邊連炕的鍋里只管燒些溫熱水就行了，這樣不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許多油膩。不過，一邊男生宿舍兼灶房，一邊女生宿舍兼鍋爐房，錯落出入，天長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風流年紀，不免就有了一些羅曼史。不過，這是後話了。
二、
沒多久，要過新年了。聽說我們要過年，老鄉們一律是兩句話：這算個甚年？過年吃什麼？這十個字言簡意賅地觀照了過年的「名」和「實」。對他們來說，新曆的兩年交替對他們的農耕生存方式意義模糊。如果一定要過，就得先解決一個過年的實質問題：吃什麼。
我們說吃餃子。他們說，餃子？甚叫餃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許多楊家灣人走來看我們如何過年，如何包餃子。窯洞裡外很快就站滿了人。我們按剛學到的規矩，請來人上炕，他們一律擺擺手說：「罷，罷，盛不哈（下）哩。」就都站著。我們看人多，心裡不免發緊。把面和了又和，餃子餡加了又加。一個叫楊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來，那樣子真像表演節目似的。餃子皮像一群圓圓的大蝴蝶從他的擀麵杖底下飛出來，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們餘下的人們受了鼓舞，就一擁而上如飛地包。第一批餃子剛包出來，沒想到滿窯洞的人一鬨而散了。「哈！餃子？就是扁食哩。」我們趕緊留客：「這麼多，這麼多，留下來嘗嘗……」「哈！餃子？就是扁食哩。」說的人還是管自走了。
原來我們說的餃子，陝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張皮皮包個餡餡」，也是過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們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點點捏出來，和我們用擀麵杖的半機械化比較，更古樸和從容不迫。所以一到製作的共同之處，真相大白，他們便毫不留情地拔腳而去，留下我們繼續擀皮、包餡。待完工時個個汗如雨，包的餃子擺了半炕，只有發愁的份兒了。
燒水時大家的頭都有點大。第一鍋餃子進肚，飽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卻不行。不僅有半炕的餃子要煮，在集上割豬肉的時候我們貪便宜還買了一副豬下水。陝北人不吃下水和魚，所以集上的各種下水貨格外便宜。要把這些肝腸肚肺一件件洗好鹵出來，工程巨大啊。
風箱唿嗒、唿嗒響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當地一種劣質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時忽然濃煙滿屋，男生們大叫。我們懵懵懂懂跑過去一看，原來炕席燒糊了。一個男生的鋪蓋也燒了一個大窟窿。好在這人一直在燒火，所以，既未燒傷人，也未再燃著別的東西。
也別說陝北這地方閉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楊家灣的學生娃咋過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豬下水，咋燃著了鋪蓋，以及半夜驚魂，且有驚無險的故事就在我們的睡夢中傳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後的幾天裡，老有外村的老鄉和知青來看我們。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鋪蓋索性就掛在澗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館的話，我想這兩件東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這是我們開始自立生活時，為中國地域遼闊、語言龐雜多樣而付出的代價。
新曆年過完就是舊曆年。村裡的人也許覺得有點不過意，也許我們進村的頭一年還當我們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輪流請我們知青去他們窯里吃飯。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輕鬆的事。所以我們便在一個勞碌不堪的新曆年之後，過了一個安安逸逸的舊曆年。
三、
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能有多純潔，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後才知道的。這件事情發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一個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關。
三娃是個絕頂俊俏的年輕婆姨。這女人白皮膚黑頭髮，一雙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兩片紅艷艷的嘴唇當中閃閃發亮。最妙的是這三娃走起路來腳下生風，整個身子如風中荷葉，搖擺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會想起舊版言情小說中的許多句子：顰笑生繾綣啦，顧盼有深情啦等等。這女人站在二三十個年輕女人當中，誰都會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個男孩兒的名字，愈加嬌嗔可人兒。
進村不久，我們就聽說這女人「作風」有問題，陝北話就是「偷漢」。那個年代，禁欲主義在並沒有人提倡的情況下，作為革命的一種伴隨現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歡女愛在人們心目中都是一種罪惡情感，遑論其他。盛怒之下，我們打聽了三娃的成分，記不清了是上中農還是富農，反正不是貧下中農。
碰到問題先打聽當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當時與革命伴隨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問題往往最後決定當事人的命運。就我所知，來插隊的知青中並沒有幾個根紅苗壯的「紅五類」，不是父母先後被打成走資派如我們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壓根兒不好，什么小業主啦，知識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些人之間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紅衛兵式的決定：教訓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讓這個女人敗壞了純潔的革命空氣。教訓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紅衛兵化：用皮帶抽。因為我們深刻感覺到「偷漢」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對我們純潔的精神世界來說是一種褻瀆。
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陽，黃土高原上就是這種乾巴巴的燥熱。我們一群人在村子的正當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飯的三娃。這個聰明的女人幾乎是馬上就感覺到來頭不對。她的臉一下子拉長了，嘴唇顫動，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變得乾燥無光。
皮帶在空中飛舞，「啪」地一聲，我們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動了手。全村靜悄悄，家家窯門緊閉。好像人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更奇怪的是連三娃自己也一聲不響。寂靜和燥熱使人愈發激動不安，皮帶抽在肉體上「啪」「啪」的聲音沉悶得不可思議。我們站成一個圓圈，皮帶在我們手上傳遞，人人都動了手。
輪到我，我一點沒有遲疑地完成了我的動作。我只記得，我希望揚起手來的時候三娃會躲避一下，她果然閃開，我就很滿意。不知輪到誰的時候，三娃沒有來得及閃開，皮帶扣子在三娃的額頭上開了一個口子。口子不大，但鮮血馬上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這女人仍然咬緊牙關，不哭也不叫喊。當她覺得血流下來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裡，然後從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傷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們大家都驚駭起來，不約而同住了手，好像我們原本認為皮帶不會把人打出血似的。記得有人說了個「走」字，我們便慌慌張張作鳥獸散，誰也沒有回頭望一眼的勇氣。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澗畔上破口大罵，仔細聽去，罵的竟然不是我們這些打人兇手。
「黑心腸的些們，挑唆學生家打餓（我）窯里的娃哩，黑心腸地麼……餓（我）娃惜惶哩！餓（我）娃可憐哩麼……」
那聲音蒼老、宏亮又帶點結結巴巴。後來知道，三娃的公公當過生產隊長，在「四清」運動中因成分高就不當了。但他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緣。不當隊長多年了，還人見人稱「老隊長」。當過幹部的，都不免得罪過人。老隊長罵聲出了口，我們才心虛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漢」，而且確實是別人將這些話傳到我們耳朵里的。老天爺，我們竟然沒有任何證據，也從沒有想到過應當獲得任何證據就動手打人！
我們正在暗自心驚，就有一些老婆兒老漢兒走到我們窯里勸：「娃娃們，下回不敢了啊！一個村里住著，打壞了人了不得哩。」我們中間有不知深淺的說：「這算什麼？要在我們北京……」「好餓（我）個你哩，這不是不在北京你家的窯洞裡麼？」勸的人話里仍然一團和氣，但臉上有些硬硬的。我們一時不知再說什麼好。
那一邊的老隊長也被村人勸回去了。但在那個下午，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了惶恐和不安。老隊長對此事發生有複雜背景的判斷，三娃這女人在挨打時表現出的鎮靜，以及「這不是不在北京你家的窯洞裡麼？」的外柔內剛，都讓我們心驚，都在我們的常識和判斷能力之外。我們為捍衛道德純潔所作的努力不知怎麼一來顯得那麼軟弱和醜陋。我們覺得自己不僅沒有大展威風，反而像在厚重的黃土坡上跌了一個大跟頭，跌得鼻青臉腫，又悄無聲息。顯然那些在北京人們公認的道德標準和「一抓就靈」的手段用在這裡，就像曠野里的聲音會被大山吃掉一樣，也被什麼東西吃掉了，而且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更使我心驚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隊伍里，三娃的身影比從前更加惹眼。她不僅仍然唇紅齒白，風擺荷葉，那額頭上貼著的一塊小小的白紗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里那些後生漢子們像往常一樣和她說笑打鬧，走成一個疙瘩。歇歇兒的時候，三娃又成了一場放肆玩笑的領頭人。這種玩笑的主要內容是：青年男女先因為一個曖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輕薄的笑話大驚小怪地滾作一團，最後以全體年輕婆姨把一個或幾個漢子按倒在地而告結束。有時候婆姨們忘形到扒那漢子的褲子，而且一定要扒鬆了褲帶，使那男性本質部分半隱半現為止。就算那漢子的新婚婆姨在場，也無法阻止這種玩笑，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場公共娛樂活動。新媳婦能做到的，只是和我們這些女子們一樣，用背衝著那群瘋狂男女，口裡喃喃地罵上一兩句。那一天，和這些興高采烈的人比較，北京知青都顯得灰溜溜的，來自北京的純潔精神世界無疑受到黃土高原上活潑男女們的巨大挑戰。
又過了幾天，有人說三娃又「偷了漢」，就在剛起來的青紗帳里。說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們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這回我們不敢輕舉妄動了。而且，隨著日益繁重的田間勞動，我們已經無暇顧及別人的事情和純潔的精神世界了。
光陰流逝，有些內疚終歸永遠無法抹去。即便30年後，無論怎樣鎮定或者詩意，我至今也沒有勇氣再回楊家灣，因為我不知道怎樣面對現在大概已經做了祖母的三娃。這件事情對我們這些當年動手打人的人來說，顯然是沒有權利要求寬恕的，甚至沒有權利再在三娃面前提起。它只能永遠留在我們自己心底，永遠無法癒合，永遠疼痛不已。
（本文選自《紅色家族檔案》，羅點點／著，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