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打著「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的幌子，唱著「為人民服務」的調子，在「馬列主義」的「紅袍」掩飾下大行暴君之政，將歷史車輪拉回到封建奴隸制時代。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場政治災難，不僅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他在此前宣示的一切民主自由承諾全屬謊言外，還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一頁頁永遠磨滅不掉的人間慘史。其中，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堪稱最不光彩的一頁。
我也是一個從國難中僥倖生還的倖存者，儘管我個人的劫難在遍體鱗傷的民族軀體上僅是一道很不起眼的「微痕」，但在毛氏遺孽「強迫遺忘」的強壓下，把它記載下來，留給歷史，還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個受害者都隱忍不語，豈不是還要替他掩蓋罪行嗎？
風暴席捲在劫難逃
1948年，「山那邊呀好地方」的歌聲傳遍城鄉，給絕望的人間帶來幾分清新氣息。這年，一直在香港太古輪船公司工作的大哥李炳衡，突然西裝革履、洋氣十足地出現在昆明普賢村（後改名和平村）15號的家中庭院裡。母親驚奇地問他：「怎麼回來也不事先告訴一聲？」哥說：「因為太想念母親，想給阿媽一個驚喜。」
不幾天，穿著粗服麻鞋土裡土氣的他又回了家，他對母親說：「我現在在縣上教書，不回香港了。」他還把一個姓康的賣雪花膏的貨郎弄到我家院裡來住，把鄰居崔少珩等青年也介紹到羅茨去工作（實際是打游擊）。後經詢問方知，他是受莊田（原邊縱司令員，後任廣西軍區司令員）的指派，從香港回昆，到羅茨一帶參與組織游擊隊的地下工作者。
當時謠傳：「朱毛是匪，他們來了，會攪得天下大亂。」大哥連說No，No，No，No。
"解放後"，當上軍官的大哥，因忙於清匪、征糧等工作，無暇顧及家庭和個人問題。後來，幾經親友介紹，談好一個對象，可在申請結婚時，上級卻以「女方的階級出身有問題」為由，把他調到雲南省委黨校任教員。
1953年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到剛掛牌一年的雲南人民出版社任美術編輯。這時，我們一家都被融入到「新中國」的幸福大家庭中，所有人都各得其所，笑逐顏開。
可是好景不長，1955年，全國掀起了「肅反」運動，大哥被冠以「英國間諜」的罪名而受審查，並被整死。父親從國外趕回來，無可奈何地說：「沒辦法，相信政府吧！」母親則要求黨校賠還兒子。黨校的領導說我父親擁護人民政府，說我母親無理取鬧。
家裡的人抱著大哥留下的不到一歲的女孩，泣不成聲：「蒼天啊！怎麼一個受黨安排，為解放中國而投身於地下工作的人，轉眼之間就成了英國間諜？」
我把此事報告給出版社書記，書記說：「要大義滅親啊！」
與此同時，出版社也在「肅反」。編輯部主任、資深的地下工作者梁展自盡身亡。
1957年，毛澤東使出「陽謀」，又發動「反右」運動，強勁的政治風暴霎時席捲全國，雲南省也一樣陰雲密布。機關、學校、文化、新聞出版界……從「和風細雨」變為「殺氣騰騰」，恐怖萬分。省委組織部的楊蔭啟、宣傳部的謝家林等領導坐鎮雲南人民出版社，指導挖「反黨小集團」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工作。他們鬥張健，說她講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鬥王嵐、陳銘安，說她們搞「小圈子」，組織「反黨小集團」；批龐文會、批馬達、批喻翔生……一時間，連炊事員和勤雜在內總共只有五十幾人的出版社，50%的人都在被整之列，最後都被冠以「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分子」等罪名而受到懲處，連借反右之風積極整人的副總編張仁堅，也遭到同樣的下場。
轟轟烈烈的「反右」搞得人人自危。作為書記、社長兼總編輯的王起，為了避免傷害更多的人，曾悄悄地對我說：「小李，有人想把你劃為右派，你趕快在會上作個檢查，我好表態呀……。」不明真相的我，為了避免「階級敵人」的厄運而聽信了王起的勸告，決定作個檢討。那時，我年雖21歲，但仍不諳世事。當編輯雖已四年，畫的都是《把餘糧賣給國家》、《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保衛祖國，保衛邊疆》等緊跟時局、奉命創作的宣傳畫（雲南人民出版社50周年，彙編歷年出版總書目中，卻將我那時畫的畫均署名為「本社編繪」），編的、寫的均無問題。平時又從未議論過國家大事，更沒有講過什麼不利於團結和工作的話，拿什麼去作檢討呢？想來想去，想到編輯部主任劉以曾批評我「不問政治，搞單純技術」的話，於是就檢查自己不問政治的危害。
我作檢查時，副總編張仁堅到會，編輯部主任劉以主持會場。劉以作結論的話使我十分反感。他說：「你反對黨的出版事業，對年門畫的單線平塗都有意見，還用毛主席說的『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來詆毀出版社；你目中無人，畫得好就驕傲，只搞單純技術，不問政治，和黨離心離德；這不但是右派言論，甚至是反革命言論！」
我認為這種批判根本不是什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善意批評，單扣帽子，不擺事實。一時火起，便把筆電往桌上一甩，憤憤地說：「那就隨你們把我怎麼劃吧！」
檢討會沒有開下去，社內的大字報、小字報我不看，批鬥別人的會上我不吭聲，每天跟著大會小會熬，總擔心著不知何時輪到自己。哪知幾個月過去，卻沒動我一下。快到年底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你也是右派，不准回家了。」就這樣，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成為被侮辱、殘害了21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給我的心靈和肉體留下了終身難以消解、不可挽回的創傷。
戴帽流放遙遙無期
1958年1月，社裡開大會，首先當場逮捕了美術編輯嚴濬。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是「保留公職，撤職下放，監督生產。」我的母親，也因大兒子是「英國間諜」，二兒子是「右派分子」的關係，被發配到會澤縣勞動，飽嘗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當月28日，我同部分省級機關所劃「右派」數百人，一起被遣送到彌勒縣那片乾旱荒涼、豺狼出沒的南鄉垻——原先的勞改農場，後改稱彌勒東風農場——監督勞動，領受20世紀中共的現代流放。
我所在的生產隊在一個大水塘下方的荒坡地旁，水塘是原來勞改隊築了個小土壩蓄起來的水，時有野鴨飛來水中及雜草叢生的岸邊活動，當地人給它取名為「長塘子」，因此，這個生產隊就叫做長塘子生產隊。我們在垻下坡腳的荒地上割來茅草、砍來松樹和雜木條，搭起幾間茅草棚作為棲身之所。21年難以想像的折磨，就從這裡開始。
在這個農場，除了每天10多小時超體力的繁重勞動外，最嚴酷的是吃不飽飯。當年未到年底，就只能吃稀飯了。此後連續三年大饑荒，農場和附近寨子不斷有人餓死，經常見到地邊坡腳躺著屍體，看到偷食者被打死，還聽到沙鍋寨有家農民煮孩而食。那時，死了人不敢哭；受了罪不敢叫。若哭若叫，就會被戴上這樣那樣的政治帽子橫加懲處。
多數「右派分子」患上了水腫病。原來標緻壯實的男男女女，有的瘦得形同枯槁，有的腫得像大頭鬼，得不到食物補充，就這樣生生餓死。
有個名叫邱培祖的「右派」，因患水腫病無力支撐行動而跌進雞街鋪的糞塘里淹死，據說他是我國最早的女子桌球世界冠軍邱鍾惠的父親。
餓死、病死的，被抬到小吊井亂葬崗草草掩埋。活著的人，想方設法把山上、地下能搞來填肚子的都搞來吃，甚至垃圾堆也有人盯著，尋覓到一丁點認為可吃的東西便趴下去，使出僅有的力氣往嘴裡塞。
農村為了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推廣公共食堂，還說什麼「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橋樑」。結果，家家戶戶炊煙盡滅，公共食堂給多少吃多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下地勞動。睡覺不分老幼，男的和男的睡一塊，女的和女的滾一堆，幾乎是吃、喝、拉、撒都統一行動。沒有吃上幾天，糧食沒了，最後連代食品、包穀骨頭、紅薯藤等都被吃光，依舊緩解不了嚴重的饑荒。
在農場，人們獲得生命所需的唯一依靠就是食堂。一年365天，每天都在隊裡的食堂打飯吃。口糧標準一降再降。人們此時最最崇高的理想只是吃上一頓飽飯，哪裡還有人去做那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天堂夢！
1960年初，宣布摘掉我頭上的「右派」帽子，不幸噩耗又來：弟弟李紀衡為逃避災難，利用出差之便，到越南投靠父親，誰料竟不明不白地浮屍於河內的還劍湖中。
三年饑荒挺過來後，這批慘遭愚弄備受折磨的「右派」們，一個個都伸長脖頸在那裡盼啊盼，盼望著春風吹來的那一天。可是「春風不度玉門關」，盼來的卻是更深的苦難……
混沌歲月冤案迭起
在那看不到盡頭的悲慘歲月里，每一個人都是命懸一線。一言一行必須小心翼翼，否則殺身之禍就會臨頭。被批判、鬥爭、捆、綁、吊、打，更是司空見慣。
1962年，政治風雲變幻，彌勒東風農場把所有「右派」分子按摘帽與未摘帽分別編隊集訓學習，一部分摘了帽子的集中到長塘子，上午學習，下午勞動，據說是為分配工作作準備。這時，「右派」們才依稀看到了一線希望。
集訓的集體宿舍是大雜混，亂鬨鬨的。用木材邊皮搭成的凸凹不平的床，滿噹噹擠在一間屋裡，成了我們唯一的活動場所。除了上廁所，幹什麼都在這裡。晚上，有的睡大頭覺，有的抓緊時間學習。點燃豆大火苗的墨水瓶煤油燈，伏在床上，不是看書、寫字、畫畫，就是互相吹吹有關分配工作或黨對「右派」政策的「小道消息」。
搞文學的藍芒每天坐在床邊，寫他的《游擊世家》——記載彌勒西山游擊隊的長篇小說。我呢，一有空就畫畫：用土紙畫《白菜蕃茄營養多》，畫《母親寄來的解放鞋》，用挖「神仙土」挑揀出來的泥巴作顏料，畫風景，畫民族人物，畫一草一木……
誰知這些勞動之餘的寫作和繪畫也會招來橫禍：一天，張祿生拿一張用油畫棒畫在32開紙上的畫給我看，說是他畫的。畫面有兩個農民在寒風中披著蓑衣，冷嗖嗖地直打顫。灰色的格調，寒氣逼人。這位不是專業學畫的人，用筆、用色、形態都像個樣，能畫到這個水平實屬不易，但也使人敏感到，在這種時候畫這種題材的畫，不擔心橫生枝節嗎？所以我說：「畫得好，但是不要畫這種畫。」張祿生不以為然地說：「這怕什麼？那天，我經過普龍（村名），看到兩個農民就是這模樣嘛。」他叫我幫他改，我說：「別改了」。說實在的，我也無從改起。誰料這張畫後來果然成了所謂「反革命」事件的罪證。經過別有用心的人檢舉、揭發，使那個心毒手辣、素有「滿閻王」之稱的長塘子生產隊支書滿廷富喜出望外，他把這張《寒流》和不知是誰書寫的古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利於我何有焉？」以及四個摘帽右派大學生崔學義、朱祥亨、唐宗碧、候宗培拼湊的詩：「長塘，長塘，寂寞又淒涼；吃的爛白菜，住的茅草房。」通通作為反革命罪證，以「摘帽右派組織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為名，向農場政治處主任張致澤和黨委副書記余鵬輝報案。
報案之前，連滿庭富自己都搞不清「貝多芬」和「裴多菲」為何物，就張冠李戴、「不是也是」地報了上去。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那個時代，余鵬輝、張致澤等怕的是你不報，只要你報，哪有不信之理。至於名稱的正誤，他們則可以裝糊塗，於是又將此案報到了縣武裝部和警局。
縣武裝部和警局派人來場，首先對我進行恐嚇審訊，說我是「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急先鋒和組織者。指控我畫《寒流》是「影射反右運動」；寫古詩是「借古諷今」；拼湊詩是「對現實不滿」。一句話：都是為右派翻案，是攻擊黨，攻擊毛主席，攻擊社會主義，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搞反革命活動。
經過一個多月的審訊，縣武裝部部長和警局來人交談幾句後對我說：「經過調查，這個『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並不存在。但是，你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這是很嚴肅的事，你能不能做到？」
聽他這一說，我這個在生活道路上剛起步就被絆倒的人，根本不可能去仔細揣摩這話的真正意思是什麼，只能下意識地感到此案就此了結，於是堅定地回答：「做得到。」
這位武裝部長接著說：「現在將你的畫還給你，我們都看了，畫得不錯，繼續努力吧！你一定要相信共產黨，以後還會用你的。」
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農場黨委副書記余鵬輝、政治處主任張致澤等，卻利用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案，在各直屬隊開展了一場大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組織」的「運動」。
這時，場部又把長塘子的「撤處人員」（指「摘帽右派」）集中到場部旁邊的黃家莊集訓，我再次受到圍剿。組織者把我交給李相東作臨時組長的那個小組，在堆草的牛棚里日夜接受「批判鬥爭」。他們依然口口聲聲說我是「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急先鋒」，還採取疲勞轟炸的戰術，要我交出「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成員名單。
幾天幾夜的連續批鬥，翻來復去都是那些話。積極分子們一個個凶神惡煞、義憤填膺的樣子，仿佛要將我咬碎！他們要我盤腿坐在牛棚的壓條上挨鬥，體力、精力消耗太大，把我弄得昏昏沉沉，不知所云。有一次，竟完全昏迷過去。組長匯報上去，上面指示：「不讓他裝死，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團揪出來。」農場煞有介事，大小頭目日夜奮戰，要抓「大魚」，要一查到底，宣稱「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面對夜以繼日的批鬥，我心中雖然坦然，但是無力以對，又不能把縣武裝部部長的話端出來。即便端出來，倘若遭到否認，豈不是「罪上加罪」？處在那時的我，思維極度混亂：分不清那位武裝部長的話是真是假，是何用意；更不能用違心和違背事實的話來逃脫這一劫。一天，我上廁所出來，見余鵬輝從那裡經過，就快步追上前去請求道：「余書記，我想找你談談。」他竟滿面怒色地訓斥道：「不談，你只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說罷揚長而去，使我這個階下囚無可奈何。
後不久，在場部召開的一千多人的大會上，余鵬輝又以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態、高高在上的派頭、殺氣騰騰地吼道：「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把你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已經是寬大無邊了。俗話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可是像雲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李澤衡（我已摘帽，仍被稱為右派分子）那樣的人，連頭都不想回，怎麼能靠岸？」……
經過那場「運動」，農場掌權者們硬是在其它生產隊將幾名已經摘掉帽子的「右派」強行打成「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給他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勞動教養。送走之前，還押到各生產隊進行現場批鬥，捆綁吊打，週遊示眾。
有人一直認為「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真相我最清楚。其實，當時我只是一再被鬥，且被鬥得死去活來的「受害者」之一罷了。最清楚的應該是余鵬輝、張致澤等幕後策劃者和操刀者。試想：當初那位武裝部長當面對我說這個案子「並不存在」的同時，為什麼又要嚴肅地告誡我：「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現在看來可以認定：在那位部長說出此話之前，余鵬輝、張致澤等人已經策劃了一個陰謀——要以「假案真辦」的架勢，通過開展一場全場性的「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運動」，來整治他們早想整治而無從下手的眼中釘、肉中刺，藉以達到「殺雞嚇猴」，將所有「右派」通通「改造」成馴服奴隸的罪惡目的。縣武裝部和警局知道這一陰謀，但不參與，也不反對，所以才告誡我：「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而要把這個假案辦得像真的一樣，當然要讓我照樣挨鬥。所以，被鬥的我和往死處鬥我的人們，都上了余鵬輝、張致澤等人的當，成了這一陰謀的受害者。除此而外，我還成了被人認為「真相最清楚」一說的「替罪羊」。其用心之狠毒，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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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此案的檢舉、揭發者來說，他們與受害者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但令人痛恨的是，他們在自己遭受踐踏的同時還去踐踏別人。這種昧著良心的「立功贖罪」，不僅被掌權者用作兇殘迫害同類的工具，而且助長了他們進一步施展「以夷制夷」狡詐伎倆的底氣，其罪責是推脫不掉的。
在所謂「改造」的黑暗深淵中，改造你的人無時不想著把你按到水底，讓你掙扎不起。有些被改造的同類，為了一時的舒坦，也會伸出手來幫助改造者按你一把，但是他們的靈魂卻擺脫不了永久的愧疚和自責。由此可見，那種罪惡的「改造」，對人性的蹂躪是多麼的殘酷！對我們民族道德倫理的敗壞，又是何等的慘重！
獨夫專政走狗猖獗
黃家莊的集訓結束後，此案並未宣告結束。我們依舊返回長塘子，白天勞動，晚上對我繼續批鬥。支書滿廷富又使出毒招，強迫我穿著既菲薄而又千穿百孔的破汗衫，把一捆捆苦刺背回來壓秧田（明令不准挑）。我背負荊棘，汗水和血珠一齊流淌，傷透心房！
在那無期徒刑一般的歲月里，我沒有能力去搶夠那僅夠活命的工分，但每天都要付出超體力的勞動，去面對那些難以勝任的勞役和層層加碼的定額和任務。即便生病、受傷（被牛挑傷，被馬踢破腦門，被毒蛇、蜈蚣咬昏，被鐵耙齒從腳底板戳通、穿出腳脊背等）也得出工；放牛、牧馬、教生牛、犁爛田、撐船、趕車、割草、砍樹、搭棚、開荒、辟路、出廄、漚肥、挖水井、刨糞坑、挖魚塘、托土墼、舂土牆、打炮眼、炸石頭、修水壩、挖垡子、翻曬場、背麻包……什麼重活都幹過；腳板戳滿苦刺自己悶聲拔掉；腳跟開大裂，用錐子和納鞋底的針挑，用麻線縫合；肩膀化膿用破布墊；滿肚子的蛔蟲不時從肛門鑽出半截；爛衣破褲里的虱子既多又壯，都已習以為常。這僅是我們普通的生活狀況。在那個煉獄裡，既沒有關懷撫慰，更談不上人權保障。有的只是人性的泯滅和沒日沒夜的苦役。能夠與我和諧相伴的，只有那條名叫「大排角」的老水牛……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文化大革命」又來了，我們的命運雪上加霜。農場裡數不清的「派」——革命派、造反派，走資派、保守派、觀望派、逍遙派……他們的實彈操練，無不把矛頭對準我們這個烙下金印的群體。他們蒙蔽和利用勞釋人員、盲流人員、外地遷來戶和當地農民，教以「文攻武衛」，對我們大打出手。他們口口聲聲「要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於是，不管摘帽與否，都被隨意抓來掛牌、遊街、抹黑臉、戴尖帽、披麻布、架噴氣式、剃陰陽頭……他們一面舉著紅寶書，扛著忠字牌，跳著忠字舞，念著「最高指示」，一面卻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響亮口號下，對我們幹著打、砸、搶、抓、抄的痞子行動。
在天良喪盡、人性滅絕的「革命」浪潮里，當然也有堅守良心的人。一天，有位貧農出身的女副隊長偷偷對我說：「隊上的造反派已商量好，今晚就要鬥你，決定由湖南盲流人員出手暴打，你還是趕快想法離開吧！」為了避免受到更大傷害，我只能選擇逃跑。當天，我不由自主地徒步往昆明方向走。天黑了，以半斤糧票兩角錢在路美邑一戶農家躲過一夜。第二天，又帶著身上剩餘的一斤二兩糧票和兩塊多錢，東躲西藏地走到宜良，終於搭上火車回到家裡。不久，就聽說支書滿廷富與湖南盲流人員袁湘余等，編造了「右派要組織五千人，三個月踏平東風農場」的「暴動」案，把他們陷害的對象李運禹定為頭目，吊在曬場的球架上暴打。我若不趁早離開，恐怕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條」了。
處於暴君專制下的中國哪裡有活路？衣、食、住、行全被管死了，我還能逃到哪裡？到家後，我一無證件二無口糧，既要躲避派出所的盤查，又只能每天分食母親有限的口糧。可是經濟無來源，怎能生存下去？情急之下，便生方設法用一枚舊的放大鏡做成相機，翻拍些自畫的歌片，待武鬥停息時拿到南屏街擺地攤賣。可是，各路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響徹雲霄，真槍實彈的武鬥天天在大街上公演，逼著我只得混入修繕隊當油漆工或建築工謀生。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天羅地網籠罩下的中國，處處查路條，天天查戶口，哪容我這個「右派」在「黑五類」家裡安身？不久，農場來人，我又被五花大綁押回農場。
回場後，場部對我的逃跑未作處理，這也許是他們套用了彌勒縣武裝部部長說的「黨還會用你的」那句話。因為當權者就是黨的代表，「黨」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副場長趙海在批鬥唐瑛（摘右）的大會上就說過：「你們這些右派不要痴心妄想，我們對謝含秋（農業技術員）、李澤衡沒有怎麼樣，是因為用得著他們。如果用不著的話，可以一腳把他們踩進泥里去。」是的，我們的確是根據「黨」的需要，忽兒被踩進泥里，忽兒又被拖出來，如此踩進去，拖出來，踩進去，拖出來，從未終止過。這就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我從此便隨著他們用途的變化而任憑差遣，經常從生產隊扛上破被包到場部報到，接受靈與肉的「改造」。有時命我去畫毛主席像，有時又命我畫農場勞模韓順堂、畫學毛著先進人物、畫憶苦思甜的連環畫《張賢良》、畫《紅岩》、畫八個《樣板戲》布景、宣傳畫、壁報、大標語、忠字牌等等，都是沒日沒夜地干，無可奈何地接受犬儒化。這時的繪畫已不是我的藝術，而是當權者「用得著」的工具。這工具被他們用來歌頌「聖道」，為「聖道」開路，為「革命」的面子添風光。即便這樣，他們也要死盯著我，要從畫中找岔子，總想從中挑剔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蛛絲馬跡。儘管我百倍小心，也難防他們的叵測居心。
當我正被他們支使得疲於奔命之際，年邁的母親來農場看我。她在搭馬車經過尼西哨的崎嶇小路時，被顛簸的馬車顛下車來，摔斷了左手尺骨，幸得拖白煤礦醫務室給予包紮。到場後，母親含著淚水說：「看來你是回不去了，若有誠實的姑娘願意，你在這裡結婚吧！」母親的苦心我是明白的。
不久，東風農場改為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七團。1971年，我和縣城生產隊裡一個樸實單純的姑娘相識，經團部和生產隊出具證明，在長塘子結了婚。
後來，團部調我去成立一個攝影室，為在場人員、各隊知青、周邊農民及附近部隊的官兵服務，前後拍了八年的照片，留下了那個時代的一些印記。
文化大革命後期，兵團撤消，改回原來的彌勒東風農場，原已「靠邊站」的曹希榮重新撈回書記兼場長的職權，他又死灰復燃，繼續作惡。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華國鋒當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農場「改造」了20來年的我們，不僅消息閉塞，而且腦袋多已麻木，根本不知中共「宮廷」內鬥的秘情，對誰上台也不帶有任何傾向，只會本能地每天重複著那套枯燥的奴隸式勞動。可是整人職業化了的曹希榮等，一旦重新得勢之後，真是「吃屎的狗改不了吃屎的路」，他們平生慣用的整人手段，諸如無中生有、栽贓陷害、炮製假案等等，又一樁接一樁地使出來了。
在1977年「大戰紅五月」的日子裡，場部的人一律走出辦公室，下田參加勞動。有一天，我關好攝影室大門，正要下田幹活，迎面來了服務社（農場商店）的三個人，將我扭到服務社小倉庫，要我交代「攻擊華主席」的問題……
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叫人莫名其妙！他們說：「話是你在4月24號收聽敵台後說的」，「證人不只一個」，「只有老實交代，否則死路一條」。我對這些一聽便知是捏造的陷害並不在意，因為我根本沒有收聽過什麼敵台，也沒說過什麼攻擊華主席的話，於是反問：「誰說我攻擊華主席？」服務社主任尹自文大聲說：「沈曼昕揭發，是你對她講的；還有馬俊芬證實。你還抵賴得掉！」於是不由分說，勒令我回去準備坦白交代。
一聽是我對沈曼昕講的，我便有所懷疑：前天，沈曼昕（一個由農場宣傳隊安排來攝影室工作的女學徒）向我請假說她不去參加農田勞動，但未說明原因。我說：「能堅持去好一些，免得說我們怕勞動。」可她驕橫地說：「這是曹書記同意了的。」我回答說：「既然曹書記都同意了，你就守攝影室吧。」事後我想：這事有些蹊蹺，曹書記根本不管攝影室，請個假用得著去找他嗎？這裡面定有文章……
第二天，服務社全體人員開會對我進行批鬥。積極分子們拳打腳踢，吼聲震耳：「你是從哪裡知道華國鋒與四人幫是一夥的？」「你收聽敵台，說華國鋒與四人幫是一夥，你就是死不悔改的右派！」，「你是現行反革命！」……
會場上唾沫與鞋底齊飛，嘴巴與手腳並用：理髮匠王均用指尖戳我的太陽穴，補鞋匠鍾之立用腳蹬我的腿，縫紉工扭我的胳膊，除了站櫃檯的沒動手外，其餘的都是拳腳交加，手口並用，紛紛吼著要我跪下。沈曼昕、馬俊芬也站在一旁隨聲作證……
我憤怒地反抗，堅持不跪。於是吼叫、咒罵、動武，一波接著一波，整個批鬥會都由他們鼓著說，把著聽，哪有我分辯的空間？
過後，把我關押在場部辦公室旁邊一小間堆雜物的暗室里，黑夜躺在冰冷的地上。場部保衛科趙天榮幹事經過這裡，從破窗口用平和的語氣對我說：「事出有因，會調查的。」這時，妻子送飯來，趙幹事見送來的那碗飯上面只有幾片老高麗菜菜，便問：「只給吃這點菜」？我妻答：「犯人還想吃什麼好的？」趙幹事苦笑一下。他們走後，吃飯時我才發現，飯下面是荷包蛋，蛋下面有一小張紙片，寫著：「有人害你，你要挺住。」（事後妻子告訴我，那字條是她的領導——農場加工廠廠長丁克明幫她寫的）
他們採取鬥幾天、關幾天、放幾天的辦法來折磨我，我反思自己近來的言行，分析趙幹事說的「事出有因」，也想起了既往的一件小事：在曹書記復職不久的一天，他叫我為他漆大衣櫃，衣櫃漆好後他很滿意，又叫我幫他買裝飾衣櫃的錦緞，我立即寫信託我在昆明的母親買了寄來交給他，並實打實地對他說：「錦緞不要布票，只是花了四塊錢。」當時我就見他面有慍色，過不幾天，便把錦緞交給馬俊芬帶來退還給我，並說：「曹書記說太貴了，還給你」（這塊錦緞至今我還保存著）。他會不會為這四塊錢就對我搞迫害呢？該不會吧？左思右想想不通，但就是沒想過他生活上糜爛的問題……
服務社一伙人在曹希榮的指使和教唆下繼續對我進行逼供，要我「脫褲子割尾巴」；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必須「竹筒倒豆子」，還兩次抄我的家，連魯迅推薦印刷的《比亞茲萊》畫冊也被說成是罪證而抄走。曹還動用公安部門。但是縣警局派來的人並未把此事當真，只是在參加最後一次批鬥我時，說了些「要坦白交代，有的就說有，沒有的就說沒有」等應付差事的話便走了。此後，批鬥雖然停止了，這樁假案卻被無限期地掛起來。他們叫我白天黑夜地干苦活，還派兇惡的打手盯著，動輒施以棍棒。若再反抗，無疑會增加繼續迫害我的藉口，何況我還得掙每月21元養家活口的老米錢，要養好五歲和三歲的一雙兒女。面對妻兒們恐懼的眼神和痛楚的心理，血淚只能往心裡流。在那長達一年多的肉體摧殘和精神奴役中，終於使我脊柱骨折，留下後遺症，至今年年疼痛不斷。
在我這次又受迫害的過程中，雖有許多盲從者附和行兇，但也有人投來同情的眼光。他們有的給予安慰，有的叫我忍住，有的通過妻子傳話說：「別怕，會水落石出的。」難友范寶安（摘右）則悄悄地對我說：「實在頂不過，如果把你弄去勞改，我會幫你養一個孩子。」農場保衛科趙天榮幹事也鼓我的勁：「你怕他（曹書記）幹什麼？」有一位連蚊帳都未見過就被劃為地主的七十多歲老太婆，還來為我接骨並做推拿治療。
事過之後，農場服務社副主任李志超才悄悄地告訴我，有人知道沈曼昕和曹希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只是怕曹而不敢說；農場的電影放映員（兼曹的通訊員）也曾泄露過曹與上海女知青×××、玉溪搬來的×××搞過不正當男女關係，曹還毫不顧忌地安排了玉溪那個×××的丈夫到攝影室頂替我的工作。事後，當我責問服務社主任尹自文時，尹自文也說了實話：「不是我要整你，是曹希榮要我整的。」
曹希榮一手製造的這一「反革命造謠」假案，一直久拖不結，直到我的「右派」問題「改正」時才「一了百了」。
幽靈徘徊難以消亡
1976年9月9日，一心想著「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毛澤東終於死了。但是由他一手造就的邪惡時代並未就此終結，其影響和流毒還在繼續禍害著我們這個多難的民族。
1978年10月，開始解決「右派」問題的中共中央55號文件出台的消息傳到農場，21年來不斷盼望脫離苦海的「右派」們高興得奔走相告。可是，歷來只會「跟著毛澤東走」，並把我們當作墊腳石的那些農場掌權者們，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警告大家：「不要妄想」。小平地生產隊隊長王金貴甚至還召開全隊大會訓話說：「你們這些右派還想離開農場，今天我拉明告訴你們：這是痴心妄想！我先把話說在這裡，咱們不信走著看，如果真有你們離開農場的那一天，我把王字寫了倒貼起！」直到紅河州委統戰部派工作組來場開始安排這批人的工作時，那些毒入膏肓的「好學生」們這才無話可講。
在那段時間裡，州委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多次找我談話，徵求我對今後工作的意見。有的要我到蒙自師專教書；有的要我到州群眾藝術館；彌勒縣落辦則動員我到彌勒工作。何去何從，讓我難以抉擇。
一天，我正在犁著結了冰塊的冬水田，被州委統戰部長派人叫了回來。部長做我的思想工作說：「你要服從分配，否則再過個把月，落實政策辦公室撤消，就沒人管你們了。」
我聽他談得誠懇，轉念一想：對呀，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可不能再拖了。
因考慮到我的妻子是彌勒人，我就答應到彌勒縣報到，問我選擇什麼部門，我選擇了文化館。後來一到彌勒，便受到有關幹部的歡迎，連縣城裡知道我的一些居民和農民都說：「東風農場那個『老右大畫匠』來我們縣工作啦。」
過後，我代表縣文化館到州群藝館匯報有關業務，才見面，州群藝館的領導就問：「怎麼現在才來報到？」原來，州落辦先就把我分到州群眾藝術館了。我只得禮貌地向他們作了解釋，請他們給以原諒。
我十分珍惜重新獲得工作的機會，既到彌勒縣，就應傾注全力。我在那裡努力工作，做了許多有益於文化發展的事：諸如1979年尋獲《大觀摟長聯》作者孫髯翁的墓碑，並於1980年蓋了座新文化館；還建起髯翁公園；其所在街道也易名為髯翁路。我還和同事們一起，修復了彌勒縣的許多文物；對熊慶來、袁嘉穀、趙子昂的遺蹟加以保護。開展了一些活動，把吹、拉、彈、唱、繪畫、攝影等文化活動逐漸開展起來；以及為紅河州藝術師範培養人才等等。連我自己都未曾想到，縣裡竟經「群眾推薦，組織批准」，把縣政協副主席的頭銜給了我，還找我談話說：「已報批你任彌勒縣副縣長」。
此時的我，又陷入到就在此當官還是回昆侍奉老母的兩難選擇之中。真是：
眼前有若彩雲現，但惦心中慈母顏；
充軍遊子尚未歸，母親倚門盼兒還。
歷經那麼多年的地獄生活，母親為我受過多少苦，熬過多少難，我能不思報答嗎？
為了侍奉老母，早在錯劃我的「改正」文件下達後，我就寫過信給雲南人民出版社，表明我因老母在昆，無依無靠，要求回社工作的願望。但得到的回答居然是「回不來了，政策是就地安排」。我意識到這是出版社為了排斥異己，在落實政策上鑽政策空子的一種花招。於是除了向彌勒縣的領導吐露實情，請求體諒，同意我回昆外，同時向省文化廳（那時出版局已併入文化廳）、中央文化部、國務院僑辦等處投寄申訴信，重申我的正當訴求。
令人氣憤的是：1979年出版社在落實政策中，居然有人在社裡公開造謠說：「李澤衡已喪失工作能力，回不來了」。
過後，當他們知道我還在申訴，出版社主持落實政策的人又變換手法。他們坐著吉普車來到彌勒，擺出一副既同情而又無可奈何的樣子對我說：「回不去了，出版社超編，80幾個人的編制，已有一百零二人。再說，昆明市設籍有限額，實在辦不了。」
碰巧，我又見到了與落實政策者一起坐車來彌勒縣組稿的出版社老前輩朱琨，當我向他談及來人的談話情況後，他詫異地說：「怎麼這樣講？出版社最近還調進很多人嘛。」這就戳穿了那位落實政策者的謊言。
他們回去後，向上匯報的鬼話更加卑鄙：「我們找過李澤衡，現在，他在彌勒縣當了官，不願意回來了。」
我直接到出版社去找掌權者，辦公室主任王天甲說：「你回來的事，等我們問問陳琦再商量。」
這話不能不引起我的懷疑：陳琦當時只不過是個美術編輯室的負責人，為什麼我回來的事還要過她這一關？她在出版社究竟處於何種地位？起著什麼作用？她與出版社的領導究竟有什麼特殊關係？
我又找到新派來的主要領導，他說：「我剛到任，不了解情況，不是說你在彌勒當了官？那多好，何必回來呢？」
我再到省出版局（這時出版局又由文化廳重新分立出來）去申訴，政治處主管落實政策的周志會對我說：「我們是想安排你回來的，只是出版社不同意。」
「皮球」就這樣被他們踢來踢去，回到母親身邊的希望一次次成為泡影。
可憐的母親為「肅反」被弄死的大兒子、為「反右」被整了二十一年的二兒子、為逃避危難而不明不白地死在異鄉的三兒子，忍辱負重幾十個春秋，當時已經八十四歲的她，為了使她日夜盼望的我能夠回到身邊，也不顧年邁之軀到處求告，但是經過不知多少遍的「奔走」，結果都是「白跑」，她只好哭問上蒼：「蒼天啊，怎麼這樣不公平啊！究竟是誰造下的罪孽啊！」
1982年，我從紅河州來昆出席全省歸國華僑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母親來看我，省僑辦的領導不知是我母親，對她說：「我們在開會，你要辦落實政策的事，以後再說。」
她向我搖著手裡的一張張紙條，蒼老瘦削的臉龐上，露出了一絲酸楚的笑容。
我知道，她拿著那些紙條，拖著一雙艱難的腿，登過無數次衙門，進出過無數次「有關單位」，爬過無數高樓的階梯，總是無果而歸，含淚而回。
在我的腦海里，與母親的苦笑相對應的，是雲南人民出版社落實政策者們的冷笑！
1984年，經雲南省有關單位過問，通報了雲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實政策中「以超編為由，拒絕李澤衡回來工作」的錯誤作法（通報文件有留存），雲南人民出版社終於向彌勒縣發出了「商調函」。
當我得知這份《通報》的內容時，不由得想起了雲南人民出版社曾經榮獲「雲南省落實政策先進單位」光榮稱號這件事。兩相對照，怎不教人啼笑皆非！
回到出版社後，見到社址依然如故，又想起此番「調動」之艱難曲折，令人感慨萬千。真是：
去時青絲茂，歸來華發稀；
暌離廿七載，感舊淚沾衣。
自1984年回社再任編輯至1997年退休，這十三年間，儘管本人仍本著盡職盡責、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兢兢業業地工作，但是，某些經過喬裝打扮、改頭換面的政治投機者，仍在暗中運用權力，對我進行壓制和侵害。聯想到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不能不使我感到：毛澤東的幽靈至今還在神州大地到處遊蕩，一切善良的人們，不能不時刻警惕啊！
重寫於2007年6月「反右」五十周年之際
2010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