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D. Acemoglu（德隆·阿西莫格魯）和 J. Robinson（詹姆斯·羅賓遜）兩位美國作家合著的 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出版後，在政治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好評如潮。
【一】
D. Acemoglu可謂是經濟學的奇才，近年來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歷史，他研究的主題是一個長期發展的問題，研究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有各種各樣的模型，但是從傳統增長模型到後來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再到最近的新經濟增長模型，就是所謂的內生增長模式，它們討論的都是經濟增長成功和失敗的直接原因。
所有這些研究，對於我們理解經濟發展、理解長期增長有很大的啟發，可是 D. Acemoglu和 J. Robinson認為，這些分析只是觸及淺表的原因，其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所以他們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 Douglass C. North（道格拉斯·C．諾斯）研究的路徑，從而得出一個結論：制度是決定性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是走向繁榮還是趨於衰敗。
他們由此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用以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走向繁榮，有些國家卻轉向衰敗；有些國家成功了，有些國家卻失敗了？這些有趣的分析值得借鑑，我們可以運用這種方法來觀察世界，並分析我們自己的問題。
對於國家成功和失敗的深層原因的分析，過去有地理、文化、無知等多種假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用生動的事例，逐一批評了這幾種前人的假說。這本書一開始，就講述了一個小鎮諾加利斯的故事。諾加利斯地跨兩個國家，被一道柵欄隔開，北邊屬於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南邊屬於墨西哥。雖然邊界線兩邊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樣，但是經過最近兩三百年的發展，幾英尺之遙的鄰居，情況卻全然不同。一個很繁榮，一個卻還是處在貧困之中。
所以，作者認為地理、文化、掌權者的相關知識水平等都不足以作為國家成功或失敗的深層原因，制度才是決定性因素。
【二】
D. Acemoglu和 J. Robinson提出的假說把制度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包容性制度，一是汲取性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能夠吸引、包容所有的人來參與經濟的發展，這套制度的要點就是保護產權，能夠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鼓勵對知識、對技術的投資，也就是我們經濟學上的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且能夠讓所有人共享經濟增長的成功。
跟它相伴隨的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把政治權力普遍分配給社會成員，從而使大眾對掌權者有所約束、有所監督。汲取性經濟制度的特點，則是把從多數人那裡取得的資源輸送給少數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特點是少數人掌握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們利用權力來謀取某個社群的利益，而不惜損害大眾的利益。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通過對這兩類制度的劃分，分析了不同國家在這個理論框架下的成功或失敗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更強調政治制度對於經濟制度的影響，當然經濟制度也會對政治制度發生影響，但是政治制度有決定性，因為掌權者的利益選擇，使得經濟制度的選擇傾向於對掌權者有利。
把很多的複雜因素說得如此簡單，作者的這種分析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評。
但在我看來，他這種方法倒是跟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裡講的辦法是一樣的，就是先從現象入手，然後抽絲剝繭，看到最本質、最抽象的概念，然後回過頭來，再從最抽象的概念一層層地對其他因素進行討論。當然這本書有些地方確實還存在一些問題，譬如此前講到的文化、歷史等條件其實對於經濟增長是有一定影響的，譬如作者對新古典增長模式的批判好像過於嚴苛了。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紀早期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我們的影響確實比較深，因此使我們往往忽視了制度的作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用了很多篇幅講述制度是怎麼演變的。
早期的制度多數都是汲取性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到15世紀以後漸漸分化，但是演變過程中有很多曲折，會產生一些新的因素。往往在一些關鍵時刻有些因素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會引起巨大的、轉折性的變化。比如，15世紀曾經非常繁榮的威尼斯，從包容性制度轉向汲取性制度後，逐漸走向衰落，變成了一個博物館。
有意思的是，在汲取性制度下也有不少國家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案例，比如戰前時期的蘇聯，為什麼會這樣呢？
[page]
因為在汲取性制度背後往往有很強勢的政府，這種政府往往採取「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充分運用了政府在動員資源和支配資源投向方面的強大力量來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因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掌權者也希望經濟高速增長，所以在一段時間裡實現高速增長是可能的，但是不可持續，為什麼不可持續呢？
因為經濟要進一步發展就一定要有創造性破壞，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會使一些人富裕起來，而這對於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這種在汲取性制度下運用強政府的作用來實現的高速增長，因為害怕創造性破壞會動搖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會壓制技術的發展和進步，所以是不可持續的。（註：本文原載《北京日報》2015年9月）
延伸閱讀：《國家為什麼失敗》摘抄
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為了回答國家興衰、國富國窮、國家間不平等和經濟發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觀點。這種觀點與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觀點一致。但是，他們沒有局限於「制度是重要的」這個一般性的說法，而是進一步分析制度為什麼是重要的、制度影響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機理是什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差異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等基本問題，特別是他們結合大量的歷史事實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佐證和解釋。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經濟兩個維度對制度進行刻畫，從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等概念。他們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界定，而是借用歷史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描述性說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
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期內採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比如，光榮革命前的英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殖民地時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亞洲。
所謂攫取性——
從政治上說，人民或者說廣大公眾沒有決策權或表決權，既沒有選擇當權者或統治者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的權利，當權者或者統治者要麼是世襲的，要麼是通過革命由軍閥或軍人擔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選擇或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作用，結果所選擇的制度或者制定出來的政策成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從經濟上說，所有的經濟制度或者經濟政策都是由當權者、統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來的，他們通過各種壟斷權、專賣權、市場控制等掠奪生產者，使得生產者只能夠得到所生產產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產的產品，結果就是生產性激勵的不足。比如，歷史上歐洲殖民者對南美洲秘魯、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歐洲殖民者從非洲大量販運奴隸到美洲、亞洲等國家或地區進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被迫為殖民者工作，他們建立起來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
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是對應的，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採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麼其很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是攫取性經濟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
歷史上，許多國家通過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現在大多數發達的民主國家採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經濟制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
所謂包容性——
從政治上講，強調人民或者說廣大群眾具有政治權利，能夠參與政治活動，選舉領導人或當權者，選舉政策制定者，領導人或當權者是人民或者選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統治者，任何人都有成為領導人、當權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機會或可能性。
[page]
從經濟上講，強調自由進入和競爭，任何人都沒有通過壟斷、專賣或者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人們都可以獲得生產性收益的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人們具有很高的生產性激勵。
比如，美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總統或者議員，人民具有投票的權利，眾議院和參議院是重要的決策機構，任何人都有成為眾議員或者參議員的機會；在經濟上，不論是誰都沒有壟斷權，甚至像世界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會受到聯邦法院的反壟斷調查；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大革命之後的法國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採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是存在的，比如只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但是這種國家的包容性經濟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很快就會由於攫取性政治制度而發展成為攫取性經濟制度。這種國家往往是為了刺激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而制定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但是不會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而他們刺激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資源。
最後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
如果一個國家採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麼它就不會採取攫取性經濟制度了，所以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為什麼有些國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國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歷史分析給出了答案。他們認為，在現代有些國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幾乎所有國家採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榮革命之前的英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獨立之前的美國以及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等。
那麼，這些國家為什麼能夠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而其他國家沒有呢？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並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強調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們採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這個術語。制度的發展變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塊的漂移，兩塊本來在一起的冰塊，可能會越漂越遠，原因就在於它們在許多偶然因素的影響下漸行漸遠。兩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本來可能一樣，但是它們的發展變化可能會在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下漸行漸遠，並最終導致了本質的差別。
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為歐洲人的殖民地，在歐洲殖民之前，這些地區並沒有本質的差別。
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達了南美洲，並且開始了掠奪性殖民地的建立過程，到處搜刮黃金、白銀以及其他各種貴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當英國殖民者到達北美洲的時候，試圖學習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於資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別，沒能夠學習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結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當時的條件下，西班牙發現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陸地點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陸後的所作所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夠從南美洲獲得大量的黃金、白銀等，英國人不能夠，結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奪性的，而英國人卻不得不在北美發展生產，通過生產獲得可以攫取的資源。
這導致了北美洲能夠發展起生產活動、先進的技術等，而南美洲卻在資源受到嚴重掠奪的情況下越變越窮。這還導致了歐洲不同地區之間制度的差異，光榮革命發生在英國而沒有發生在西班牙，這是因為面對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戰爭等威脅，英國王室相對於西班牙面臨著更大的財政壓力，而不得不跟議會妥協以獲得更多的徵稅許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為它從美洲獲得的大量金銀使其國庫充足。
由於光榮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進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經濟制度，結果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了英國而不是歐洲其他國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觀點，包容性制度的建立也具有偶然性。
德隆·阿西莫格魯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基利安經濟學教授。2005年，他獲得了獎給40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和知識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詹姆斯·A.羅賓遜，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是哈佛大學的大衛·弗羅倫斯政府學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問題專家，他長期在波札那、模里西斯、獅子山和南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