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浩忠攝，庾媽2022
這位母親的尋子之路始於2000年8月24日。她叫庾黎慧玲，是一名家庭主婦，與公務員丈夫和患有自閉症的兒子住在一個公共屋邨。在他們小小公寓牆外，一場颱風侵襲了香港，後來減弱成暴風雨。令人不安的天氣讓她的兒子心煩意亂，於是她丈夫建議轉移一下注意力：去外面吃午飯。從一家點心店出來後，三人擠在一起穿過油麻地地鐵站，就在這時，兒子鬆開了她的手，衝進人群，不見了。
庾媽嚇壞了。她的兒子叫庾文翰，十五歲，瘦長身軀，智力只有兩歲多。不太會說話。他怎麼能獨自應付如此擁擠的地鐵站呢？她向警方報了案，警方網站上至今仍保留著她兒子的失蹤照片：一個瘦弱的男孩，雙眼微微分開，嘴角下垂。文翰開始了一段神秘的旅程，我們可以從香港入境事務處在他失蹤後發布的一份報告中還原這段旅程。在莫名其妙向北走了12英里後，他在下午1點47分莫名其妙地出現在中國邊境，儘管他沒有過境所需的許可證。在深圳羅湖邊境檢查站，中國移民官員發現這個男孩會說廣東話，不會說普通話，於是將他送回了香港。
Courtesy of the artist/ Billy HC Kwok, For So Many Years When I Close My Eyes,2022
觀音雕像，中國神話中的慈悲女神，庾媽客廳櫥柜上方，2022年郭浩忠攝
庾媽客廳里的五隻公雞，2022年郭浩忠攝
那裡的移民官員注意到男孩衣衫不整。他穿著中國品牌的鞋子。當他們向他問及香港最著名的藝人之一劉德華時，他沒有回應。驚慌失措的男孩揮舞著手臂，向警察吐口水，警察將他銬在椅子上。在他們看來，他顯然是一名「非法」移民。官員們推斷，他的貧窮表明他來自中國，而不是香港人，因此他們把他拖回了深圳。這致命的最後一擊讓庾媽與兒子從此失散。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庾媽撕心裂肺的哭聲傳遍了香港報紙和電視新聞。大批香港警察湧入深圳。搜索隊在深圳和廣東四處搜尋。文翰還活著嗎？歹徒抓到他了嗎？他是否成為中國又一個無家可歸的移民？這個男孩代表了香港——一個在三年前被收歸了的他鄉（前英國殖民地）在祖國苦苦掙扎的幽靈。
郭浩忠在香港讀中學時就聽說了庾媽和她兒子的故事。他母親曾告訴他，在邊境要小心。現在，一個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男孩消失在了中國。如今，生活在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郭浩忠是一名攝影記者；他為《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拍攝的圖片描繪了充滿爭議的新華語世紀：一名香港抗議者向鎮暴警察舉起燃燒的棍棒；廣州的鋼鐵工人在抗議；一名男子用中國國旗在占領的台灣寺廟外固定旗杆。在台灣的國家檔案館裡，郭發現了那些在白色恐怖（始於1947年的專制壓迫浪潮）期間被抓獲、後來被處決的人寫的家書。這些信件從未被送達，直到郭浩忠介入才完成了部分書信往來。在他的項目「最後的家書」（2017年至今）中，他找到這些信件作者的家人，為那些同意閱讀的人拍照。郭告訴我，最吸引人的部分是看著這些受害者的子女在蔣介石的雕像前磕頭，後來才逐漸意識到蔣介石是他們家庭悲劇的始作俑者。他還記錄了這些雕像被拆除的過程，理解這些雕像是如何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對象和表現形式。在將這一檔案審視為另一個中國之後，郭浩忠想知道如何調查香港的故事，這一項目與其說是以視覺性為導向，不如說是以物品中意識形態敘事的失敗和持續為核心。
他回憶起那個在他成長過程中聽說過的迷路男孩，故事暗示了一種在不觸發中國審查制度的情況下質問香港惱人地位的隱晦方式。2022年6月，郭給庾媽打了通電話，他在庾媽幾十年前發布的眾多尋子分類廣告中找到了她的電話號碼。當他介紹自己是研究文翰的人時，庾媽告訴他要多看網際網路和報紙。他告訴她：「我已經閱讀了所有的報紙和網際網路。你是唯一的消息來源。」他約庾媽在一家餐館見面，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被他形容為深受悲哀、被愛和自律驅使的女人。第三次見面時，庾媽邀請他去她的公寓。
郭浩忠的住處離她家只有兩站遠，在九個月的時間裡，他每周都去拜訪她，每次都帶著相機，讓她適應也許有一天會被拍照的想法。然而，他們關注的照片不是他的，而是她的。庾媽兒子的失蹤給她帶來的一個驚人的後果是，她如何在尋子過程中運用了許多藝術實踐的技巧，比如物品製作、攝影和表演。郭浩忠一直在進行的項目是整理和展示她與兒子失蹤有關的檔案，以及他最初的作品《閉上眼這麼多年》（2022-23年）結合了她的圖像和記錄元素，以及他自己在與她的故事有關的地點繪製的地圖和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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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很少有力量能像母親的悲傷那樣強大。在聞訊趕來的人們的捐助支持下，庾媽開始製作尋人啟事，詢問是否有人見過文翰。這類媒體項目包括報紙分類廣告、在電視和香港火車上播放的文字廣告，以及引人注目的印有文翰肖像的撲克牌。這種公眾記憶與一副簡單撲克牌的碰撞，讓郭浩忠想起了美國軍方是如何通過將薩達姆·海珊的臉印在撲克牌上，訓練入侵伊拉克計程車兵識別薩達姆·海珊和他的領導層。庾媽還在深圳和中國南部其他地方張貼尋人傳單。其中一些傳單類似於雜誌封面或印刷藝術。單色的謎題，展示了她失蹤兒子的照片、經過修飾的長髮形象，中文「失蹤者」三個字。
2000-2003年，庾媽製作的撲克牌和透明錢包，上面印有文翰的肖像
庾媽在中國南方城市拍攝的寶麗來照片，大約2000-2005年
在這些訪問中，她在遇到的流浪漢和殘疾人中尋找文翰。正如郭向我解釋的那樣，她會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男人，走近他，像早期的基督教聖徒一樣，為他拂去臉上的頭髮。在確認他不是「翰兒」後，她會為他拍攝肖像照。拍下的寶麗來照片上有她手寫的男子姓名、地點和日期。你的目光落在男人的肩膀上，他們因飢餓而縮成一團。他們的脖子看起來太細了，他們的頭髮通常是枯黃、亂蓬蓬地籠罩著身體，因為飲食匱乏而變得瘦小。另一個男人面帶微笑，看上去相對精神。他的襯衫和褲子上都有污漬。他的腳趾從右靴中裸露出來。
「她通過拍攝文翰以外的人，某種排除法間接地證明了文翰的存在，」郭寫道。然而，這些肖像並不能證明文翰還活著。它們將他的身份轉移到一個替代對象上，另一個暫時包含著文翰可能性的人。每幅肖像照描繪的都是一個不在場的人，是一種替代性的消亡象徵。她的肖像照與其他肖像照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因為她與被拍攝者的關係幾乎是隨機的。與雅各布·瑞斯(Jacob Riis)這樣的社會改革家不同，庾媽並沒有投入精力去改善他們的困境。他們的身份在她的項目中幾乎是偶然的，但她還是強迫性地記錄了他們。她的未經研究的重複、強迫症似的持續性和無盡的男性受試者主題都讓人想起為特定人群建立索引的努力，但她的肖像照不是嫌疑犯照片、身份證明或監視形式。她並不尋求對這些郭所謂的「長毛」行使權力。她鏡頭下的人物直視觀眾的眼睛，沒有任何羞恥感，但也缺乏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的《移民母親》（1936年）等作品中瀰漫的那種顛倒的壯觀。她的寶麗來照片有時會呈現出遊盪在不夜城的年輕人，這種類型與西方最接近的可能是波希米亞夜生活照片，儘管這裡的男子似乎陷入了更加貧困的境地。
這個男孩代表著香港——一個在祖國他鄉苦苦掙扎的孤魂。
在有條不紊地「清理」了一個區域後，庾媽開始了下一個區域的工作。她和丈夫從深圳開始，然後逐漸獨自前往福建、江西、廣西和湖南等內陸省份。在一張寶麗來照片上，毛的著名口號「為人民服務」漆在一座公共建築上。這句話不免讓人覺得有些諷刺，但郭浩忠認為庾媽「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對窮人的描繪只是她尋子的副產品，但它們卻暗示了中國經濟悖論的底層。沒有哪個國家能象中國這樣讓如此多的人擺脫貧困，然而中國製造業的繁榮依賴於農民工進入城市工廠，放棄社會福利的「鐵飯碗」，從事不穩定的契約工生活。為了讓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圳等地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裁員，導致數千萬人失去工作。留下的是迷失的一代人——在庾媽意外的視覺民族志中，描繪了中國流浪漢無產階級。雖然她對全球化那樣的理想主義不感興趣，但她在兩個中國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一個是衰落的前英國金融中心，一個是吸收了前者的崛起的超級大國——並在兩個中國的下層階級之間建立了一個交匯點。
陌生人發給庾媽的照相館照片，聲稱拍攝的年輕男子是大約2000-2010年的文翰(Man-hon)
這條邊界的兩側，都有騙子、皮條客和老千。算命先生聲稱他們可以透露她兒子的下落，但需要付出一定代價。隨著庾媽張貼更多的傳單，她開始收到中國大陸人的來信，聲稱找到了她的兒子。正如其中一人寫道：「眼見為實」，通信者經常會寄來一張照片——他們聲稱是文翰的照相館肖像照。沒有一個像他。這些人擁有太多的現實故事，而他們的身份背景卻知之甚少。在其中一幅肖像照中，一個男人穿著迷彩夾克，頭髮蓬亂，腳上髒兮兮，坐在一個明亮的仿真環境中：他身旁擺著一盆塑料花，背景是一個巨大的卡通蠟燭。他存在於現實中，還是存在於一個充滿媚俗氣息的卡通世界裡？他張著嘴，似乎什麼都不知道。
在另一幅肖像照（本期雜誌封面）中，一名男子身著三件套西裝，黑色休閒鞋，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他在一隻氣喘吁吁的狗的雕像旁翹著二郎腿。在他身後，矗立著一幅類似鮑勃·羅斯(Bob ross)風格的綠色歐洲小村莊。雖然這些肖像照片是她兒子存在的「證據」，但它們看起來咄咄逼人、雜亂無章，就像有人把攝影師王青松精心設計的舞台和戲劇化的背景濃縮成一張由最窮的人主演的俗氣的舞會照片。文翰的臉，取自那張最初的失蹤者照片，有時會被PS到某個男性形象上，創造出一個半虛構的人像，郭稱其為「循環」，時光倒流。
這些信是來要錢的。還有一些則提供了其他內容：關於文翰未來生活的推測傳記。「我在中國東北過得很好，這兩位好心人把我帶到哈爾濱市一位神經病專科醫生那裡，他治好了我的精神病，」2005年，一位冒牌的文翰在一封信中寫道。庾媽撕掉了這封信。後來，她天生的條理性占據了上風，她把信重新粘在了一起。「你永遠不知道照片裡的人是誰，」郭告訴我，但他有個猜測。他注意到，儘管信件來自不同的地址，但某些身影卻再次出現，於是他得出結論，庾媽的筆友是人販子。
「我不會拐彎抹角。我只想幫你找到一個全新的兒子，」另一封來信開頭說道。「他叫唐小龍，出生於1986年4月13日。...他會讓你愛他如命」。另一位通信者告訴庾媽，如果她想見見她的替代兒子，可以在2003年10月20日，在深圳龍城廣場的龍雕像下見面，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為吸引外資而設立的經濟特區。文翰失蹤時，這座城市的GDP與香港相比相形見絀（220億美元對1710億美元），但隨著深圳成為所謂的中國矽谷，兩座城市的經濟地位互換了。庾媽沒去會面。郭浩忠本人最近長途跋涉去了龍城廣場，他拍攝的龍雕像閃閃發光，但卻顯得有些陰鬱，似喚醒了這座城市強烈的中產化和厲害了我的國的自我形象——這與庾媽在街頭的原始視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張照片出現在郭於2023年在香港Para Site藝術中心的裝置作品中，同時他還利用地理定位確定庾媽的無家可歸者肖像和照相館肖像。他繪製的地圖顯示，庾媽和她的通信者在相距不遠的地方工作，每個人都在拍攝不是她兒子的中國男人。
郭浩忠攝，龍城廣場，2023
郭浩忠攝，《閉上眼這麼多年》的裝置視圖，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香港，2023由藝術家提供
庾媽拍攝了三百多張寶麗來照片，收到了大約一百封信件，但後來她使用其他相機和手機拍攝了更多肖像照片，這些都沒有包括在郭的項目中。她還說，全部材料的五分之四被一名聲稱要製作一部關於她的紀錄片的中國商人竊取。郭將自己視為攝影實踐背後的「研究者」或「調查者」，「主要受她的意圖驅動」。他用帶廣東口音的英語告訴我：「她真的認為攝影是什麼」。她顛覆了藝術中通常的性別劃分，她捕捉了生活在街頭的男人，而他則拍攝了她公寓的家庭空間，她的五隻公雞公仔凝視著窗外，它們的叫聲是為了在中國葬禮上嚇跑不祥的鬼魂。
一天，庾媽問郭是否願意為她拍張照片。她告訴他相機架在哪裡，她坐在哪裡。就在郭浩忠按下快門之際，她閉上了眼睛。當他問及原因時，庾媽回答說：「攝影就是捕捉幸福的瞬間」。她解釋說，每天閉上眼睛，她都會夢見自己的兒子。拍完照片後，郭請她在背景的空白處為文翰寫一句話。令他驚訝的是，她立刻寫下了自己的心聲，這些文字就好像早已爛熟於心。她告訴他，這是她每天望向窗外尋找兒子時說的話。第一句是：「我朝夕念掛的翰兒，你還平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