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見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蘇聯及其解體後的族性、民族主義及衝突——熾熱的頭腦》（以下簡稱《後蘇聯的民族衝突》）一書在中國的翻譯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科夫是跨蘇聯和俄羅斯兩代的資深民族問題專家。他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從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就一直從事民族問題研究。在戈巴契夫時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長，劇變以後曾任葉爾欽時代的俄羅斯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席，在普京時代是俄羅斯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現在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什科夫雖曾在「體制內的高位」，卻沒有沾染上從學者變成政治家的官僚習氣，也能始終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對象拖著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靜。他是當今俄羅斯罕有的勇於反思且能夠宏觀把握俄羅斯民族問題癥結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剖析蘇聯解體後的民族問題大部頭著作《後蘇聯的民族衝突》由姜德順先生2005年開始動手從英文翻譯，到2009年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雖說我們現在拿到手的中文譯本距離作者寫作時期已過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時俄羅斯國際國內的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葉爾欽之後又經歷了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兩任總統，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標也幾次變化：從葉爾欽的「面向西方」，普里馬科夫的兼顧東、南的「歐亞主義」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地那維亞主義」和普京後期的「新斯拉夫主義」+「強國主義」，但是該書至今讀來不但沒有過時的感覺，仍有振聾發聵的功效。可以說季什科夫當年對俄羅斯民族問題發展前景定義的「過渡中認同」以及深刻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對後蘇聯族裔問題的整體把握。
蘇聯早期「實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後果
我們知道，蘇聯早期民族政策的設計此一時彼一時的差異很大，它完全是根據自身的實力調整的。1917年11月2日通過的《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具有很強的「革命黨」色彩，十月革命前處在反對派立場上的布爾什維克希望各個民族「越亂越好」，在內戰階段因為需要民族主義支持新政權，也唯恐各個民族不「獨」、唯恐非俄羅斯民族「缺乏民族自決權」。1918年頒布的《俄羅斯聯邦憲法》的特點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賦予自治很大的權力，憲法中承認「所有的少數民族地區都是自治實體」。比如在對待烏克蘭獨立問題上，1917年6月27日列寧說：「任何一個民主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烏克蘭獨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者了，只有無條件地承認這種權利，才能真正同萬惡的沙皇制度的過去永遠決裂。」正如後來索忍尼辛評論的：「列寧的這一行動表明，他完全容忍了烏克蘭從俄國分離出去，甚至容忍烏克蘭在分離出去後成為君主國！」等到布爾什維克自己變成了國家的主人，權力穩固下來，力量足夠大了，「民族自決權」就成了從自己身上割肉，而這時就需要以穩定壓倒一切來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1920年9月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俗稱《卡拉漢宣言》）中說，「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這些被我們歡呼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方針也就是聽聽而已，不能當真，等蘇俄的處境稍有改善，它立馬就不認帳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爾什維克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他們就會消除與自己的圖謀相脫離的權利，給支持各獨立民族國家思想的人，貼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標籤」，因為從骨子裡「蘇維埃政府包括列寧本人儘管還發表冗長的政治花言巧語，但並不熱心支持族裔聯邦制」（57～58頁，所有引文的頁碼均出自該書中文譯本，下同），「一旦布爾什維克們的軍事局面好轉，政府就嚴格限制自治體的政治地位，列寧多次給瓦利多夫說，先前的協議只不過是『一張紙』」（62頁）。可以說蘇俄早期的民族自決背後掩蓋了太多的實用主義的考慮，官方批准的民族主義從來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種政治策略，而他們「對真正的民族主義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仁慈」（68頁）。
我們後來把蘇聯的這種政策轉化歸罪於「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其實這是「執政黨」不同於「革命黨」的決策變換。超脫點看，這種基於利益的謀略外交對於蘇俄的生存與壯大確實有過成效，但問題是它的「雙重性質和矛盾特徵的聯邦制的荒謬開始讓這個蘇維埃政府為難」（59頁），這種實用主義的「倉促設計」為日後的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1924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蘇俄變成了「蘇聯」，俄、烏、白俄、南高聯邦成為首批四個加盟共和國。蘇聯時期所謂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基礎上的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盟」，實行的是一種在世界歷史上十分獨特的「集權一黨制下的『自由國家聯盟』」制度。一方面，根據十月革命後的民族自決原則，聯盟憲法和共和國憲法均規定了自願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則，正如前蘇聯國歌的歌詞中唱的「偉大俄羅斯，永久締聯盟，獨立共和國，自由結合成」。布爾什維克不但允許這首批的加盟共和國設有包括「外交部」在內的「中央」政府，還在國際社會張揚其形式上的「主權」，直至讓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都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這樣做是為了貪圖其「一國占有三席位」的特權。但是這種「聯盟」在全境實行一黨制，而且黨內高度集權統一，加盟共和國的黨對聯盟黨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級，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並且也不存在反對黨。執政黨的集中統一便使聯盟成員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權成為不可能行使的虛假權利。當時誰要敢以憲法為根據實行其「自由權利」，在黨內立即就會被幹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議會的層次上提出「退出權利」，所謂的「人民的意願，只不過是一種寓言，一種政治工具」（102頁）。
這種狀況是以黨國不分和黨內集權為條件，一旦「黨國」體制有變，聯邦成員本來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權便由虛轉實，使「聯盟」的解體變得難以避免。在蘇東劇變過程中，三個這樣的「聯邦」國家——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都解體了。但沒有實行這種「聯邦」制的其他幾個多民族國家，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儘管也有民族問題，也實行了民主化變革，卻沒有損害國家的統一，更沒有導致國家分裂解體。因此民主化絕非導致聯邦解體的原因，但那種設置了自由退出權的「聯邦」體制，卻使這種聯邦在「黨危機」中難免解體的命運，即便沒有民主化，只要黨內鬥爭失控導致黨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幾個各自同樣集權而絲毫也不「自由化」的黨，國家的統一也就完了。
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建國史給其人民留下了無數傷痛的記憶」
季什科夫認為，「蘇聯既是蘇維埃各個族裔民族的搖籃，也是他們的牢籠」（455頁），「蘇維埃斧頭大規模建構民族工程到處留下了人為製造邊界」的痕跡（68頁）。可以說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勝利與民族踐踏和驅趕是同步的，史達林時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調整力度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從1919年開始有一百二十五萬哥薩克遭難，1931～1932年有兩百萬庫班人被流放，同時期又有兩百萬哈薩克人餓死或者離開了他們的故土（71～72頁）。1926年全蘇第一次人口統計共有一百九十五個民族，十月革命後少數民族地區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權，伏爾加河的日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國，北高加索的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分別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國或自治州，克里米亞韃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國，不久他們就遭到了厄運。第一次的純粹民族遷移是針對朝鮮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遠東朝鮮人遷移到哈薩克斯坦。蘇德戰爭爆發後兩個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了一個秘密決議，說這些民族當中有人通敵，史達林認為這是「整個民族的集體背叛」，「根據戰時的法令，必須對全體民族採取懲罰性措施」，把他們全體遷移到其他地區。這些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稱呼「被懲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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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從高加索完全遷走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1944年2月遷走印古什人和車臣人，3月遷走巴爾喀人，5月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遷走，6月克里米亞的希臘人被從自己的家園趕了出去，11月喬治亞的梅斯赫特突厥人與赫姆辛人被遷移。到1953年史達林逝世的時候，身份被劃定為所謂的「特殊定居者」的遷移人數為二百七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萬日耳曼人、三十一萬六千車臣人、八萬四千印古什人、十六萬五千韃靼人、十萬立陶宛人、八萬一千卡爾梅克人、六萬三千卡拉恰伊人、五萬兩千希臘人、五萬梅斯赫特突厥人、四萬五千摩爾達維亞人、四萬列托人、兩萬愛沙尼亞人（75頁），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監禁和槍斃的人數，也不包括凍餓病死的死亡人數。這些「被懲罰民族」的民族政權同時被撤銷，所謂的「少數民族自治實體」是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受壓制的各民族被迫經受了極度的身心創傷——屈辱與喪失集體尊嚴，成為被摧毀民族和無法律地位的「雙重少數者」，它們的領土分給其他共和國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單位。在被安置地，這些人被剝奪了基本公民權，受到種種嚴格的限制，他們只能居住在劃定的「特殊居住區」內，在居住地四邊設置了路障、崗哨，移民不能隨便出入，每月要到當地內務部門特別局登記，共產黨員要由武警押送參加黨的會議，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開設學校、發行書籍和報刊。像日耳曼人原來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學，而遷入地沒有一所學校；克里米亞韃靼人原來有九種報紙、三種雜誌、一所科學院和一個民族劇院，強迫俄語教育使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雖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別給日耳曼人和韃靼人恢復了名譽，認為給他們加上支持德國法西斯的罪名是毫無根據的，但是遷移後遺症的難題卻無法抹平。後來這些民族返回家園的鬥爭成為蘇聯解體的導火線，也是如今族際關係緊張和族際衝突的主要原因。
「強制同化」與「人為異化」
後史達林時代，單一的發展戰略和強迫接受來自中央意識形態宣傳的總體框架並沒有改變，但是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告一段落。此後的1960年至1980年，蘇聯政府都在為消化史達林懲罰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後遺症」絞盡腦汁，當時的政策是「花錢買平安」，政治上的鉗制與經濟上收買並行。應當承認，這一階段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計劃體制在工業化原始積累中的優勢外，蘇聯統一計劃經濟空間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蘇聯一方面強化中央集權，對各個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層級」理論消除地方認同（60頁），使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族裔關係不匹配。此時民族政策的具體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權，卻比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經濟。蘇聯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僅僅是根據領導人的喜好，有時固然搞強制同化，有時卻也搞人為的「異化」、誇大的文化保護意識，有意識地搞一些大熊貓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視與文化再造並行」，文化特徵成為被中央使用的戰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聽話，別的什麼唱歌跳舞、傳統民俗、年節禮儀乃至語言文字之類的「民族特色」不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還大力提倡，甚至人為地阻斷自然融合，強化民族差異。政治上不許有異端，「文化」上卻提倡有「特性」，一些「專業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發展，甚至被炫耀」（77頁）。但是排他的特性認同一旦形成就難以逆轉，而缺乏人權導致的不滿卻不會因為「文化」的受保護而消失，而從唱歌跳舞中成長的排他性認同反而成為爭自由的紐帶，「潛藏的隱性民族性」一旦有機可乘就會轉化為顯性的政治民族性、激進民族主義。比如蘇聯時期「文化」上如此受抬舉的穆斯林族、白俄羅斯族劇變以後不但照樣反水而去，有時還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並沒有因為「文化保護」而減少。
第二個特點是「以麵包代替自由」，經濟上向民族地區傾斜，對被統治民族在嚴防政治異端的同時，給予經濟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賜，甚至犧牲「統治民族」的利益來實現這一點，而這樣做無需徵求「統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們「代民作主」鎮壓非俄族裔的帳被算在了俄羅斯人的頭上，導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羅斯，連帶怨恨聯盟。但他們「代民作主」慷俄羅斯之慨恩賜於非俄民族，卻不會使後者感謝俄羅斯，俄羅斯人卻因此埋怨蘇聯。這種兩邊不討好的做法不但使兩邊對聯盟都增加了疏離感，造成政治高壓消失後的聯盟更難維繫。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買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國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過了俄羅斯地區，以為討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證蘇聯各民族的團結，尤其是後期由於培養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識分子，實行幹部本土化，並且處處迎合這些群體的利益。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推動蘇聯解體的強大力量源泉，正是蘇聯培養的這些貌似「沒有民族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蘇聯（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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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種體制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人敢於承擔責任和缺乏長遠考慮，蘇聯整個的官僚體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絕對不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史達林種下的民族惡果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直至形成與「民族政策有關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種「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辦法假裝它不存在。官僚集團一致的做法是「繞著走」，不去碰它、不去變動它，守住舊攤子，保住烏紗帽。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說法是：「蘇聯是發達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和諧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現過試圖推動民族關係的企圖，比如1977年新憲法討論過程中涉及民族關係，1984年蘇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議成立一個社會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員會，專門理順民族關係和解決各民族之間的領土爭端，但是都由於遭到黨內強硬派的反對而流產再無人提及。到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時期，民族問題的累積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安德羅波夫在慶祝蘇聯建國六十周年時承認說，蘇聯的民族問題十分嚴重，解決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險。1991年統計，前蘇聯七十九個地區有領土爭執問題，蘇聯解體以後地區劃分變成了國界問題，於是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民族矛盾的導火線。當時的主導思想是強調各民族將來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蘇聯會出現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蘇聯民族」，但是當「蘇聯民族」的認同尚在「過渡之中」（102頁），民族裂變的大潮就已到來了。可以說後史達林的蘇聯對民族問題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明確政策和長遠理論，俄羅斯是在沒有做好「收縮」準備的情況下就面臨族裔關係的巨大挑戰，當蘇聯控制的「鐵幕」突然崩潰時，俄羅斯拿不出任何應對民主派和民族勢力的有效理論武器。
「新帝國症候群」的產生及其族裔和諧之路
蘇聯解體後，葉爾欽的「國家收縮」戰略強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442頁）和「優勢群族」心理的俄羅斯人。長久以來他們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歷史，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都是「偉大的蘇聯國家」和「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身份認同，而如今轉軌時期經濟長期在「平底鍋」里徘徊。有兩千五百萬俄羅斯人「轉眼間發現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國的居民，很多的俄羅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獨立國家的政治進程之外」（444頁），到處呈現的「一盤散沙」現象令俄羅斯飽受「身份認同危機的折磨」（445頁）。於是，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競相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曾任政府部長的鮑里斯·米羅諾夫公開說：「假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那麼，我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莫斯科新聞》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整個社會的「火氣旺盛」（562頁）。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靈魂在蘇聯的軀體滅亡以後，又在民眾的心中復活了，各種極端形式的俄羅斯族裔民族主義團體紛紛亮相，迎合了失落了大國自豪感的俄羅斯人的不平衡心態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導向。蘇聯霸權型的民族主義經歷了質變後開始「向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轉移」，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耗盡了潛能之後，「逐漸被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姿態所取代」（452一453頁）。
有人說，現在的俄羅斯瀰漫著「史達林熱」，表明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懷念之情。其實只要稍微深入觀察就會發現，目前俄羅斯回歸的是從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挖掘「光榮的往昔」的民族訴求。意識形態霸權降低與民族主義霸權抬升經歷了一個雙向互換過程。官方有意識地對史達林在進行一種「選擇性地再塑造」，以一種「理想篩選」，使人們忘記「大清洗」和「大饑荒」，對「史達林時代充滿罪惡的『好日子』」抱有幻覺（英《今日歷史》2009年10月號），似乎「蘇聯那時是多麼『安全』和『幸福』的一個地方，那裡的各族友誼鮮花盛開」（475頁），這些沉浸在「大國光榮」懷舊的矯飾話語中透露出俄羅斯人的安全焦慮、安全恐慌。
布熱津斯基希望俄羅斯回落到一個類似法國、英國那樣的「正常國家」，或者像「奧斯曼帝國滅亡後的土耳其一樣」，「把自己純粹限定在一種切合的環境內」，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羅斯與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並列，這種國家降級、民族下行的局面讓俄羅斯人憤憤不平。而現實當中國家領土的收縮、歐洲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這一切叫當慣了老大哥、歷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國人怎能無動於衷呢？怎麼能不點燃俄羅斯人「熾熱的頭腦」呢？「蘇聯遺產生成的原動力」（472頁）是現在俄羅斯的民族建構的重要落腳點之一，它既綜合了沙俄帝國的內容，也保留了蘇聯時期的支配權觀念。帝國的三色旗幟和蘇聯鐮刀錘子的旗幟只有在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結果就是——「新帝國症候群」的產生。似乎只有這樣才可以凝聚民族認同，才可以培養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韋傑夫政權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新詞彙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俄羅斯的偉大之處，以及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符號和標語口號。由於出生人口減少，學者們發出了「俄羅斯正在死亡」的呼聲，民族學研究所的科茲洛夫教授提出，為了避免「俄羅斯族體死亡」要採取政治措施（18頁），據社會學調查結果看，這種趨勢依然在發展著。
季什科夫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雙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對蘇聯解體後那個空間所處的理解和尊重，這可能會阻礙這些國家內建立內部和諧與自尊的進程（550頁），同時，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義——周邊的防禦性民族主義正在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偏執，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534頁），而「新帝國症候群」唯我獨尊的成分又會損害周邊民族，容易產生新的緊張關係。
如何化解後蘇聯的族裔緊張關係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決方案是：需要對俄羅斯的尊重，尤其應當把對其領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內，橫向結合、減少族裔懸殊、加強地方自治、實行立法多元化、強化秩序並控制武器、拓寬和平區、對族裔領導人進行教育、建立領導人的責任制度、強化族裔和諧的國際因素等等。他尤其強調的是，知識分子不能喪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於正視自己靈魂深處的「大俄羅斯主義」的陰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現今的俄羅斯「政治和學術界的確出了毛病，這兩個領域都沒有準備好去『承認我們錯了』」（554頁），如今大多數人仍「淹沒在膚淺的、火力旺盛的」以「熾熱頭腦」形成的潮流中（562頁）。他告誡知識界說，當事者迷的非理性衝動不可能對俄羅斯的「新帝國症候群」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假如學者和知識分子照樣還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場上，不克制那種發號施令的傲慢」（555頁）和「俄羅斯式的『命定說』的陳舊的傲慢」，他們的夢想將會破滅，俄羅斯「新帝國」的夢想也會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