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潘光旦、費孝通夫人孟吟、費孝通，張祖道攝於1955年5月。「文革」開始後，潘光旦身患重病得不到醫治，於1967年死在費孝通的懷中。
【摘要】
像潘光旦這樣既深受歐美思想影響，又飽讀經典，傳統痕跡很重的名教授，既然在1949年選擇了留在大陸，自然就在相當程度上做好了適應新社會的心理準備。潘光旦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也確實逐漸適應了新社會，但是，像其他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當思想改造運動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還是發現自己距離這個新社會的要求實在太遠，而原因竟是由於人言人殊的所謂歷史問題。潘雖再三再四的檢查交代，勉強過關，然而卻於事無補。他事實上已被列入了另冊。
潘光旦，1899年生人，1967年去世，年僅68歲。查潘15歲起發表短文，16歲起發表學術文章，19歲起發表譯文及詩詞，至1949年50歲時，共發表學術論文約130篇，發表各種書評200餘篇，出版各種專著、譯著、文集約20部，先後擔任過光華、復旦、清華和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並歷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館長等職。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潘光旦在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多年參與和主編報刊雜誌，先後發表政論文及各種時事短評竟達800餘篇，此足以見其對社會政治問題關切和捲入之深。
潘光旦的一生，出家門入校門，從學生到老師，從普通教授到就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的教務長，一帆風順。這也是促成他始終堅持獨立立場和客觀態度，敢在公眾輿論中放言無忌，直言批評各種主義，包括公開抨擊國民黨黨治措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到1946年7月，潘終於遭遇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壓力和衝擊。當月，敢於公開批評國民黨的李公朴、聞一多兩教授在昆明接連被特務刺殺身亡。有傳言潘等也在同一張黑名單上，潘光旦等幾位教授在聞一多被刺當晚，就都躲進了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後經教育部出面，將潘等從昆明經重慶送去南京，並安排寄寓蘇州滸墅關，避禍至10月清華復校回到北平，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經歷，顯然使潘光旦受到相當刺激。潘雖然時任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但身為西南聯大教務長的他，在1945年底的「一二·一」運動中，包括在1946年上半年的政治較力中，始終嚴守中立立場。他不贊成共產黨，也不喜歡國民黨，但為了不讓外人誤以為自己和民盟其他人一樣是「共產黨的尾巴」，他甚至不顧民盟反對，堅持在國民黨人發動的反蘇宣言上簽了名。然而，國民黨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批評者的卑劣行為，到底使潘光旦在思想上開始轉了向。他最終選擇了擁抱共產黨的新中國，而且逐漸融入新社會，並且學著站在擁護新國家的立場來撰寫支持新政策、抨擊「地主」、「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各種政論文章。但是，隨著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的到來，這位一貫熱心社會問題，堅持「學人論政」的名教授，卻因為有過太多的「反共反蘇擁蔣親美」的嚴重「歷史問題」，成為整個清華大學的重點鬥爭對象。從此，他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不僅再沒有資格寫什麼政論文章，就連他的專業也做不成了。1即使他此後對政治三箴其口，學術上也再無熱情，當1957年整風運動來臨時，他還是因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揭發出來的種種「歷史問題」，及其過於獨立的個性，被打成右派，歸入了另冊。
有關潘光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經歷，迄今為止還沒有文章具體研究介紹。本文希望能夠在前人對思想改造運動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藉助於部分文獻史料，就此稍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和說明。
建國後的適應與改變
和多數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一樣，潘光旦最初並沒有意識到自我需要怎樣的改變或改造，他依舊按照自己一貫的信念和性格我行我素，他是屬於毛澤東所說的對共產黨口頭上擁護，骨子裡則還要「看一看」的那種知識分子。
比如，因為和民盟一些領導人合不來，感覺政治上受排擠，因此也就對政府里那些「民主人士」頗多批評，認為這些人「無功受實祿」，只不過做中共的「陪襯」、「鑲邊」與「跑龍套」而已。故對當時知識分子中流傳的「黨員無學有術，教授有學無術，民主人士不學無術」的說法，津津樂道，逢人便講。
比如，因為中共中央進城之初，在北京飯店邀請教授們吃飯，沒有請他，政協開會更沒有他的份兒，他即相信中共不重視自己，事事冷眼相看，漠然處之。直到這一年10月，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他說：「由於自己感覺到周圍的人對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轉」，自己政治上才逐漸又積極了起來。
又比如，他拿其含有批評中共政治理論觀點的政論集《政學罪言》，和含有批評了當時流行的生物哲學觀點的《優生原理》兩書的發行情況，來檢驗中共治下「學術自由之境界」與前途；對新政權下的學校工作公開講：除「才力上能做之事和崗位上應做之事」盡力去做外，對「實際之政治工作」，包括某些團體活動，自認與己「不甚相宜」，故婉拒參加；對共產黨動輒組織集體學習等等，雖不公開抗拒，內心裡卻頗多微詞。
但是，潘光旦畢竟對國民黨政權極其失望，因此，眼看中共能夠一統江山，迅速恢復經濟，並且深得工農學生擁護，他對中共的成功亦不能不口服心服，這使得他對自己過去批評一切主義的態度及堅持學校和學生應與政治保持距離的看法，都不免逐漸發生變化。對於新政權下缺少自由，他理解為「革命剛成功，個人沒有自由，將來還會有自由的」。對於自己的優生學上不了講堂，他的解釋是「馬列主義解決飲食問題，優生學解決男女問題，將來仍是有用的。」由於意識到自己的一套知識結構必須補充更新，他也開始習慣，甚至自覺地去接受中共的一些政治術語，包括用毛澤東的「四面八方」和「勝利負擔」等用語作聯，寫一些「教職空前大團結，向人民低頭學習；看齊了工農勞績，為新文化努力」之類的新式口號來做祝詞，等等。
潘光旦逐漸意識到自身知識結構和政治才能難以適應新形勢和新社會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撰寫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的過程。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公開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承認對華政策失敗，但指責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是丟失中國大陸的關鍵所在，同時寄希望於「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對此，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一連發表了幾篇措辭尖刻犀利的政論文，一方面痛斥美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一方面警告那些口頭上擁護，骨子裡還要看一看的知識分子不要被美帝國主義所欺騙，宣稱這些「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對美國懷著幻想」、「一遇到困難就要動搖的」人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的個人主義』的擁護者」或所謂「自由主義者」。
對此，作為毛澤東文中所稱「先進的人們」之一部，潘光旦所在的民主同盟迅速發表文章「斥責」「美帝白皮書」。而作為民盟清華大學支部負責人，潘顯然也一度嘗試響應中共，表明態度。然而，當他動起筆來，卻很快發現，無論是用過去所學的中學，還是西學的知識，他都無法像毛澤東那樣，痛快淋漓地講出一番義正辭嚴的大道理來。
潘光旦開篇就坦言：「我是一個一向喜歡討論民主，討論自由思想，討論個人人格一類題目的人」，因此理當就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和服膺這種主義的人談談自己的看法。但真的談起來，他很自然地就回到了他此前一貫的思想方法上去了。即首先在名詞上鑽牛角尖，然後從學理上做分析，所談基本上還是他過去在《讀自由主義宣言》等文章中反覆談到的那些觀點。即從名詞上分析「民主個人主義」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不成為一個名詞，理由是民主承認個人而否認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主張個人至上，決不民主；從學理上說明把個人抬高到「主義」的程度，便成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主義和放縱散漫的自由主義，結論是說這種主義者實際上是被物慾所支配，既不自由，也不可能民主。照此邏輯分析下去，罵罵美國人還可以，要去批評毛澤東所批評的那些服膺這種主義的中國人，就難乎哉了。因為在他內心裡，他根本就不認為中國真的存在這種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14因此，潘光旦這篇表態文章僅僅開了個頭，便寫不下去了。
早已習慣了在社會政治問題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潘光旦，很難接受這樣一種落伍的現象。為了要適應和跟上新社會的步伐，除堅持每日讀一點報上的政策文章外，潘不能不開始閱讀他過去一向以為是「教條」的中共的各種理論讀物，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馬克思恩格斯及毛澤東的著作等。一旦認識到自己落伍於時代，他讀這些成功地引導中共取得了勝利的「教條」的感受，也就大不相同了。初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就不能不承認該書理論說明「條理簡潔，詞旨明達」，一些論點「亦甚平允」，個別內容甚至「大可作社會思想史講授時之開場白」。讀毛澤東那些形象生動、極具中國味道的文章，更是深受觸動，說是因為「他的文章與中國舊日的文章好像一樣，也叫我感到欽佩。」
開始時，他對這些書中的有些東西還頗難習慣。如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就對該書中稱馬克思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之精要的陳述為「天才之陳述」，深感突兀。但數月之後，即到1950年5月以後，他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認可了這種說法，包括對集體學習馬列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給予某種程度上的肯定了。用他的話來說：「經過一年多的政治學習，大學師生對於馬列主義雖未必搞通，相當的把握是有了。有了把握，便可以選擇、批判，別的方面的理論學習的介紹好比接種牛痘，種過以後，可以不出天花。從另一個方面說，馬列主義的構成，一半由於馬列的天才，另一半是由於二三千年來西洋學術文化的精髓，大學生可以對這些來源加以問津；馬列主義需要發展，馬列去世以後西洋文化的積累可以使馬列主義更趨於發揚，大學生有權利也有能力吸取這種資料。」
潘講這番話時候，恰值當局有意按照蘇聯的模式改造新中國大學專業的設置，他理所當然要用這種說辭為在大學裡保留自己的社會學專業進行辯解，但其公開肯定馬列主義的指導性意義和直言馬克思、列寧的「天才」性，說明他的思想觀念已經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轉變。
潘光旦的思想轉變，最突出地表現在他公開發表的批判美帝國主義和高度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系列政論文章上。
潘光旦公開發表系列反美文章，是在1950年5月之後，有《美國心理的診斷——論艾奇遜關於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說》、《美國——一團錯誤》、《「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民主」國家的一筆法西斯帳——美國反猶太運動略史》、《老無所終的美國——論美國生活方式的一斑》、《為什麼仇美仇不起來——一個自我檢討》，等。和他以前諸多政論文比起來，他這時的文章一改以往的學究氣，不再糾纏於各種名詞的辯析和沉緬於冗長的理論說教。他開始注重從現實生活中進行舉證，開始學著毛澤東的文字風格，嘻笑怒罵之外，多用普通讀者耳熟能詳的中國舊小說中的名詞、故事和更貼近人們生活的容易理解的形容方式。比如他在解釋美國這種國家何以總是習慣強加於人時，就突出地強調了兩國宗教信仰，特別是由此所造成的文化傳統的不同。他舉例說：同樣講恕道，儒家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督教則是「己所欲，施於人」。因此，像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這種人，就是基督教傳統的一個產物。他們總是習慣自以為是，非要把他們喜歡的生活方式，像梁武帝在同泰寺所舉行的無遮攔大會一般，不斷地向外布施。只不過，梁武帝布施的是養人的東西，艾奇遜一班人布施的卻是殺人的東西；梁武帝的布施是讓人家自動領取的，艾奇遜所布施的物品卻要由他們硬送上人家的門，送到了還要人家出收條，消耗了還要人家報細帳。更出奇的是，還要硬說人家是自願的、自發的、自主的。這種行文的方式和批判的手法，明顯地使潘光旦與共產黨走得更近了。
潘這時公開發表的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系列文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農村調查》及《實踐論》等文章著作的某些影響。他在《調查與實踐》一文中對毛澤東階級分析觀點表示了全盤肯定。他一反過去激烈批判主觀性而強調客觀性的思想方式，明確認為，馬克思、列寧以前的以及非馬克思列寧的社會科學也重調查，但是它們所重視的只是「調查什麼」和「怎樣調查」，卻不知道更主要的是問題其實是「為什麼要調查」和「為誰而調查」的問題。他指出，凡是不講階級觀點的調查，其實都只能被統治階級玩弄於股掌之上。只有在主觀上站穩了階級立場，為了工農階級的翻身做調查，才能使調查工作真正服務於人民和社會。他所以會有如此大的思想轉變，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毛澤東所做的調查考察工作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因為他是真正從工農階級的利益角度出發的，是為工農翻身做調查的，因此他的調查就為人民解決了問題。「解放戰爭的成功便是鐵的證據；這兩三年來的種種國防與建設的著著勝利，更不斷地在提供這種證據，並且越來越多。」據此，潘光旦利用1951年初深入到蘇南地區去進行實地考察所得印象，也針對「江南無封建」的說法，先後發表了《誰說「江南無封建」？》、《蘇南封建勢力的幾個特點》、《枯樹鮮花朵朵開》、《蘇南農村幾種租佃制度的分析》、《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等文章，並集成《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的小冊子，旗幟鮮明地站在共產黨所強調的階級立場上，為革命的土地改革運動鼓與呼。過去那個強調「超然」、強調「客觀」、強調「獨立」的潘光旦明顯地不見了。
1951年6月底，即中共誕生30周年前夕，也是潘光旦親身經歷新社會兩年之後，他已經心悅誠服地信服共產黨了。在寫給《光明日報》的慶祝中共誕生30周年的文章中，他不僅前所未有地熱情歌頌共產黨和新中國，宣稱共產黨的成功最主要的無疑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領導的正確，而且公開承認，自己過去因為思想上是另外一套自由主義和舊民主主義的東西，因此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是錯誤的，對共產黨的評論是矛盾的和不通的。他表示：自己所以會根本轉變，是因為「解放以來，學習的機會多了，自我批評的機會也多了，共產黨員所表現的思想與行動表里如一的事例更是觸處[目]而是，隨時可以發人深省。我對於我當日自己的矛盾，自更瞭然了。」如今自己已經認識到：「思想與行動是分不開的；唯有正確的思想，才會產生健全的行動。而健全的集體行動更必需有正確的思想領導做先決條件。」他斷言，我們不僅必須自己弄懂這番道理，而且「還要幫助別人弄清楚，幫所有的中國青年，當代的，以至於未來世代的，弄清楚」。只要人人把這個道理弄清楚了，人人照著這道理做去，中國就必然會走向更大的成功，並且使這些成功持久、鞏固和擴大起來。
「我們的旗幟倒了」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是潘光旦在新中國建國後思想發生轉變，政治上又逐漸重新開始活躍起來的一段時間。而與此同時，這段時間也恰恰是中共大舉發動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和三反運動，以及全面開展批判電影《武訓傳》，否定改良主義，在思想上奠定革命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重要歷史時期。這一年的10月，全國政協召開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一張會間休息時毛澤東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殘疾、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的潘光旦，並與之交談的照片，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處在這一關鍵時期的潘光旦，已經跟上了形勢，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發展到了比較融洽的程度。
但是，也正是在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上，毛澤東公開宣布了那個很快導致潘光旦墮入政治深淵的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決定。他宣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就在毛澤東正式宣布這一決定之前，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已經專程到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做了一篇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長篇報告。在長達5個小時的報告中，周恩來用親身經歷說明了從階級出身、階級成分和舊社會的社會政治環境，看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說明自己過去也曾有過各種錯誤的思想和行為。坐在台下的教授們無不被周恩來的坦誠所感動，同為清華教授的金岳霖等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想像到，「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他說：這「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是了不起的大事」。其他與會教師也表示：「周總理是革命前輩，為人民立了大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尚且如此謙虛，當著我們的面解剖自己，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向黨交心的呢？」同在會場中的潘光旦，也是一樣頗受觸動。因此，結合前一段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學校里正在開展的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三視」教育，在「對外分清敵友」的學習過程中，潘光旦也仿照周恩來的樣子，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做了深入的「自我檢討」。
潘誠懇地檢查了自己認識、接觸美國的全過程，詳細說明了自己不同時期對美國的看法，認為自己整體上說來對美國沒有多少好感，「崇美的心理我自認為更說不上」，「恐美心理的問題不大，比較容易克服」。只是因為清華代理校長當年嫌自己殘疾反對選派自己去美國，美國女教師為自己打抱不平，使得實現留學願望，以及1946年李聞慘案發生後，昆明美國領事館馬上把自己等接到館裡躲避等幾件事情，自己會有一些親美心理。而「經歷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民主建設的步步成功，參加了一連串的發人深省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抗美援朝與反文化侵略，學習了美國侵華史，最近更學習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之後」，「這些對美帝國主義的錯誤認識，無論多少，是無疑的已經基本上掃清了。」這也是自己能夠寫出一系列反美文章的重要思想基礎。
但是，潘承認，如果認真地從「親美、崇美、恐美」三個方面來檢查的話，還是能夠發現，自己實際上對美國總是仇視不起來。為什麼呢？他轉而開始學著從階級出身和階級成分的角度，對自己做解剖。說「我之所以仇美仇不起來，乃至仇許多別的壞東西也仇不起來，是一個十足的階級立場的問題，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所必然產生的結果。」他因此詳述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和長期接受資產階級教育，長期受到中國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環境影響的情況。說明自己因為做過基督教徒，因此對耶穌「博愛」的言行印象深刻；因為對傳統「舊學」的偏好，因此對儒家「以直報怨」的主張深以為然；因為受美國教育多年，因此自由主義思想濃厚。這些都使自己「主張一切兼容並包」，無原則地贊同和平團結。「不但不懂得什麼是階級，並且根本反對站在階級立場說話，認為階級是一大宗偏見的厲階，和種族、宗教、國家之類屬於同一範疇」，以致一貫「以為不動感情、無多愛憎、直道待人，方是美德」。他的結論是，自己之所以仇美仇不起來，根本上就是因為沒有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沒有和廣大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因為長期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榨取，人民是仇美的，我如真體驗到人民的仇美，我又何能不仇美呢？」他最後坦言：因為自己的這種思想和歷史，「我一時還不能掌握無產階級的立場，是肯定的」。但經過學習，認識了人民，相信了人民的力量，因此「我多少已經站進人民立場」。「我相信，我如果再努力學習一下，把人民的休戚利害作為我的休戚利害，而把一己的休戚利害擱過一邊，仇美的情感是一定會日益滋長起來的。這也是肯定的。」
和此後運動期間歷次在政治壓力下進行檢討不同的是，潘光旦這次的檢討是基於自己在歷次小組學習會上所做的自我批評，主動加以綜合和深化的結果。能夠嚴格依照中共的階級分析方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和教育背景等等，與階級立場聯繫起來，痛貶自己過去的一切，這足以顯示出潘光旦這時思想的變化又有新的發展，緊跟形勢的決心和勇氣也相當大。但讓潘光旦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自認為已經走在前面的他，卻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初發現，自己不僅身負著因階級出身、階級成分、舊社會環境與教育所造成的歷史原罪，而且竟然還有過太多有口難辯的「反共反蘇」、「反革命」的「歷史問題」。
嚴格地說，基於潘光旦建國以來在政治上的種種表現，無論是北京市，還是清華大學，最初都沒有把他列為重點人物。據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的報告，當時北大清華兩校教授中被內定為反動的主要是清華的雷海宗、北大的朱光潛、馮友蘭等，被列為中間落後的，有清華的金岳霖、吳景超以及北大的羅常培、馬大猷等。潘光旦連名字都沒有被列入。也正因為如此，潘對這次運動，完全沒有重視。學校組織運動領導機構——校節約檢查委員會，要求民盟出一人參加時，他想都沒有想，就隨便找了一位盟員去加入了。在學習文件階段，他還對一位教師說：「你批評那麼多幹嘛？以後可就沒什麼可批評的了。」他甚至私下裡還半開玩笑諷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稱：這對多數人沒有多大用處，因為這「是和宗教儀式里的懺悔一樣的，痛哭流涕一場，以後照樣犯錯誤。」因此，他對自己的第一次檢討，也明顯地沒有特別當回事兒。他只是以校圖書館館長的身份，著重檢討了這時同學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並歸因於他對自己所擔任的這一工作不夠負責任。比如過分依賴「三元老」(三個股主任)；對同學提出清除反動書籍的主張表示抗拒，認為這等於焚書坑儒；對「反動」的《字林西報》不願停訂，認為還有參考價值；對傳統黃色書籍，完全沒有想到其腐蝕作用，一任自由流通。造成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在他看來還是因為自己缺少階級觀點，相信大學必須無所不包，兼容並蓄，以實行「通才教育」。結果「就是敵我不分，把各種反動的以及腐朽的東西，也兼收並蓄了進來」。
潘光旦第一次檢討的時間是在1952年1月13日，屬於最早一批被安排檢討的教授，這時因為運動剛剛開始不久，一般群眾鬥爭情緒還不十分高漲，很多問題也還沒有發現，理論上也應該比較容易通過。但潘光旦就事論事的態度當即受到與會者的激烈批評，各小組討論的結果，一致要求潘再做檢討，尤其要檢查以前的思想政治活動情況。會上會下學生和教師反饋出來的種種情況都顯示，潘光旦因為兩度擔任教務長，和長年主編雜誌，寫過大量政論文章，其歷史較許多教師要複雜，不能聽任其如此輕描淡寫，矇混過關。中共中央發動思想改造運動，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從人事組織上掌握每一名教師以往的歷史，通過所謂「忠誠老實交(代)清(楚)」的運動，「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蹟，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任何歷史複雜，可能有政治性問題的人，都勢必會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因此，當潘光旦的「歷史問題」被揭發出來之後，清華大學運動領導機關節約檢查委員會很快就將潘升格為重點清查對象之一了。
2月3日，根據潘光旦的要求，他被安排在全校大會上做第二次檢討。潘對這次檢討的準備顯然比較認真了，其上綱上線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在準備檢討的過程中，還在公開發表的《為什麼仇美仇不起來——一個自我檢討》文稿中，對自己一年前還在為之極力辯護的自己所從事的學科和專業的重要性，加寫了一段激烈的批判的文字。上綱上線地宣稱：自己所學的進化論，包括優生學在內，都不過是「一堆『漸變』的改良主義的教條」；自己目前所從事的社會學，「更是替資產階級撐腰的一大堆浮詞臆說」。
不過，據校節約檢查委員會評價說，潘這次只是「開始接觸了他的思想問題，對於過去的各種思想與政治活動作了一些交代」，但群眾仍舊極不滿意。因為他強調過去自己一貫走的是「中間路線」，1934—1937年在清華做教務長時，對學生運動一般一概不管，而且還拒絕過國民黨的干涉。1940年加入民盟之後，和中共地下黨固然沒有思想上的聯繫，但在政治上則是合作關係。在西南聯大期間，雖然相信蔣政權必須打倒，但對好友聞一多那樣不顧一切、犧牲自己，「總覺得過於輕易」，因此總是勸說聞一多「冷靜一些，拿雞蛋來打石頭是犯不著的。」在他看來，聞一多所以會那樣激烈，「一半是由於他的詩人的熱情，一半是由於他的家庭與經濟環境，激得他走上這一條路。」因此，當李聞案後，自己的作法就是「躲避危險，不能堅持鬥爭，不懂得革命」，以至於把出手相助的美國人看成急難時的朋友，完全看不出美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這種心理，尤其是一直跟著歐美思想家，把集體主義看成是洪水猛獸，相信蘇聯的集體主義與德國法西斯的集體主義實為一丘之貉，還影響到自己和民盟的關係。當中共在1947年公開批判中間路線之後，民盟亦發表聲明放棄中間路線，而自己卻堅持中間立場，甚至參加了積極主張第三條道路的《新路》雜誌組織的活動，「一度成為反動勢力的不自覺的幫凶」。當然，在解放後，他相信自己在行動上已經與共產黨合流了，思想上的抗拒也只剩某種「暗流」。「暗流的分量是在逐漸減少，但減少得不快，隨時隨地必然會冒些出來，於是形成了種種嚴重錯誤」。
潘光旦的這次檢討沒有能被通過。因為學校節約檢查委員會一時仍無法弄清他究竟還有怎樣一些「歷史問題」，也無法接受他對自己問題的種種解釋。因此，不僅他對自己始終站在「中間」立場上的這種辯解引起了與會者的反感，他關於建國後迄今為止思想上仍有「暗流」涌動的說法，更是引起了緊繃著階級鬥爭之弦的會議組織者的高度警覺。
按照預定的部署，通過積極分子的發言批判，會議組織者引導與會聽眾向潘光旦提出了100多條質疑。大多數提問者對潘的歷史情況並不了解，因此所提問題多半只是圍繞著潘的態度而發，認為潘仍舊是在為自己的過去進行辯解，很不老實。但和潘熟悉的那些教師們的批評就具有很強的殺傷力了。華羅庚在發言中直言潘口頭上批評了自己的優生學理論，實際上並沒有放棄自己原來的看法。說他私下裡仍舊常常強調優生學還是有用的，至少將來階級消滅了是有用的。丁則良也發言證明華羅庚的看法，指出：潘並不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缺少鬥爭性。以他對優生學問題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說：「兩個月以前，我們在一處開一個討論會，會上談到優生學的問題，他說：『解放後我不搞優生學了，不過馬列主義是講衣食住行，講production的，即物物生產，而優生學是講男女，講reproduction，即人種的生產的。』我不同意他這謬論，他也不同意我的看法，雙方辯論很激烈。當時他的態度很不自然，有點生氣。從這裡，我看到他的戰鬥性很強，不過是為反動的優生學而戰鬥。」
一位電機系同學潘德恆則當眾揭發稱：1948年8月19日北京軍警大舉搜集清華校園時，進步同學向潘提出把同學們辦的紀念「一二·一」運動的圖書館中的資料移到大圖書館去，潘以那是些小冊子當場拒絕。以後，同學們又要求把其中5000多冊馬列主義書籍放到大圖書館，潘又藉口這些書太破，不好放進去為由婉拒。後來還是經同學們力爭，才裝訂了其中的一千多冊放了進去。建國後，同學們要求清除圖書館中的反動書籍，潘說：「你量太小了，假使你潘德恆有本領訂出一個標準的話，我就照辦。我是文教委員，從未聽過要撤除反動書籍的事，你們這樣演變下去，要形成焚書坑儒了。」同學們再要求時，他就說：「空氣中什麼細菌都有，就沒見人人都病。可見身體抵抗力強就不會得病，反動書籍也是這樣。」
潘光旦此前所發表的政論文，這時也開始引起了一些與會教師的注意。如有教授就提出：潘在1948年9月發表在《觀察》雜誌上的《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返國說起》一文，明明是匈牙利幾個運動員到英國參加運動會叛逃，「甘心為帝國主義作爪牙」，潘卻把他們說成是「皎皎之輩」，說他們是「渴望自由」，「認為英國是最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明顯是站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上誣衊蘇聯及其人民民主國家，充分說明「他的反動思想是一貫具有戰鬥性的」。
兩次檢討沒有通過，無疑帶給潘光旦極大的思想壓力。他一方面在私下裡認為這是有人打擊報復，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檢討有些問題：「是不是因為我把進步一面說得太多了，所以別人不滿意？」29尤其是第二次檢討正值思想改造運動和「三反」運動熱火朝天之際，學生和教師中間的積極分子情緒十分激昂，揭發、檢舉、批判鬥爭，大會小會不一而足。潘光旦的問題更是被上綱上線，甚至有被從「歷史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的嚴重危險。在張奚若、金岳霖幾位教授先後登門相勸或當面嚴加批評之後，他又兩三度在系、館和民盟支部範圍內進行檢討，結果是更多的「歷史問題」被揭發出來，而再難脫身了。
在北京市委1952年2月底報給華北局和中央的報告中，也已經把對潘光旦的鬥爭作為一個典型案例來加以說明了。這份充滿了勝利喜悅的報告寫道：學生群眾一起來，一些行政領導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動地或被迫地放下臭架子，進行自我檢討。……北大的湯用彤、馬大猷、羅常培、錢端升，清華的葉企孫、周培源、潘光旦、錢偉長……都在群眾面前檢討了自己的宗派主義、本位主義、自私自利思想，或崇美、親美思想。檢討好的，群眾讓他們過關；檢討不深刻的，群眾就不讓他們過關。潘光旦已檢討了五次，並且哭了一場，仍未過關。……經過這一番鬥爭，大學裡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過去一般教授和學生們崇拜為偶像的所謂名校長、名教授如葉企孫、陸志韋、潘光旦等都倒下去了……許多學生很幽默地說：在『三反』鬥爭中，我們的旗幟倒了。」
「歷史問題」的變本加厲
1952年3月，中共中央就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具體策略發出指示稱：高等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要特別依靠學生群眾，「批判和打擊現在學校中仍普遍和嚴重存在著的各種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辦法應實行「人人過關」，即「每個教師必須在群眾面前進行檢討，實行『洗澡』和『過關』」。在此基礎上，可採取「分層過關」的策略，即「(一)先讓大多數政治思想上沒有嚴重問題的人很快過關；(二)再幫助一批思想作風上有較大毛病，但願意改正錯誤力求進步的人過關；(三)少數政治上或思想上有嚴重問題的人，在群眾的揭發、檢舉和嚴格的檢查下，進行多次反覆的檢討，然後過關；(四)直到最後每校總有極少數政治上和經濟上有極嚴重問題的人過不了關的，對於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節給以停職調職或撤職等各種處分。」
與此同時，周恩來這時也注意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思想改造運動已經發展到學生群起批判教師，各種歷史問題均被上綱上線，教授們過關極為困難的情況，故致函中宣部長陸定一，要他立即召開相關會議，向負責幹部說明：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不能過急。在北大、清華要馬上制止急躁情緒，除少數人外，過去的事情坦白交待了，就可以過關，思想問題不可能一次得到徹底解決。
一方面，中共中央規定了分層分批讓多數教師過關，重點批判少數人，只處理極少數人的策略；另一方面，陸定一也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北大、清華領導層打了招呼，因此，兩校隨後也陸續安排眾多教師分批檢討「過關」。清華大學副教條長費孝通在3月8日的全校大會上公開檢討之後，就被很快宣布已得到了群眾的認可，順利過關了。
費孝通曾經做過潘光旦的學生，以後長期在一起工作，併合作研究，兩人久已成莫逆之交。1946年「李聞慘案」後與潘光旦一起躲進美國領事館，後來又一起轉經重慶飛往南京，再一起到滸墅關暫避的，也是費孝通。費孝通1940年代後半期也和潘一起，寫過不少政論文章，費孝通都能夠通過，本已極度絕望的潘光旦，又不免感到了些許希望。
注意到費孝通的檢討，全面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歷，卻很少講自己以前好的地方，處處給自己上綱上線，本來就認為自己過去可能是自我辯護太多了的潘光旦，在第三次全校檢討稿中也照貓畫虎，把自己的歷史翻出來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所有事都往階級立場問題上拉，全面自我批判，認定自己在政治路線上一貫是「反對革命，維持反動統治的路線，也就是當時所謂的中間路線」的；「在思想上始終一貫的站在反動的一面」；在行動上從來都是「有可有不可的，凡是可以的，都是反動的，不可以的，都是進步的」。
但是，潘光旦畢竟是潘光旦，其自傲的性格和對進一步深挖歷史的恐懼，使他總是不願觸及歷史上那些說不清楚的事情，在檢討中總是無法不拐彎抹角地強調自己當年所言所行的種種理由。
比如，他主動承認自己1935年前後曾經一度參加了國社黨，卻著重強調這是因為贊同張君勱反蔣，與張又是同鄉，兩代有世交的緣故。
他說自己1927年搞《新月》，以後編《華年》，雖然覺得革命可怕，不贊同共產黨，但思想上因為受到舊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始終是反獨裁、反蔣和反國民黨的。
他說自己1934年開始在清華做教務長時，學校里革命力量與反動派的鬥爭異常激烈，左右為難。但從職責的角度，他雖無例外地反對一切罷課、罷考等妨礙課業的活動，但嚴格掌握著一條原則，即只要不違反校規，不打亂學校秩序，就聽之任之。
針對有人揭發他反對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他則辯解說，當時以為「這是國民黨喊出的口號」，認為「國民黨自己不爭氣，把中國政治搞得一團糟，卻硬把責任向外國人與老祖宗身上一推。」
對於許多人提出他反蘇的問題，他解釋說，1937年以後自己所以會在一些文章中陸續有批評蘇聯的言論，也是因為自己有自由主義立場，相信蘇聯是集體主義，限制個人自由的發展。這也是他當時不贊成中共的原因所在。他常常會在文章中批評幾句蘇聯，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這一看法。1946年2月他之所以會不顧民盟組織的反對，堅持在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蘇宣言上簽名，也是因為一來有狹隘愛國思想，二來堅持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別人越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尾巴，他就越想要表現一下自己的特立獨行。
至於回北平後，參加《新路》和在《周論》等「反動刊物」上寫文章，他認為也是一樣的原因，一是因為思想上合拍，二是不願意個人自由受到中共的牽制或民盟的干涉。
談到對學生們所關心的他在1945年「一二·一」運動中的立場問題時，他解釋說，自己當時基本上是「敷衍、躲避與兩面派的態度」。因為，以自己教務長的身份，即使贊成學生運動，也不便表現出來。同時，自己也覺得國民黨太不像話了，是需要有這樣的學生運動來沖一衝。但他相信，搞得太厲害了，弄到聯大關門，少了一個民主堡壘，於公於私都有損失。因此，「罷課我是贊成的，但(認為要)能發也要能收，寧願收了再發，不要曠日持久，使學校終於無法維持。」
他的檢討總體上是強調：自己過去「思想情況是把蔣介石看作歷史上的專制暴君一流。把國民黨看作歷史上的奸臣、外戚、太監所結成的狐群狗黨一樣，而自己呢？想發生一點歷史上御史大夫口誅筆伐的作用，想發揚一點所謂清議。」同時又分析認為：「假如反動派不叫我離開學校，相反的給我一些好處，如提倡優生學，或讓我主持一個研究機關，我就會不但不反對它，並且還會擁護它。」結論是說「我這種『反』法，只是一種同屬於一個階級——統治階級——的爭吵，我只是在討厭蔣匪幫，罵蔣匪幫，罵蔣匪幫沒出息，而沒有把他看作不同階級的敵人。」
潘光旦這次全校大會檢討的時間，是在1952年3月17日，時間近3個小時。在這次檢討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段內容，其實是他承認「李聞慘案」對他在中國革命大決戰最後關頭的政治表現，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他說明：得知「李聞慘案」後，他很害怕。但「有我那種思想情況的人，是不會考慮到解放區去的，我個人的情形又無法轉入地下，於是只有力求所以自安之道的一法。」從美國領事館出來後，不僅馬上聽從教育部安排轉去南京，躲到滸墅關去。回到北平後依舊心有餘悸，不僅更不敢靠攏中共，連對民盟的工作都不再積極。相反，去積極參加了以第三條路線面目出現的《新路》雜誌及其領導機關——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各種活動，給自己上一層保護色。在此期間，為了安全，對國民黨不僅很少再批評，而且「推卻了蘇聯領事的吃飯」；「拒絕在反美反蔣的宣言上簽名」；「羅隆基在上海被蔣匪軟禁，我到上海答應去看他，而終於未去」；「聞一多的家屬進入解放區之前，想把聞一多同志的骨灰罐子寄放在清華圖書館裡，我沒有同意」；1948年「八一九大搜查之前，我拒絕『一二·一』圖書館把書送到大圖書館」，甚至「把我一向自以拿穩了的反國民黨的立場也拋棄了」。
也正是這一段推心置腹的坦白，引發了與會者更多的反感。有人當場質問：「連把聞一多先生的骨灰放到圖書館裡這件事你都拒絕，你不是說他是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嗎？你這種絲毫沒人性的行為，簡直令人髮指。」有人痛斥潘：「你怕反動派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尾巴』，你為什麼就不怕人民說：『你是國民黨的幫凶』呢？」有人當場舉例駁斥潘：「你當時在上海主編的《華年》……裡面的社評文章乃至漫畫，都是露骨的反共言論。例如『共匪如何姦淫燒殺，如何恐怖』。有一篇社論叫《剿匪已入最後階段》，還有一些通訊如『向赤都瑞金進軍』、『匪區之一般』、『剿共聲中的貴州』等等，裡面儘是一些『共禍』、『赤匪』的字眼，你說你看到國民黨所殺革命青年而痛恨，這不是當面撒謊嗎？」
實際上，潘光旦這時被認定的「歷史問題」太多了。如加入過反動的國社黨，與這時被內定有裡通外國嫌疑的張東蓀關係密切，戰後又簽名於反蘇宣言，積極參與集中了眾多「反共」學人的社會經濟研究所的活動，政論文中更有大量「反蘇反共」言論，等等。不僅如此，潘的態度也大成問題。據揭發，潘對「忠誠老實交(待)清」活動私下裡頗多微詞，態度倨傲，實際上對檢討自己的問題懷有明顯的牴觸情緒，因此，學校節約檢查委員會原本也不打算讓潘過關。此前，它已經組織教師和學生全面查閱和整理過潘過去所編的雜誌和發表的文章，以從中尋找更多的珠絲馬跡，用以批駁潘的種種辯解，迫使其交代清楚問題。會後印發的《潘光旦先生解放前的反動言論摘錄》，就摘章斷句地列舉出了大量潘光旦當年發表過的所謂「反蘇反共擁蔣親美」的言論，更凸顯出潘政治歷史上的反動。
經過一系列有組織的準備和動員，3月29日下午，節約檢查委員會進一步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組織發動學生教師對潘光旦的第三次檢討進行揭發批判，以狠殺潘光旦的那股傲氣。發言者根據安排，分別就潘的不同檢討側面進行了慷慨激昂的斥責，而火力最猛之處，無疑還是那些讓潘永遠也解釋不清楚的「歷史問題」。
物理系教授余瑞璜著重從潘自己所編雜誌和所寫文章的相關內容，批駁潘關於自己一貫反蔣的說辭。航空學院教授寧晃著重揭發批判潘「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否認潘在對美認識和感情上已經徹底改造思想。地理系講師李孝芳則集中火力揭發了潘在「一二·九」運動期間對清華學運的「壓制」與「迫害」，強調潘並非如他所說是左右為難，秉公辦事，而是利用行政權力，又是查封學生的進步刊物，又是檢查封閉學生的進步團體，並且以破壞學校秩序為名，公然開除進步學生。最為弔詭之處，是有教授發言把潘光旦建國前後所寫的反美文章，竟然也說成是「站在美國立場講話」。稱：潘光旦「解放前曾聯名與人在反動刊物發表《忠告美國政府》一文，污衊反美扶日運動，文中暗示要求美國援助蔣匪的反蘇反共，解放後仍在《光明日報》發表《美國——一個錯誤》一文，站在美國立場講話，把美國侵朝戰爭說成是一個錯誤，認為朝鮮戰爭是北韓打了美國一悶棍，勸告美國應休息、靜養、反省、檢討，否則弄得不好，會斷送了前途等。」
29日大會當晚，民盟清華大學分部也根據節約檢查委員會的安排，馬不停蹄地召開了全體盟員大會，進一步對潘光旦輪番轟炸。與會40多盟員39人都對潘進行了揭發批判，有些人還兩度發言，長篇大論，整個會議因此直開到次日凌晨，開了6個小時之久。潘光旦因為一向我行我素，在民盟中與一些人久有宿怨，因此會議一開始他就看出大勢所趨，先大包大攬，承認錯誤，說自己不能領導，要求民盟市支部撤銷自己的區分部主委職務云云。他的這一傲慢態度，又激起與會者的不滿，認為他這是先發制人，火藥味因而更加濃烈。會議的基本結論是：潘光旦在盟中一貫立場反動，親美反蘇，並大搞任人為親，宗派主義，與此次運動中被揭發出來，且已經定性為有「裡通外國」的嚴重「政治問題」的張東蓀等打得火熱，「連盟員的資格都不夠」。
在這次會議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的發言。聽到許多揭發批判把潘的問題與張東蓀的問題相聯繫，費孝通深不以為然，在發言中代潘進行了大量辯解。說「與張東蓀不同，潘主要是思想問題，應幫助他進行思想改造，撤職則是處分問題，要看其行動，故應慎重考慮。」說「潘反蔣不反共，在昆明同龍雲有關係，同時與華崗也有往來，可以證明」。說潘反對集體主義，認為蘇聯是集體主義，也是法西斯主義，但潘並非直接反蘇。說應承認潘對民盟還是有貢獻的，如聯絡上層、組織捐款等，但潘不認識群眾力量，不作群眾工作，這是方法上的錯誤。說北平解放後潘所以一度思想消極，並非對新中國不滿，只是因為「民盟沒選出他參加政協，他不滿意，有進步包袱，不學習」，等等。
費孝通的這些辯解，也使得一些與會盟員大為不滿。有人當場站起來斥責費說：「潘光旦幾次檢討不好原來是有人給他拉後腿，這人就是費孝通。」有人厲聲質問說：「費孝通幫助張東蓀作檢討，又包庇潘光旦，和張、潘很熟，一定知道他們搞小宗派，但又不揭發，是否自己也在小宗派之內？」因此，許多人認為費本人的檢討雖已通過，但思想還是這樣糊塗，應讓費再作檢討，不能馬虎過關。在與會者的強大壓力下，據會議記錄者記錄稱：費孝通當時「面色極為難堪，低頭不發一語，最後表示願做檢討」。
在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自然再不會有人站出來為潘光旦講話了。民盟北京市支部隨即正式通知清華區分部：「接受清華盟員的要求，撤除潘光旦同志清華民盟區委及主委的職務。」
無法解脫的解脫
在1952年3月29日大會之後，潘光旦的問題被掛起來了。隨著高校「三反」運動及思想改造運動逐漸進入尾聲，民盟撤銷潘光旦職務的決定也在校《三反快報》發表出來，潘雖然感到更大的思想壓力，但漸漸認為這也算是一種解脫了。特別是4月以後校節約檢查委員會更進一步把他的三次大會檢討和與會者的揭發批判意見印成小冊子加以散發，他更是抱著一種破罐破摔的心理，心想：「我的學習，我的覺悟，我的政治水平，反正只到這樣一個程度，一下子也是急不來的。大家又把我怎樣？」無論怎樣，反正處分也處分了，檢討一時也做不好，「能告一段結束，就告一段結束」吧。因此，學校不催，他也不急，讀書看報，日子照過。有時有人問起了，他就推託說：領導上已經有了結論了，我的檢討不知耗費了同志們多少時間，還是不要再勞師動眾了。當然，正如費孝通後來所說，潘光旦這時其實和大多數教授們一樣，已經徹底相信「思想非變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擔不可了。為了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他這時把自己珍藏的《政學罪言》等各種可能有「問題」的出版物，一把火燒掉了，每天讀的東西，也大都是報紙和《幹部必讀》之類的學習材料。
潘光旦的所謂「歷史問題」，查來查去，最後也沒有發現任何真正對中共有危害的情況。眾多國民黨藉教授這時都已經過關解脫了，繼續拖著民盟的潘光旦的問題不解決，清華校方也漸感被動。畢竟，這次的思想改造運動，除極個別情況以外，一般並不含有要清理高校教師隊伍的任務，因此，在查清潘與張東蓀的問題無關，歷史上的政論文章也並無其他特殊政治背景之後，潘光旦進一步檢討過關，已是必然。
由於「三反」複查、院系調整、暑期放假等種種原因，潘光旦的過關問題被拖了下來。金岳霖、吳景超、費孝通等教授都替潘光旦著急，一再提出：清華社會系已解散，潘已決定調去民族學院，無論如何不應讓他背個包袱到新工作崗位上去。秋季開學後，學校有關部門又重新啟動了幫助潘過關的程序。
為了讓潘能夠寫出通得過的檢討稿，學校首先組織他去北大參加那裡最後一個重點人物周炳琳的全校檢討大會，讓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態、師生肯定，最後順利過關的場面。然後再通過社會系講師劉世海從側面向潘提出應學周炳琳再做檢討，爭取一次過關的提議。在了解到潘有所心動之後，學校一面專門借調了已經是中共黨員的潘的女兒回家做潘的思想工作，一面組織了包括社會系年青教師和民盟積極分子在內的專門工作組，分頭找潘個別談或小會談，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和潘討論，直到說服潘為止。終於，潘光旦下決心再寫檢討了。他這次花了很長時間，一頁一頁地檢查他過去的各種文章，包括把他珍藏的全套《華年》雜誌拿出來仔細翻閱。然後一邊寫，一邊分節送給金岳霖、吳景超、雷海宗、周一良等教授們看，儘管他對不少意見未必能完全接受，但基於此前的教訓，也不能不按照大家的意見一點一點地修改。最後，潘終於寫出了一篇3萬多字，多數教授都表示基本肯定的檢討書。學校隨即組織了工作小組會議，根據潘的檢討書再當面給潘提意見，與會者也基本上予以了肯定。只是在個別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見。如錢偉長說：「他對過去惋惜口吻多，新生力量不夠，決心看不出。」馮友蘭等說他的檢討平鋪直敘，對國民黨的關係說得不清楚，缺乏具體分析。
1952年10月27日，清華大學召開了以文法學院師生為主的數百人的大會，聽取潘光旦的檢討。他一上來首先承認，自己過去檢討不好，主要還是因為「怕摸到我自己的瘡疤，還是想遮掩過去」。比如自己過去研究優生學，「是根據了美帝誣衊我們民族的許多資料來搞」的，建國後還想做輔仁大學的董事，這些都是喪失民族立場的問題，自己卻都沒有談到。另外，自己思想上還有些包袱，如有舊學問的包袱，總是自以為很有一套，總以為自己是進步的。因此，對錯誤，自己也承認了一些，但說我是全盤錯了，無一是處，就很不服氣。結果是自己的檢討，「一面承認了些我的毛病，一面卻把我自以為毛病不大的地方或自以為沒有毛病的地方表示給同志們看，妄想同志們得一個印象，我這個人雖然不好，還不至於太不好。」
他接著具體講述了加入國社黨、辦《華年》雜誌、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以及與民盟的關係等問題的具體經過情形，著重舉例說明了自己過去文章中「對不起黨，對不起革命」的種種言論，說自己「是一貫的反對革命的」，包括對學生運動一直是採取「壓制破壞」態度的。
對於解放後「思想暗流」的問題，他更坦言：「我把黨看作一個專政的黨，把黨的領導看做黨的專政，把統戰看作所以掩飾黨的專政的一種做法，要團結大家是有的，要大家擁護新的政權，是有的，但大家怕未必能當家作主。因此，對民盟與其他民主黨派，起初，大約有一年，我認為可以取消。一九四九年冬天救國會的自動宣布解散更加強了我的這種想法。後來，領導黨方面不斷的鼓勵各民主黨派，不但要繼續維持，並且要鞏固擴大，我知道我的猜測錯了。但我還在冷眼旁觀，在揣摩領導黨的做法，還是把領導黨的許多舉動作為一種手段來看。」「後來政府成立，中央與地方各級都有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參加，並且很多做了某些部門的正首長，而黨員反有做他們的副手，我又認為他們的職權未必相稱，實權大概是在副手裡，而幹部有事請示，大概也是向副的而不向正的。換言之，我認為這些都是屬於統戰方面的做法。」這影響到「我對於黨所領導的各大運動，起初是決不可能心悅誠服的接受的。」比如抵制院系調整運動，對「三反」運動最初毫不重視等都是如此。即使是贊同土改，也是從優生學的角度來看問題，相信這對人才湧現有好處。支持鎮反，想的也是「殺人的人應該償命」和「顛覆的應該受到鎮壓」，而不是階級鬥爭。他的結語是：「偉大的三反運動拯救了我，給了我一個最後覺醒與自新的機會。我決心改造我自己，我爭取站進人民的隊伍里來，同大家一樣的，全心全意跟著黨與毛主席走。」
聽了潘光旦的檢討，費孝通在發言中首先表示：潘先生的思想改造過程所以相當長，也相當艱苦，除了他自身的認識問題以外，「我必須承認自己在這個運動中也犯了錯誤，在我負責幫助潘先生的思想改造的時期，我犯了錯誤，沒有堅持鬥爭，幫助潘先生去端正檢討的態度。以致使潘先生的思想改造走了一段彎路，和拖延了一個時期」。但他緊接著肯定說：潘先生的思想改造過程雖長，但如今已經有了一個好的開端。「今後我和潘先生還是一個機關，一條戰線上工作，因此，我願意一在這裡保證，我一定要更好更負責地和潘先生一起互相勉勵，一道求進步。」
潘光旦的一對兒女也被安排在會上發言稱：「解放以後，我們和父親在許多問題的意見上是敵對的。」「在一些問題上我們常常發生爭論」。我們十分痛苦，他也十分苦悶。「父親能夠從這樣反動落後的情況下轉變過來，現在家庭才顯得有了生氣。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就是他自己也比以前愉快多了。」「我們熱烈的希望父親能拿出更大的勇氣來和自己的反動落後思想繼續進行鬥爭。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更加自覺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徹底地站到人民立場上來。」
金岳霖的發言也講了大致相同的話。看到潘的檢查歷時10個月終於通過，他顯然頗為感慨，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來沒有一次看見過這麼多的同志，這樣長期耐心地幫助他一個人進步，這對我說是一個嶄新的教育，毛主席對我們知識分子的改造，真可說是仁至義盡了。」
清華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培源在總結髮言中代表組織表態，歡迎潘光旦的「進步」。但對潘這樣的重點對象和「頑固分子」，作為一級組織的代表，周的講話依舊留有了相當的餘地。指出：「潘先生是太落在時代的後面了。潘先生仍然缺乏對人民熱烈的感情，對新中國濃厚的感情。像潘先生這樣從極落後的深淵中爬出來的人，必須認識到，儘管已經有了一些進步，受到大家歡迎，但還須作極大的努力，才能趕上祖國的需要。」
知道自己的檢討過了關，潘光旦如釋重負，並不無感激之意。他在最後表示：「第一，我感謝三反運動終於教我初步的認清楚了我的錯誤。……第二，三反運動是黨和毛主席大力倡導的，我感謝黨和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熱愛和對知識思想改造的極度殷切的期望。……第三，我要向大家保證，我要盡我最大的主觀努力，在今後的學習中、工作中，結合著剛才許多同志對我提的意見，繼續不斷地和腐朽與反動的思想殘餘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從而建立起我的革命的人生觀來。」。
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就此告一段落了，但是，對運動中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的各種形式的監督，從此更成為一種有組織的行為。但從相關的匯報資料看，至少在運動後的一個階段里，學校方面對潘的表現還是滿意的。因為，這一年年底，北京市高等學校節約檢查委員會黨組在報告中還肯定地說：「潘光旦過關後，工作較前積極，情緒較為安定，對政治學習也自覺地去參加。」「對民族學院交給他整理少數民族史的任務，也很認真做，說自己至少還可以當個字典用。」
但無論如何，潘光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作為重點對象、「頑固分子」、「鐵心皮球」鬥爭到最後，勉強過關的結果，還是不可避免地給他日後的政治生涯留下了嚴重的歷史陰影。
潘光旦是不幸的。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他幾乎「揭了蓋子也不說話」，卻還是被打成了右派，可知當政者並沒有因為潘沒有公開發表批評言論，就把潘真的當成了「內部」的「人民」。
潘光旦又是萬幸的。因為他像許多被整的知識分子一樣，自己並不覺得怎樣冤枉，而且總是認為錯在自己。因此，他「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同時，他雖然被打成了右派，卻沒有像許多人那樣，被送去到勞改農場去勞動改造。否則的話，對於他這樣只有一條腿的老年人，恐怕是連文革也活不到的。
注釋
1潘光旦所從事的社會學專業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被取消，潘也被調離清華大學，改任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其研究和發表學術成果的自由亦備受限制。故從1953年以後，直至去世，潘幾乎除在1955年和1956年正式發表過《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和《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兩篇調查報告，1962年發表過一篇談清華學生生活的回憶錄以外，再無學術成果發表。見《潘光旦生平和著作年表》，《潘光旦文集》(11)，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74—739頁。
2目前所見談到這一問題的論著，均為呂文浩所著。即呂著：《潘光旦圖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從學人論政到學人參政》一章，和呂著：《論解放前後潘光旦政治思想的演變》一文，但內中對潘光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情況，限於資料，僅提及而已。
*其他注釋略
*文章出處：楊奎松.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潘光旦——潘光旦「歷史問題」的由來及其後果[J].史林,2007(06):1-14+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