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一輛警車和一名女子騎車駛過北京街頭一堵宣傳中國法治的宣傳牆。（2016年12月28日）
我說中國正在出現「大面積社會潰敗「，可能有人不以為然。本文不是研究性的論文，難以給出系統的論據；觀察所得，見仁見智，這個可以爭論。就是舉例子，也因篇幅所限，點到為止吧。
只講兩件事。一件是最近的「胖貓」事件。「胖貓」是個21歲的網紅，前不久在重慶長江大橋跳江身亡。據他姐姐爆料，「胖貓」輕生的原因是，在與女友交往中花費五十萬元錢財，卻遭受女友冷暴力。另一件是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事發三月間，一名13歲的初中生被他的三位同學殺害，動機據信是因為從被害人那裡強行轉走了191塊人民幣。
「互害社會」在中國的浮現
這樣的事情，情節有輕有重，但幾乎無日無之。2022年初曝出的江蘇豐縣「鐵鏈女」事件，那年夏天發生的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是其中引起廣泛關注的突出案例。這些作案者的兇狠殘忍，令人髮指。這次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同樣如此：那三個小小年齡的兇手，一直用鐵鍬砸被害人的臉，砸到慘不忍睹。就算是否「大面積「不好估算，但這樣的情節屢屢出現，應該說是」深度「或」嚴重「的社會潰敗吧？
所謂社會潰敗，就是社會的文明規範越來越不起作用，人們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續增加。其中，「社會」這個形容詞，說的是這類「互害」現象出現在大體無關具有強迫本質的公共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經濟活動的領域內，主要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之中。為了爭奪權力而互害，這是人們熟知的事情，在中共黨內及其政治制度下更是變本加厲，其中的黑暗、陰險、無法無天，這裡無需贅言。在經濟活動中出現零和遊戲，你爭我奪，乃至為此爾虞我詐，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也不那麼讓人意外。
可是，這裡的幾個事例，並不涉及對於公共權力的爭奪，捲入其中的人們相互之間本來也沒有巨大的利益衝突，涉及到金錢的地方其實也首先是基於感情、友誼、信任或至少是順從等才出現了數量並非巨額的錢財轉移。然而，就是在涉及人們感情、友誼、信任等這些本來相對積極美好的關係領域內，現在出現了這些當事人付出生命代價的惡性事件，稱之為「社會潰敗」，不能說用詞誇張吧？
對於普通人來說，恰恰是這種社會潰敗，特別是「互害社會」的形成，其實比權力爭奪或利益撕鬥危害更大、更直接、更無處不在。原因很簡單：普通人的生活不一定總是介入到權力爭奪之中，利益的撕鬥也往往要麼多多少少有些規則，要麼參與者會對之抱持高度的警戒。相比之下，人際社會關係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人們一般也不會總處在警惕戒備狀態的。因此，這個領域裡規則的潰敗，道德的淪喪，信任的蒸發，情感的武器化，可以天天、時時在傷害每一個人，可以傷害得很慘很重。就此而言，社會潰敗本身其衝擊面必然很大。
惡魔在政治，根源是制度
社會潰敗就其表現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權力爭奪相關，然而，其深層根源卻一定和政治制度相關。當然，互害社會的形成背後有多種原因，並不是只有政治上的因素。但是，作為政治的研究者，我從前述社會潰敗中所看到的首先卻是政治的原因。事實上，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僅政治專制而且政治極權的國家，政治凌駕於一切之上，其實也正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源。
中國網際網路上有一篇報導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的文章開頭說：「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我看到時的第一反應是：地獄滿噹噹，惡魔到人間。接下來，作為政治學者的我，再有一個反應，那就是：專制即地獄，惡魔在政治。西方有句老話，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麼，人們什麼時候是天使而什麼時候是魔鬼呢？制度分析的邏輯是：好制度使人們形成天使的心腸，展現天使的笑容，壞制度使人們積蓄魔鬼的兇惡，發揮魔鬼的猙獰。對掌握巨大權力的人來說尚且如此，普通人受制度安排的影響之大就更不用說了。
試想，在一個權力至上、任性、暴虐的社會，在大學生們以考公務員為最好前途的那樣一個國家，官員們充斥著貪婪、霸道、敗德、腐化，這個社會怎能不充滿戾氣？這怎能不對年輕人產生強烈的「示範「作用？插說一個也是前不久發生的小例子：在內蒙古開魯縣，農民要春耕了，當地官員卻不允許，非要強制徵收超過100萬元人民幣的「水澆地錢「才行。與「李剛是我爸」一樣，官員這麼說，」別提什麼法律，我不懂法！「這不，鐵鏈銬住八孩母親的那人也不懂法，唐山燒烤店打人的那些人也不懂法，用鐵鍬砸死同學的那三個初中生更不懂法——他們都是一個模子的產品啊！
不要說他們不懂法，其實他們懂得這個制度下沒有法治，因此可以無視和踐踏法律，也只有無視和踐踏法律才能展示自己的特權、能力和威風。鄧小平可以無視憲法而用坦克、機槍在首都北京當街殺人，張小平就可以在燒烤店隨意打人，李小平也可以用鐵鍬把同學砸死。
是的，人性中的惡魔就是這樣釋放出來的：壞事做絕者有權有勢，榮華富貴；整個制度就是要你做壞事，越壞越保你有出息。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怎麼可能形成人與人之間充滿善意、誠信、溫情與互助的社會呢？是的，專制政治不僅剝奪人們的基本權利，它還在毀掉人們的天良人性！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