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極權統治Totalitarianism和威權統治Authoritarianism在學術上是兩個有關聯的不同概念，但是普通人很容易混淆，雖然都是獨裁專制，兩者在獨裁的程度、頑固性和造成後果方面有很大區別。理解這種區別對於評價國際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投稿此文本來是讀了一篇網絡文章《堯民囑：讓中國真正偉大》後有感而發。作者一方面讚賞了這篇文章的分析，同時也指出幾處小小的不足。發表時略去了對此文章的點評。讀者點擊這篇文章的連結可以下載或閱讀作為參考。
極權與威權是兩個有著本質區別的不同概念，近年來卻被許多人混為一談，特別是不少人(包括許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政界人士甚至許多民主憲政人士)都把中國大陸和北朝鮮這種典型的共產極權統治體制也稱之為威權統治體制。
殊不知極權體制和威權體制雖然從表面上看，這兩種統治模式都是由一個政治強人和他的政黨在它所統治的地區實施的一人、一黨的獨裁專制統治模式，但它們之間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威權體制雖然也是由一個政治強人和在他所領導的、在他所統治的地區占絕對優勢的政黨所實施的獨載專制統治體制。但在這個體制之下，還有著一個較為完整的民主憲政的基本構架，諸如：它有表面公正的憲法、議會、法院，和某種程度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和獨立的新聞媒體，也有貌似公平的選舉（實際上是由某政治強人及其政黨幕後全盤操控的選舉）來選舉民意代表和各級直至最高領導人。
這些憲法、議會（有的被稱之為杜馬、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義……等等民意代表機構）、法院、選舉儘管被該政治強人及其政黨所操控玩弄；這些反對黨和獨立新聞媒體儘管遭受該政治強人和他的政黨的打壓、迫害，使這些機構、反對黨和獨立新聞媒體無法正常履行其職能。但它們對該政治強人及其政黨所實施的獨裁專制政策，還能起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儘管很難產生較大實際作用，但至少使該政治強人及其政黨在為所欲為時，還多少有所顧忌，還有點它們不敢輕易逾越的底線。這就為威權體制今後在適當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之下，逐漸演進成民主憲政體制留下了一線空間和希望，特別是當這個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的良知尚未完全泯滅時，這種可能性更大。
以政治強人及其所掌控的政黨為首的威權體制，儘管也試圖以這位政治強人及其政黨的思想、言行統一全國民眾的思想、言行但它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這位政治強人及其政黨和威權政權並未完全掌控它統治下的每一位成員的全部個人生存資源。
在威權體制下的民眾，大都保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居所和遷徙自由，也就是說在威權體制之下，民眾的生存權利和生存資源並沒有完全被被該政治強人及其政黨和政府所掌控。
因而在威權體制之下，民眾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儘管威權體制為了鞏固其威權統治而時常以某種藉口對其治下的某個人、某些人的這些權利加以限制，甚至加以剝奪；但威權體制通常都不會、也不能在所有的時間內，把它治下的所有人的憲法賦與他們的全部基本權利和生存資源全部都加以剝奪。
而極權體制則不同，它是以某種主觀臆想出來的冠冕堂皇的主義或思想為宗旨建立起來的政黨建立的一人（政治強人）、一黨的專制獨裁統治體制。
這個體制為矇騙國內外民眾，儘管也設有民意代表機構(儘管名稱各下相同，但表面上都相當於民主國家的議會)、法院、監察機構。執政黨之外的所謂「民主黨派」，也有憲法，也有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但在極權專制體制之下，這一切均徒具虛名，形同虛設，並且完全被極權統治的政治強人及其政黨和政權所掌控。不能對極權體制的政治強人及其政黨的一切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起到任何監督、制約作用。
在極權專制體制之下，所有的這些機構全部都是由這個政治強人通過他的政黨所掌控，全部都是這個政治強人實現其個人政治野心、推行其所崇奉的某種主義的工具。儘管這個政治強人有時實際上並不真正相信他所崇奉的這些東西，但這也不妨礙他利用這些東西來剝奪他治下的民眾的個人權利，並驅使民眾犧牲自己的一切權益甚至生命，去實現這位政治強人的個人野心。
極權專制體制除了以上這些與威權體制不同的特徵之外，其與威權體制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極權專制體制的政黨、政府及其政治強人剝奪了它治下的民眾賴以生存的一切生存資源，並把這些資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使其治下的民眾為了生存，不得不淪為沒有自己的人格、尊嚴；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自由的、這個政治強人及其極權體制政權的附庸和奴隸。
在極權體制之下的每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全被該極權專制體制的政治強人、政黨和政府所掌控，在極權體制下的每一個人，其生存狀態的好壞、甚至能不能繼續生存下去，都完全取決於他這個人對極權專制體制的政黨和政府及其政治強人的順從程度。
極權專制體制所具備的這些特徵。是極權專制體制及其政治強人和它的政黨、政權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極權專制體制實現社會進步和走向民主憲政最大的、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而威權體制並未掌控民眾的一切生存資源，民眾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儘管有時受到某種侵犯)，由於民眾擁有通常不會被無理剝奪的私有財產，所以民眾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資源基本上不仰賴於政治強人和威權政府，因而民眾並沒有完全被淪為政治強人及其威權專制政府的附庸。所以在政治強人的威權體制之下，由於民眾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擁有自已的居所和擁有遷徙自由(即擁有自己生存空間)。因而民眾擁有一定程度思想言論的自由，以及擁有憲法所賦與民眾的種種權利，儘管民眾的這些權利經常被政治強人及其威權專制政權以種種藉口加以浸蝕、剝奪，但在威權專制體制的統治之下，民眾的這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權力基本上不會被剝奪殆盡。威權體制的這些與極權體制不同的特徵，為威權專制體制的社會進步和逐步走向民主憲政提供了可能。
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金氏子孫三代統治下的北韓和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都是典型的共產極權專制體制，他們均以馬克思臆想出來的、具有極大誘惑力和欺騙性的共產主義思想為其指導思想，剝奪並掌控了它們統治下的民眾的一切私有財產和全部生存資源，使全體民眾都淪為它們的附庸，成為政治強人實現其個人政治野心的工具和炮灰。
極權體制及其政治強人為實現其通過共產革命赤化全球的個人野心，不惜踐踏人類的良知、道德、傳統和法律；不惜通過鎮壓、屠殺、製造饑荒、謊言欺騙、洗腦灌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掌控每個人的一切生存資源……等慘無人道的方式以震懾、控制民眾，使民眾淪為沒有人格尊嚴、沒有獨立思想、沒有言論和行動自由、不敢反抗、不敢發聲的極權專制體制和政治強人的馴服奴隸和工具(閱讀一下毛時代中國大陸、史達林時代的前蘇聯、金日成祖孫三代統治下的北韓和波爾布特時代柬埔寨的真實歷史便可明白這些)。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現在在的中國大陸所實施的統治，仍然是一種新形式的共產極權專制體制，筆者將其命名為「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因為這個體制除了具備共產極權體制的一切特徵之外，也有其獨特之處。
自從四十多年前中共為挽救其因毛澤東倡導的「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經濟和政權所而臨的瀕臨全面崩潰的危險局面，不得已而在經濟領域引進了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因素。以「政革開放」的名義准許私人工商業的存在，並在農村實行了所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就是分田到戶）這使中共當局不得不暫時放鬆了對民眾基本生存資源的全面掌控，民眾開始有了多少不等的私人財產，許多人也有了自己的居所，民眾的戶口遷移雖仍受到中共當局的嚴格限制和管控，但人口的遷徙、流動也較前自由了許多。
中共的「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中共在中國大陸瀕臨崩潰的共產極權專制統治，而且隨著對外交往的日益密切，促使已部分掌控了自己的基本生存資源的大陸知識階層的覺醒，基本擺脫了多年的貧困、饑饉困擾的中國大陸民眾(主要是知識份子和學生)開始在政治上提出了自己的訴求。
知識階層的覺醒，使他們對「改革開放」後造成的貪腐橫行、貧富不均、社會不公、官商勾結、倒買倒賣、黑社會橫行、自然環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社會道德淪喪,……等社會現實產生不滿；再加上在前蘇聯和東歐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浪潮的激勵之下，終於在1989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學生運動」。這次聲勢浩大的學生、市民的和平示威運動，使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頑固派，面臨末日來臨的恐俱，因而不惜派出數十萬軍警對遊行示威的學生、市民進行瘋狂的鎮壓、屠殺，造成近萬名學生市民的死傷。
中共當局並沒有從正面吸取「六四學生運動」的經驗教訓，切實進行真正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以從根本上克服只進行部分經濟改革而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諸多不可克服的社會弊端。
鄧和中共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只有在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之下，並在有完善有效法制的法制社會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促進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的優勢，而有效防止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的種種弊端。
鄧和中共企圖在維持共產極權專制統治不變的情況之下，來發展市湯經濟，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使市場經濟的優勢得不致充分發揮，反而使市場經濟的種種弊端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頑固保守派，反而認為「六四學生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共在引進一定的市場經濟因素時。放鬆了對大陸民眾特別是對知識份子和學生思想言論的管控；放鬆了對新聞媒體、文化藝術界的管控；放鬆了對大陸民眾甚本生存資源的掌控所造成的。
因而在「六四學生運動」之後，從江澤民時代起，便開始重回加強對大陸民眾思想言論、新聞媒體、文化藝術……等領域的管控；同時也不斷加強對大陸民眾基本生存資源的掌控。
經過胡錦濤時代，直到現在的習近平時代，中共對大陸民眾各方面的管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到毛澤東時代，而在應用高科技手段管控民眾方面。其在管控範圍和管控的嚴密程度上，都已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
現在從表面上看，中國大陸民眾似乎都有了多少不等的個人財產，有的甚至還有數以億計的個人財產；許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居所，儘管有的是自己私有、有的是租用；許多情況之下，人們也可以在國內旅行遷徙(但戶口不能隨人遷徙)，甚至到國外旅行，這看起來大陸民眾似乎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基本生存資源。
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隨時都可以把民眾手中的個人生存資源加以剝奪，你的財產，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隨時都可以以偷稅、掃黑、掃黃、非法經營、擾亂市場……等罪名，甚至是任意捏造的罪名而加以剝奪。曹天、孫大武、王健林、馬雲、許家印、吳小暉……等著名大款和無數中小企業主均被以習為首的中共當局以任意羅織的罪名搞得頃家蕩產、負債纍纍，有的家破人亡、有的避居國外、有的坐牢；對你的豪宅、普通居所、租居場所，中共隨時都可以以種種「罪名」加以沒收、拆遷或威脅房東不敢把房屋租給你，使你居無所居，被迫四處流浪，甚至被迫離鄉背井浪跡海外，或是被迫返回農村原籍。看看袁小華、李原風、季風、王全章……等人的遭遇便可明白這一點。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還隨時可以以任何藉口（最典型的就是以「新冠疫情」為藉口）並以人臉識別、攝影頭、手機定位系統、健康碼、行程碼……等高科技手段，非法剝奪或限制你的行動自由。所以直到現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依然牢牢地掌控了中國大陸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資源。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仍然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些反文明、反人性的極端主義思想為其宗旨；它的各級人大委員會、政協、法院、檢察院……等機構仍然形同虛設，都淪為貫徹習近平個人和中共意志的工具；它的軍隊、武警公安、國安、國保……等強力部門仍然是習近平個人對付黨內外異己，和鎮壓民眾反抗的私人工具；所謂的九個「民主黨派」實際上不過是掛著XX黨招牌的中共的一個黨支部，這些所謂的「民主黨派」現在都是靠中共出錢、出人才得以繼續存在和運轉的，他們吸收成員也必須中共同意。他們除了充當習近平和中共向國內外展示的「民主廚窗」里的花瓶之外，就是不遺餘力地為習近平及中共塗脂珠粉、掩飾罪惡；他們仍然壟斷所有的新聞媒體、電視廣播、電影、文藝書刊、報紙……，並利用這些工具來掩蓋中共的罪惡，對習近平和中共進行吹捧、歪曲掩蓋歷史和現實真像、向民眾灌輸共產極權教條對民眾進行洗腦。
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仍掌控了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它的憲法、法律仍然是它可以任意修改和解釋的一紙空文，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個人權力隨時都可能被中共以任何藉口加以剝奪。從這些方面看，現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體制，仍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共產極權專體制，它具備極權專體制的一切特徵。
台灣的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特別是這個時代的後期）、韓國的朴正熙、全鬥煥時代和當今俄羅斯的普京時代，所施行的都是典型的威權統治，這幾個時代的統治體制都具備本文前述的威權統治體制的一切基本特徵，所以威權體制統治下的台灣和韓國都先後和平轉變為現代的民主憲政政體。而俄羅斯轉向民主憲政體制也是遲早的事。
當今國內外不少人混淆了極權專制體制與威權體制的區別，這主要是這兩種體制從表面上看，都是由一個政治強人和一黨獨裁專制，但是，許多人並沒有看到這兩種體制的獨裁專制的程度和這兩種體制所造或的災難方面，卻有很大的差別。威權體制的獨載專制還是受到它內部某種制度的制約，所以它造成的災難是有限的。兩蔣時代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對中共地下黨的鎮壓、對島內自由派的鎮壓造成的死傷每次僅數以百計、數以十計；每次關押的人員也僅是數以百計數以十計；韓國的朴正熙、全鬥煥時代對民眾學生遊行示威活動的鎮壓造成的損害也和台灣的兩蔣時代溝不多。然而在這兩個威權統治在為穩定社會環境造成這些損害的同時，分別都為台灣和韓國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進步，最後都先後演進為民主憲政體制。
而共產極權體制的獨裁專制其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這種體制剝奪了它治下的民眾的一切個人權利。這種共產極權體制在前蘇聯史達林時代，造成了三四千萬入死於鎮壓和饑荒；共產極權體制在中國大陸造成了至少八千多萬人死於鎮壓和饑荒；共產極權體制在柬埔寨造成該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屠殺和饑荒；共產極權體制在北韓造成數百萬人死於鎮壓和饑荒。而且造成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社會倒退的惡果。
許多人（包括台灣民進黨內不少人）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實行獨栽專制的統治，它們沒有什麼區別；許多韓國人認為，北韓的金氏共產極權統治和朴正熙、全鬥煥都是獨裁專制統治，沒有什麼差別。實際上這兩類統治的獨裁專制不僅在獨裁專制的程度和造成的惡劣後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別，還有另外一個巨大的差別，對於威權統治而言，獨裁專制僅僅是它穩固統治、穩定社會、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過程中採用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對於共產極權統治而言，獨裁專制不僅是它的手段也是它最終的目的。
2024年5月13日改寫於望春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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