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
「年輕的時候很窮，努力了幾年終於不年輕了。」
「錢雖然沒賺到，但也沒白干，起碼是累著了。」
「我不再是當年的窮小子，我是今年的窮小子。」
「早出晚歸，財神來敲門我都不在家，我不窮誰窮。」
你可能也聽過這幾句「奧德彪語錄」，奧德彪這位用自行車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國網絡上意外爆紅，隨即出現了許多借用他名義的「語錄」——當然，那幾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說的，倒不如說那更像一場降神儀式：太多無名的打工人需要這樣一個神靈附體來說出自己的心裡話。
在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對一種對傳統工作倫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激勵在現實面前已經失效，努力的結果沒有帶來什麼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無意義，人們也已不再期待「勤勞」能「致富」。
另幾句「毒雞湯」也隱含著對說教、雞湯的調侃：年輕時的開拓眼界、努力不會帶來什么正向的結果，就算有結果也不是你原先想像的那樣，宏大的意義在此都被消解掉了。
「趁年輕要多出來走走，以後送外賣才認識路。」
「高中玩三年，那麼將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麼將苦33年。」
「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車的就少了。」
「努力不一定被看見，但休息一定會被看見。」
既然勤勞不能致富，那麼上班的規訓也就沒什麼說服力了，延遲滿足更沒有必要，至少當下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實的：
「正義都可以遲到，為什麼上班就不能。」
「先苦不一定後甜，但先甜是真的甜。」
這樣的生活沒什麼樂趣可言，甚至也沒有意義，因為人們明知不會帶來什麼回報，更談不上樂在其中，卻停不下來，只是在日復一日地機械重複這樣的勞作：
「不是單車沒有剎車片，而是生活沒有暫停鍵。」
「我不能踩剎車，因為貧窮會追上我。」
「如果我不會被生活壓彎，那生活就會把我壓彎。」
「安慰別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總想繩子一套。」
「我並非無路可走，我還有死路一條。」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那甚至談不上是「生活」，也沒有對未來的期許，而只有當下咬牙熬過每一天才是真實可感的。實際上，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活著」，正是如此：活著不為什麼，活著只是活著。只不過傳統社會還有血脈延續的永生渴望，而到現在，人們連這一點也都放下了。
不要以為這只是年輕人的幾句自嘲和牢騷，在我看來，這正標示出社會心態的深刻變動。「勤勞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麼強大的魔力，是因為它雖然談不上是契約，但至少是一份有說服力的承諾，然而現在，年輕一代發現，原有的倫理期待已經落空了。
在中國社會，一旦這種倫理期待（諸如「善有善報」）在現實中落空，都會引發嚴重的精神危機，因為當原有的信條失效之後，在新的信條確立之前，就會出現一個真空地帶，很難有什麼能說服人們照常行事了。這就是馬克·吐溫所說的，「讓你陷入困境的，並不是這個世界；真正讓你陷入困境的，是這個世界並非你所想像。」
如果你還以為這只是年輕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錯了，這之所以構成精神危機，恰恰是因為這是新一代從自身處境出發的冷靜思考。當人們意識到吃苦除了讓自己痛苦之外，並未帶來什麼真正回報時，就會質疑那種「吃苦」哲學。這是一種基於反思的哲學轉向。
在現代化進程中，這當然不是第一回出現。19世紀初的法國，正如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所說的，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僅僅勞作並無價值：「如今有什麼東西便宜？什麼都很貴。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錢不值！」
反思都是從這種痛苦的質疑開始的，畢竟當人們發現自己原先為之努力的事情並無意義時，是很難不痛苦的。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指出，這或許是一種新的開端：
悲觀主義不是一種行動方案，而且，以其極端的形式來說，它只會導向一種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與犬儒主義相結合，它就提供了一種帶有實踐意義的觀念。
確實如此，當下的「奧德彪語錄」之所以流行，當然是因為它以戲謔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調從根本上來說是犬儒的，乍看起來並未召喚什麼抗爭或行動，即便有也是消極意義上的，然而它仍然為深陷困境中的人們帶來了一種實踐可能：他們至少開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處境。
王朔在《我的千歲寒》中的一段話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這裡：「我們每個人在生活里，無論過得好還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廟堂，或醉臥街頭，忽然懷疑自己，懷疑這眼前的一片繁華，這懷疑就是覺悟的種子。」
覺悟當然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經不那麼容易受騙了，因為如果你不相信「勤勞致富」的承諾，那麼就很難說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並不能帶來預想中的成功，那麼為什麼要忍受？
更進一步說，「努力」常常意味著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礎上自我改善，不斷進步，然而現在這一點也在迅速消逝，因為那個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標並不取決於自我努力，有時運氣甚至還更重要，那麼只有能真正提供內在激勵的動力才能讓人心甘情願去做。
這誠然是一場精神危機，但變化也都是由危機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