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引用國安法與基本法二十三條，判處四十七人案十六名不認罪的政治犯中的十四人罪成，另兩人當庭釋放。六四前夕審決志在靠嚇，此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件之荒謬與野蠻，是十四人的所謂犯罪，不是建立在他們現實罪行之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動機之上。正常的法治都不可憑當事人的動機去定罪，因為我可能有這樣想，但我未必會這樣做，如果我只是想而從未做過，那麼我的犯罪就不是事實，只是一種虛構。
我恨一個人，可以恨到很想殺了他，但我始終沒有動手，那麼我算不算犯罪？
根據國安法第22條，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即屬犯罪。否決預算案只是與政府「講數」，能算是「非法手段」嗎？憑立法會議員的權責對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能算「顛覆國家政權嗎？」
這裡的「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的犯罪行為，專指「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組織與策劃」雖然也算犯罪，但如果組織與策劃要做的，不是「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那就不能算是犯罪——法理邏輯是否如此？
四十七人案從未涉及「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應該計較的是其中是否包含「其他非法手段」。立法會議員如果得到民意支持，是否可以否決預算案？答案是當然可以，否則法律何必賦予議員有如此重大的權力？既然預算案可以否決，那就不存在「非法手段」的問題。
四十七人案的被告都還不是立法會議員，他們的共同理念只是一旦當選，在執行議員職責時，如果需要可以一起去做這件事。他們在「想」的時候根本還不是議員，即使成了議員，他們也未必會去做，那麼他們從頭到尾違反了哪一條現有法律？香港高等法院根本沒有依據判他們有罪——法理邏輯是否如此？
高等法院由三位法官審理這單案子，排除了香港法治傳統中的陪審員之設。以筆者粗淺的理解，陪審員制度是西方法治傳統中最公平有效的部分，一個案犯是否有罪，不是由檢控官決定，也不是法官裁定，而是由平民身份的陪審員決定。
陪審員是普通市民，除了法律從業者與警方人員不可擔任以外，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隨機抽出。正因為是隨機抽出，所以對控辯雙方都是公平的。而且，針對任何一個陪審員，控辯雙方都可以否決，否決一個再審查另一個，直至雙方都同意為止。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陪審員都是雙方同意的，不可能偏幫任何一方。陪審員是平民，沒有受過法律訓練，但他們是普通人，有正常人的理性，有普遍的常識與良知，因此他們可以最人性化地來審視犯罪事實。
陪審員雖然不懂法律，但他們在聽取證人證詞與控辯雙方辯論時，都會明白案情，而對法律條文的適用和其中的含糊處，法官也會作出指引。因此可以相信，陪審員將會站在公正的立場，最大限度地接近犯罪事實與法律的初衷。陪審員制度是法庭公正的基本保證，控辯雙方各有立場，法官也可能偏離人性，因此讓一群缺乏法律常識的人，憑藉正常人性去決定是否有罪，這才是最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制度。
香港國安法頒布後，香港法庭就開始取消陪審員制度，其根本原因便是中共政府要控制判決結果。中共只要控制了法官，就可以決定誰有罪誰脫罪，有陪審員，有罪無罪是陪審員說了算，那審判結果就很有機會「失控」。與其審判結果令中共願望落空，倒不如乾脆取消陪審團，掌控一切判決結果。
對於國安法審件，中共當然會擔心，香港六成以上市民為黃絲，即使控方有否決任何一個陪審員的權力，但冥冥之中很難掌握個別陪審員的內心世界，如果有陪審員同情民主派，那麼審判結果便不能如中共之所願。
簡單來說，中共要將某人入罪，就不能把最終決定權交到一群自己控制不了的平民手中，他們寧肯花一點氣力去收買法官，因為法官是既得利益者，有各種手段可以籠絡，控制法官比控制平民容易得多。
今日香港法庭有如此多的法官心甘情願為中共效犬馬之勞，他們平生所學、半生服膺的西方法治傳統，都可以置諸度外，因此，取消陪審員制度對中共來說便是最優選擇。
面對惡法，香港人暫時沒有什麼有效手段對付，但案件一審決，美國等西方政要異口同聲公開譴責，連聯合國人權高專杜爾克都「表示擔憂」，他說「正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所說，這項立法應予廢除」——失道寡助，便是中共要吞下去的惡果。
中共在四十七人案中得到便宜，但他們失去的，卻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