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十點的維園靜悄悄
六四似乎成為警察、記者、悼念者三方合力完成的大型行為藝術，提醒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香港和六四仍然深深聯結著。
6月4日晚七點半，May手捧一盆枯死的花，站在維多利亞公園門口，低頭不語。三歲的女兒一會兒扯扯她的裙角，一會兒抱著她的腿，抬頭仰望肅穆沉默的媽媽。母女二人身著白色連衣裙，在清涼的晚風中，在徘徊的警察旁，在空蕩昏暗的維園門口，靜靜地佇立良久，然後離去。
「香港好像這棵死了的花，之後我就會把它丟進垃圾桶，這也是我對香港的告別」，May說。這是她和家人移民英國前最後一次六四紀念，她說，「小朋友長大後問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香港？我會說，以前在香港可以做的事，《國安法》後沒辦法做了，這就是我們離開香港的原因。」
May回憶，小時候，每年六四，父母都牽著她參加維園裡的悼念集會，成為她政治啟蒙和「是非黑白」的公民教育。女兒在《國安法》後出生，維園已無法舉辦公共集會，她就帶著女兒繞著園子一圈圈地走。「我不想小朋友把錯的當作對的，把對的當作錯的，所以還是想帶她來這裡」，她說。
May手捧一株枯死的花，象徵逝去的香港
採訪中，女兒略顯無聊地拉著她的手嬉鬧。May把女兒抱到懷裡，細聲溫柔地問：「今天是什麼呀？」女兒奶聲奶氣地回答：「今天是六四。」
May：「六四有什麼？」
女兒：」六四有坦克車。」
May：「坦克車會怎樣呢？」
女兒：「會砰砰砰。」
May：「然後呢？」
女兒：「好多哥哥姐姐就死了。」
May靜靜佇立在維園門口，低頭不語，女兒在旁邊玩耍
黑色幽默：「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今年是維園第四年無法點亮燭光。自2021年起，官方或封鎖維園，或安排同鄉會舉辦「家鄉市集嘉年華」占據場地，以禁止民眾於園內組織悼念集會。今年亦是《基本法》第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頒布後首次六四紀念，加配《國安法》，以及銅鑼灣地帶布控的數千警力，任何個人公開明顯的悼念，都可能引來拘捕甚至檢控。
除了威權鎮壓與人民抗爭，2024年的六四紀念多了一份詭異的黑色幽默。官方開始避諱「六四」二字，而以「敏感日子」代稱。維園不見燭海連綿，但周圍身穿黑衣、抱著隱晦政治書籍、坐在長椅上一言不發、手機公放六四歌曲的人們，時而和警察眼神交匯，但雙方往往又默契地把視線移開，形成微妙的平衡。
全副武裝的警察和扛著攝影機的記者，成了現場最引人注目的存在：雙方煞有介事地在銅鑼灣核心區一字排開，卻又相顧無言，大眼瞪小眼。當有悼念者舉起標語、點起燭光，大家便一擁而上，警察抓人、記者拍照採訪，然後又回到彼此消磨的站位。警察繼續繃著臉巡視人群，記者難得見到如此多同行老友，開心敘舊的笑聲交織在緊張的氣氛中，產生莫名的違和感。
六四似乎成為警察、記者、悼念者三方合力完成的大型行為藝術。香港政府營造的恐怖氣氛（和歌舞昇平）尚未如中國大陸那般徹底，民眾抓住公共領域最後一點空間隱晦抗爭，媒體人緊握最後一絲新聞自由在地報導。三者間的矛盾和默契，通過大陣仗的沉默表現出來，提醒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香港和六四仍然深深聯結著。
大量警察布防巡邏
記者在警察對面一字排開
隱秘的悼念：從燭海到微光，「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敢忘記？」
一襲黑衣的羅先生，用手機播放香港支援八九學運的《自由花》，穿梭在維園門口的警察列隊中。「你取消了維園裡的儀式，但取消不了我心裡的紀念」，他說。過去的30多年，他每年都會來維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每次都會和大家一起唱《自由花》。集會被取締，他就緩步繞著維園，用手機公放這首歌，希望更多人聽到、記得。
「六四把香港人界定為有良知和沒有良知的人」，他說，「沒有良知的人會說，不要再提起六四，不要搞事；有良知的人，會用任何方法記住這一天，可以出來維園散步、或者一聽到《自由花》就流眼淚。」
60多歲的羅先生，1989年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鎮壓的經過。「我已經沒有勇氣再回去看那些新聞片段了」，他說，「那些片段我都清楚記得，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敢忘記？今天仍然來到這裡，理所當然。」
羅先生解釋，六四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七八十年代，他和很多香港人「都很大聲地說，這是我的祖國」，但在六四後把國家認同當作「恥辱」。然而，對政權的恨意並不阻礙他對中國社會和人民的關心，反倒是《國安法》禁止悼念六四，「把香港人和中國很重要的聯結切斷了」。
採訪途中，戴藍牙對講機的便衣上前喝止，要求他停止播放《自由花》，並向附近的警察小隊揮手示意。羅先生和便衣對質，「你給我一個說法，為什麼不能聽這首歌？」轉頭和記者開玩笑，「你說『敏感』都可以呀」。便衣警察沖對講機嘀咕了幾句，選擇離開，但不斷回頭命令他「不要再播放這首歌」。
「我們已經很卑微了，沒有做什麼」，羅先生嘆氣，「彭定康預言，整死香港的不是京人，是香港人自己。你現在見到了吧？」
一名男子在維園門口打開手機閃光燈讀書，被警察圍住
為保護自身安全，有的悼念者採用反諷的方式表達情緒。自稱「香港大媽「的五位平均60歲的阿姨，身穿黑色衣衫，在維園邊信步前行，不時放聲大笑，和四周緊張而沉鬱的氛圍形成強烈反差。一位阿姨斜挎寫著「不忘初心」的黑色帆布包，笑稱「這是星雲大師寫的，不要想太多」。
被問及為何來維園，她們說，「我們吃完飯來散步啊，遛一下狗呀」，然後補充道，「現在香港真的好安全呀，滿街都是警察」。
一名阿姨說，她們笑得那麼開心，不像其他悼念者那般沉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們老人家，走又走不動，要用自己舒服的方式來做事，不要衝動，不然爆血管就不好了」，她說，「但你知道嗎，我們都是笑中有淚。」
「香港大媽團」的三位成員在維園前合照，大批警察從其身前走過
「香港大媽團」的一位阿姨，背著印有「不忘初心」的帆布包
反諷並非絕對安全。23歲的Samuel身穿印有切格瓦拉（港譯哲古拉，古巴共產主義革命領導人）頭像的T恤，手持《習近平治國理政》和寫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公義」的A4紙，在維園家鄉市集被保全包圍，並用雨傘遮擋，推搡出維園，多名警察在旁邊「護送」。有記者高聲問他被帶走的原因，他高喊：「他們說我有本習近平治國理念的書，說我違規！」他努力掙扎，和保全推撞，一度跌坐在地上，保全便將他四手四腳抬到警察搜查帳篷里，約10分鐘後被押上警車離開。
他是警方6月4日拘捕四人中的其中一個。除了他，68歲的社運人士王鳳瑤（人稱「王婆婆」），高喊「平反六四，人民不會忘記；誓死不棄，追究屠城」等口號後，被警察包圍，押上警車，以23條下的「煽動意圖相關罪行」拘捕。
Samuel曾在去年六四現場接受媒體採訪。那時，他和同學舉著北島的詩集，展開《回答》那頁，向內地遊客講解六四事件和港人紀念。「大陸人不知道六四，其實根源上不怪他們，是他們沒有自由接收信息的渠道，那我們可以搭建一個橋樑」，他說，「香港不是孤立的，團結、連接大陸人，是不可缺少的事情。」
去年的香港，公民社會已然坍縮，但他當時認為仍有「做政治」的空間。他解釋，除了政治運動，很多日常，包括與家人相處、與老師討論、逛街消費、穿什麼衣服，都蘊含著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實現。他說：「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有責任去做。所以今天，我們想出來做一點點事，被人們看到、接收媒體採訪，從生命到生命去影響他人，從量變達成質變。」
Samuel穿著切格瓦拉T恤，被警察帶走（圖源：集志社）
身體力行去影響身邊人的，還有60多歲的盧先生。夜晚九點，他在維園旁高舉手機，顯示白色蠟燭的照片，旋即被大批警察包圍，質問他的目的是什麼。他大聲回應：「悼念六四。」隨後，他被帶到藍色帳篷搜身、抄身份證，被警告其行為涉嫌「煽動他人情緒」。10多分鐘後，他被四五名警察「護送」離開維園。
走向銅鑼灣地鐵站的路上，他說自己每一年都來維園悼念六四，「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曾是老師的他，在《國安法》下堅持向學生講授六四。比起被捕，更令他無奈的是一些學生的反對。「宣傳機器很強大，我一個人拗不過」，他說，「It’s a losing battle.」
」現在香港都變了，都是愛國愛港……」他話鋒一轉，「我很愛國的，我只是不愛那個東西（中共政權）。我非常愛國，但不代表我不可以批評這個國家。」
盧先生被記者圍住提問
六四的香港脈絡：曾經的「行禮如儀」，如今變得奢侈
維園燭光承載了香港人過去30多年的集體回憶。成立於1989年聲援北京學生的百萬大遊行中的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鎮壓發生後的每年6月4日，於維園內組織六四悼念集會，數萬支燭光匯成海洋，30年來風雨無改。
天安門成了香港老一輩「民主回歸世代」守護的「建設自由中國」的信仰，但在近十多年本土思潮崛起中，被年輕一代運動者批評脫離香港實際、目標空泛、「行禮如儀」。然而，國安法帶來的政治高壓，擠壓整個泛民光譜上新老抗爭者共同的生存空間，致使六四悼念成為大家共同守護的底線，也成為了後社運時代運動者們不拘派系、世代和身份認同，共同撐起的抗爭。正如支聯會在解散前最後一次發布的悼念主題：「為自由、共命運、同抗爭」。
29歲的Esther經歷了對六四集會「啟蒙—批判—和解」的過程。
「六四絕對是我的政治啟蒙」，她回憶，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國史老師講解了整場八九民運，並播了一段紀錄片，促使她和朋友們相約去參加維園悼念集會。然而，她卻遭到父母強烈反對，警告她「得罪中共的人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甚至威脅斷絕關係。無法到維園的她，只能在家中看電視直播。晚會上，朗讀死難者名單、默哀、播放學運領袖的呼籲、唱歌、喊口號等儀式，令第一次間接參與悼念集會的她落淚。
「自此之後，我再也無法對社會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她說。
當燭光漸弱，記者的閃光燈點亮了六四現場
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派興起，她的許多同齡人認為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與自己和香港民主進程無關，便不再參加維園燭光晚會。但她為了給悼念活動貢獻一份力，以及出於樸素的「大中華關懷」，仍然前往維園，只是「有些口號喊不出口」。
「仍然選擇了到維園，大概始終認為六四與香港的民主運動、內地的維權運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她在2015年6月4日寫道，「民主遍地開花固然是好，但如何在存異中求同以減少紛爭，將是我們這一代在未來的重大挑戰。」
反修例運動後，不割席的態度，促使她和同齡人重新審視悼念六四對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她曾批評支聯會，認為其抗爭意志低，未把悼念六四和香港本土抗爭以及年輕一代身份認同融合。但近幾年，「支聯會的存在本身已是一種意義」，她說，「各個團體有自己的身位，維持悼念晚會是他們最大的任務，而他們也曾盡最大的努力完成了。」
「那些年的『行禮如儀』，在今日看來，已經相當奢侈」，她說。
《國安法》落法後，出於「六四當天不應該安坐家中」的想法，她仍堅持去銅鑼灣和維園一帶悼念，即使沒有特別的行動，僅拍些照片發在社交媒體。今年，她以外國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奔跑於維園周圍，與同事合力報導現場狀況。
她說：「我還有機會，向外國傳遞香港還在進行和已經消失的悼念活動，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奢侈的悼念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