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師在文革開始以後的五年之中沒有招生，到1971年，才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有了學生之後，很多老師慢慢可以教一點書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調回華師，參與對工農兵學員的教學。
那時的教學，採取所謂「三結合」模式，就是黨組織、工農兵學員、教師三者結合教學。工農兵學員參與教學，聽起來很「革命」，其實問題很大。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清華大學最早招的工農兵學員提出的如下口號有關：「我們上大學，還要管大學，像工宣隊那樣改造大學。」在那之後，全國跟風，「上管改」之說甚囂塵上。工農兵大學生不僅僅是上大學，還要管大學、改大學，教師就成為改造對象了。
不知道是課程太少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一門課不是一個老師教到底，而是幾個人合作，分章節，每人教一點。教的時候，也不能講太多。原因有二。一則工農兵學員的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學員程度很低，稍微講深一點，他就聽不懂。二則工農兵學員因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較多，加上鼓勵「上管改」，很多人喜歡挑老師的毛病。在這種情況下，老師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學生抓住了小辮子，挨批挨鬥。雖然恢復了教學，但沒有什麼教書的樂趣。師生關係說不上很融洽。
華師發生的工農兵大學生挑老師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現在中文系。中文系有一位石聲淮教授，是錢基博的學生，錢鍾書的妹夫。石老師其貌不揚，但學問很好，因此被錢基博看中，將女兒許配給她。錢基博一手牽著女兒，一手牽著石聲淮，將兩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們結為夫妻。這一「執手為婚」的故事，是華師歷史上的美談之一。
文革期間，石聲淮給工農兵學員講《說文解字》，講到「母」字的時候，說了一句：「中間的兩點，是女子乳房的象形。」這原本是一個極普通的傳統觀點，卻被學生抓住不放，硬說他「耍流氓」。那時全國範圍正在嚴厲打擊流氓惡霸，石聲淮被軍宣隊領導與這一行動掛起鉤來，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動，他已經習慣了，這一回，進入道德批判，他連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別傷心，在一次會上，悲痛異常地說：「過去，我只認識到我政治上反動。現在，沒想到我在道德上也這麼敗壞！」
石聲淮那時已經60歲了，被學生逼著做出這樣的檢討，真叫教書匠們不好受。因此，雖然在不久中央風向改變，周恩來、鄧小平等強調基礎理論與正常教學，那位點名批評過石老師的副指揮長又出來澄清，操著河南腔，宣布「這個『母』字，就該這麼寫」，但石老師的心情大概不會有多少改善。反正我除了覺得這個副指揮長比較窩囊以外，沒有因此而覺得教師受到了尊重，此後可以在課堂上暢所欲言。
不久之後，「教育革命」又出新花樣，組織一些老師到外地交流，我居然也可以參加。這令我很高興。一則終於受到了同等待遇，可以參加「革命群眾」了，自然心情比較舒暢。二則文革以後，像我這種人是沒有串聯資格的，現在出去交流，等於是一種補償，可以見見老朋友，交交新朋友。
這一次交流，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分兩撥，一撥往北去了北京和天津，一撥往南去了廣州，然後兩撥人又一起在廣州會合。每到一個地方，都聯繫幾所學校的歷史系，找幾個人談一談。大家見面，談得很高興，但有點不著邊際，發牢騷的比較多，交流文革中遭遇的比較多，幾乎沒有正兒八經討論過該如何推進「教育革命」的。因為局勢未明，情況複雜，大家還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應該如何走。
從外地交流回來之後不久，我接到通知，被借調到《歷史研究》編輯部，參與復刊後的《歷史研究》的編輯工作。這是我在文革後期的一次重要經歷，將在下一章專門介紹。在本章的最後，我想談一點文革的啟示。
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