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立信傳媒總監、中共獨裁體制內人士劉遠舉，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闡述《你熟知的「中國高速發展」時代其實開始沒多久》。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他是惋惜中共國沒多少正常時期，沒有多少正常發展時間，所以他歷數了中共國百姓的種種枷鎖，當然沒敢包括沒有信仰自由。現在又墮入更深的黑暗。用這種婉轉的曲筆，表達對當今中共國的無奈。
劉遠舉原文：回顧中國的GDP，不難發現，1978年之後增長並不快。到了1996年後斜率還降低了，直到2000年，才開始突飛猛進。這是一個時代的真正開始。時間的起點，離現在並不遠。
現在都說中國治安很好，但這樣的情況，並不久。
廣西天等縣有一個叫溫江的村子，村不大，卻有100多名青壯年被抓。他們就是著名的砍手黨。當年村民中一個18歲的年輕人，對警察輕飄飄地說：「我們村搶劫的人多了去了，我還算是遲的。」
砍手黨2000年後出現廣州、深圳等地，暴徒團伙多來自廣西天等縣，其作案手法極其殘忍，在搶劫手機和財物時，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將手臂砍斷，造成了無數人的黑暗餘生，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
除了砍手黨，飛車黨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個熟悉的記憶。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在珠三角，他們用摩托車進行搶劫偷盜，令人談之色變。2006年5月，鍾南山就被搶了電腦包。當年不少廣州市民，都親眼見過便衣警察狂追飛車黨的場面。當時廣州的治安隊員，都配備了專門對付飛車黨的鉤鐮槍。
飛車黨嚴重影響了珠三角地區的治安，2007年1月1日開始，廣州全面禁摩，至今沒有恢復。失去生存土壤的飛車黨，逐漸銷聲匿跡。
不管是有財力加強治安，還是年輕人有了出路，最終都是經濟發展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安全。如果從禁摩那一年，2007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17年。
對農村出生的70和80後來說，應該「三提五統」還記憶猶新。三提留，指村提留，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從農民收入中提取的用於村一級的費用，包括三項，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五統籌，指鄉統籌，是鄉（鎮）合作經濟組織向所屬單位和農戶收取的，用於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的款項。
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當年的「三提五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有人回憶，1998年，家裡4畝地，「三提五統」交了整整204元，公糧交了527斤，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如果家貧或供孩子讀書，則更是難上難。到了2002年，這筆錢才取消。
2006年2月22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張面值80分的紀念郵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農業稅》，以慶祝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在中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傳統稅收終結了，距今18年。
當年，催錢和計劃生育，是農村的主要矛盾。強制引產，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失，時間也不長。上世紀80年代，一些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中規定「凡是計劃外懷孕的，必須採取人工流產或者引產手術。」也就是說胎兒不管幾個月了，都要流產，大月份就是強制引產，先在子宮內殺死胎兒，因為生出來就不能殺了。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樣的表述已經被刪除。又過了十年，2002年實施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推行計劃生育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法行政，文明執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才從法律意義上，禁止大月份引產。但實際上，直到2012年，仍有大月份胎兒被強制引產。
農業稅走了，低保來了。
現在，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會餓死，這是因為有低保制度。1999年9月底，中國668個城市和1638個縣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鎮已經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2002年，對城鎮下崗職工實行城市低保政策。到2006年，農村低保才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醫保和低保幾乎同時開始。醫保開始於1998年12月，到現在才26年。而且，這還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也就是說，有工作的人才有。覆蓋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要推遲到12年之後，從2010年才全國鋪開的，到現在才14年。
醫保和低保是民生底線的兜底網，民生的另一個大頭是教育。
現在很多人爭論時喜歡說：「都是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實際上，很可能，他對面的人並沒有機會享受到免費教育。九年義務教育，開始於1986年7月1日。但那時的義務教育，只是免除了學費，家長仍然要交學雜費，也就是書本、教學用具、班費等等。這個費用仍然導致了很多人失學。
那個時候，很多農村的學校，很早就要開始收下學期的學雜費。很多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會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被老師體罰，罰抄寫。直到20年後，也就是2006年，才實現了學費、雜費全免的義務教育，到現在，18年。
談到教育，現在很多人反對學英語，其實全民學英語的歷史也不長。建國後，中國主要以俄語作為第一外語。20世紀60年代以後，中蘇交惡後，開始選擇英語作為第一外語，特別是1983年以後，英語才在高考中同語文、數學等科目一樣同等對待。
隨著經濟發展，民生權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1994年以前，中國法定的勞動者每天工作時間八小時，每個星期要工作六天。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務活都放在周日干，那時流行這樣一個說法：「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1994年2月8日，《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發布，從當年的3月1日起，職工實行每天八小時，平均每周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也就是五天半，所以，將每兩周中的兩個半天休息時間調換為一天休息。這就是所謂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則只休星期日。
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進一步修改了工作時間，改為每周工作時間40小時，雙休制開始了。到如今，其實也才29年。只要比90後大，那麼在上班、上學中，都經歷過一周6天的辛苦。
休閒時間多了，人們就要到處走走。在1995年中國實施居民身份證制度之前，百姓出行辦事，住酒店，都是需要介紹信的。介紹信是一個人的通行證。然而，到單位、派出所開介紹信，必然要說自己要去哪裡，去做什麼，而身份證則不需要。所以，身份證制度，擴展了中國人的自由，到現在也才29年。是的，哪怕現在一個30歲的年輕人，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紹信的年代。
僅僅有身份證還不夠。
2003年3月17日晚，27歲的大學生孫志剛因未攜帶任何證件，在廣州一家網咖被當作「三無」人員，送至收容待遣所。20日凌晨，孫志剛被同病房8名被收治人員毆打，經搶救無效死亡，被媒體報導後，引發全國關注。從這一年的8月1日起，1982年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國務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
現在很多年輕人愛說，想走就走，帶上靈魂去流浪，去當三和大神。能過這種生活，不被打擾，不被抓走挖沙，也才21年。
有了身份證，不必擔心被收容，旅遊就興起了。以前人們多是借著出差走一走，到了1999年，開始有了五一和十一兩個黃金周，很大程度推動了旅遊業的發展，旅遊熱持續升溫，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距今，也才20多年。
人民不僅遊覽祖國的大好山河，還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從1994年開始，中國公民才可以因私出國，但需要申請護照、獲得審批，還必須參加旅行團。許多人參加團隊旅行，就是為了申領一本護照，方便以後出國。
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僅僅10天後，中國實行了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取消港澳游名額限制、擴大口岸簽證點等多項改革措施。它標誌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護照審批時代即將結束。又過了5年，到了2006年，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實現按需申領。王思聰曾嘲諷說，都2020年了，還有人沒出過國？但即便如他一樣有錢，想去倫敦餵鴿子，說走就走，也才18年光景
王思聰1988年出生，或許還知道票證。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憑票供應，糧票、糧本、油票、肉票、自行車票、酒票等等。年長的親身經歷過，年幼的多少聽說過，所有人都覺得，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但這個記憶並不準確。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中國才正式取消了糧票和油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
提到90後，前幾年網絡創業大潮席捲而來的時候，都喜歡捧90後，所謂的網際網路原住民，給人的感覺就是生在物質豐裕時代，長在技術爆發之中，從不知匱乏，所以敢於創新。這個集體記憶是不正確的，嚴格地說，他們仍然是票證一代。
物質逐漸從匱乏走向豐裕。2001年，別克賽歐正式上市，整個市場為之轟動，電視台爭相報導的場景歷歷在目，中國仿佛一夜之間進入了全民家轎的時代。伊蘭特、凱越等合資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納。買一輛車成為中國人的目標，也才23年。
物質豐富了，精神生活也更豐富了。
從1949年到1976年間，中國一直有進口影片上映，但除了影片交換等非商業性發行之外，是「買斷」發行，用來「買斷」國外影片的通行價格是2萬美元。這個價格很低，買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過很久的影片。
1994年。為改變電影市場的持續蕭條，時任中影公司總經理的吳孟辰向電影局提議以國際通行的票房分帳形式，進口最新的一流外國影片。當年年底，廣電部電影局就批准了這個建議，提出每年可以進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現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影片。
1994年11月中旬，第一部票房分帳形式發行的哈里遜·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在上海、天津、北京、鄭州、重慶、廣州6個城市進行了為期一周的首輪放映，觀眾人次達到了139萬，票房達到了2500萬，創造了進口大片的第一個票房奇蹟。當時幾部比較有名的電影至今仍是很多90後的童年記憶，比如，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基努李維斯的《生死時速》，動畫片《獅子王》。說起來，中國人可以較多的看外國電影也才30年。
這一切改變，都是源於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後的迅猛發展。在市場經濟改革中，GDP是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的概念了。從1952到1981年，中國採用的是蘇聯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體系。到了1985年，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MPS體系已經不能完全滿足需要，中國開始實行MPS體系與SNA體系並存。到了1993年，中國取消MPS體系，正式採用GDP。這個詞才出現在社會生活中。
採用GDP，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在MPS體系下，只有創造物質產品和增加產品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些物質生產行業包括：農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MPS不能反映改革開放後，發展起來的非物質服務業的情況，即金融保險、房地產、科學研究、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居民服務等行業。
MPS和GDP，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經濟虛實之辨的來源。顯然，這些非物質服務，對於人們的幸福生活至關重要。張五常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源於縣域競爭。某種程度上，1993年有了GDP之後，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地成為一種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績。
一切變化，都是因為改革開放，因為全球化。深化改革開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類，才能維持這種變化。
很多事，到現在為止，時間都不長，可卻恍若隔世，或許，那是因為我們太善於忘記，再或者，在回憶中把過去加上了美好的濾鏡。當一個人生下來，從他有記憶開始，他會覺得自己所過的生活是天經地義的。而當一個人老了，則會在記憶中重新構建、美化他的青春時代。於是，他們都對當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
好日子並不長，值得珍惜。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憶去美化過去，年輕人不要想著用過去的辦法解決現在自己的問題。一切都只有向前看，我們，我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才會有美好的未來。